想找一本这样的书：古希腊或是西方古代奴隶的书

《古希腊的妇女》

比较规范的史学专著通常应有关于个人选题的文献综述，简要说明问题的由来、发展和现状，自己打算从什么地方入手，解决哪些尚有争议或尚属空白的问题。《古希腊的妇女》一书严格遵循这一学术惯例。作者在序言中诚实地评述了已有的成果，交待了个人思路的某些来源，并不讳言自己参考借鉴了西方学者的一些看法。整个著作注释规范，书后附有全书参考过的中西文著述一览表，“后记”还坦诚地说明全书以作者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经过进一步扩展和修改。这是一种非常值得称道的职业态度。

作者在综述中指出，以往西方学者对古希腊妇女的社会地位的解释具有简单化的缺点，或者对古希腊妇女的地位持悲观看法，认为妇女深受社会歧视；或者对古希腊妇女的地位持乐观看法，认为受到足够的尊敬；或者持中立看法，认为既有歧视又有尊重。这种简单化、一般化的解释给作者的选题和立意留下了空间。作者的基本认识是对古希腊妇女的地位不能一概而论，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城邦、不同领域中的妇女地位有着较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是各邦不同文化传统的反映。在希腊文化史上，始终存在尊重妇女和歧视妇女的两种思想传统。《古希腊的妇女》一书正是沿着这一基本认识展开讨论的。

作者先从大处着眼，也就是从纵的方面扫视了古希腊人妇女观的衍变过程，起点放在荷马时代（公元前11－9世纪）。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因为之前的爱琴文明时代不仅残留的泥板文书过少，而且在零星史料基础上拼凑出来的该文明的特征与其后来的希腊文明相去甚远，似乎存在着文化的断裂，如同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关系一样。所以在追溯西方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源头的时候，人们总是追到荷马史诗那里。至于终点，则放在古典时代晚期，整个考察的编年范围在700年左右。作者通过对有关史料的分析，梳理出一条演变的线索，这就是作者在第一章结论中所说的：古希腊人的妇女观萌芽于荷马时代，发展于古风时代，成熟于古典时代。无论是尊重妇女还是歧视妇女的观念均起源于荷马时代，同当时过渡阶段的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然后条件变了，妇女地位也在变，从早期具有较大活动自由到晚期的男人附庸。作者特别指出她所考察的古希腊人的妇女观，其实是男性的妇女观，或者说是男性的话语。男性的妇女认识通过著述和舆论被妇女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所以作者强调“女人”实际是文化的产物。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作者无论是对雅典和斯巴达妇女地位的个案分析还是某个生活层面的妇女活动的探究，都在一直力求说明妇女的地位是古希腊社会多种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就使作者在封面副标题中所申明的“文化视域中的研究”的宗旨得到了体现。显然，这里的“文化视域”，是取广义的文化概念，其实就是传统表述中的“社会存在”，亦即“经济、政治、法律、意识、宗教、语言、社会制度、人们的行为模式和风俗习惯多种因素的综合”。
妇女地位在因时因地因势而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的妇女意识和地位。笔者对这种置换术语的形式主义做法不以为然。对于这样一部严肃朴实的著作，没有必要跟随摆弄术语的新风，关键在于是否有实在的内容。《古希腊的妇女》应该说已有货真价实的内容，而且整本书的事实陈述与价值陈述朴实无华，不一定非得粘上几个时髦的术语。况且“文化视域”易让熟悉小文化概念的读者摸不着头脑，笔者也是认真琢磨了一气之后才弄懂这一泛文化用意的。当然，这种做法无伤大雅，《古希腊的妇女》一书在分析社会存在条件与妇女地位的关系方面是十分成功的。

比如，众所周知，雅典公民妇女被民主制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但很少有人追问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因为在以夫权和男性为中心的古代社会，这似乎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不成问题的问题。但作者却以不怪为怪，把这一现象放到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加以考察，发现问题并不这样简单。雅典妇女恰恰在民主政治繁荣时期，社会地位比先前更为低下。她对此归纳出7点原因：1、雅典公民妇女经济上无权决定了她们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低下。这是一个普遍原因，所以人们常讲妇女只有经济上的解放才有其他方面的解放。但作者认为雅典公民妇女无经济权的程度更深，不仅无土地所有权、财产继承权，而且连个人嫁妆（现金形式）也无权支配。2、奴隶制和娼妓制的广泛存在。奴隶制使雅典公民妇女鄙视劳动，加大了妇女脱离生产、幽居在家的深度。而年轻漂亮的女奴和发达的卖淫业则引起雅典公民妻子与丈夫关系的冷淡。3、民主制的建立以牺牲妇女利益为代价。在民主政体建立之前，也就是在贵族寡头制下，男性公民同妇女的政治地位相近。建立民主政体之后，男性公民的政治地位上升，二者在政治上便拉开了距离。同时，为了缓和平民和贵族的矛盾，限制贵族势力，防止贵族借婚礼、葬礼显富，雅典严格限制陪嫁物品，使妇女出嫁后没有物质权益。结果对男性越民主，对女性就越不民主。4、雅典夫妻年龄的悬殊使女方处于不利地位。大男少女的婚姻习俗使双方缺乏共同语言，且丈夫对妻子的性忠诚十分担心，导致丈夫严格监督妻子，深化了对妇女的隔离。5、男女教育水平的差距。雅典社会舆论反对对妇女提供超出管理家务知识之外的教育，所以妇女往往同无知联系在一起，只好在各种事务上依赖丈夫。6、社会隔离使女性远离男性的世界。雅典妇女不仅被排除于经济、政治活动之外，而且被排斥出学术、体育、社交等公共活动之外，其活动空间仅限于家庭领域。7、同性恋的盛行。同性恋的环境使雅典妇女在男性眼中进一步贬值，对夫妻性关系更加冷淡，加重了妇女的困难处境。

这种娴熟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处理方法，是该书最为成功的地方之一。在作者笔下，无论是横向比较的雅典妇女和斯巴达妇女，还是纵向比较的不同时代的妇女，均有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有力衬托，都有一种比较合理的因果关系的连接。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古希腊妇女群像因此不仅生动具体，而且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原因也得到了适当的揭示。

从作者的层层分析中可以看出，说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妇女是男性社会的附庸，那仅是就一般而言，并不包括例外。比如，古埃及的妇女地位就在世界文明史上算是比较特殊的现象。一定时期或一定场合的古希腊的妇女地位，如希腊化时代的女权和斯巴达的女权便是一种另类。斯巴达妇女不仅在经济上享有充分的财产权，拥有全国近一半的地产，而且还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教育权以及相当大的户外活动权，同男子一样参与体育锻练、体育比赛、文艺演出、宗教仪式，甚至在政治上也具有很大影响力。至于希腊化时代的妇女，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很难说同男性有多大的差别。正因为如此，在政治层面，女性可以成为合法的最高统治者，与男性国王共治或独享最高权力。由此可见，史学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其法则、定律之类高度的概括只是在概率或统计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如果变为普适、绝对的东西，就要冒变为谬误的危险。

一本严肃认真的史著背后，总是隐含着作者坐冷板凳的功夫。从《古希腊的妇女》一书的后记中能看出，作者从选题、收集史料到完成20来万字的书稿大概用了6、7年的时间，这种慢功出细活的做法在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非常令人敬佩，也特别值得提倡。它再次体现了我国世界古代史领域目前存在的良好学风。近年来我国世界古代史领域陆续问世了一些颇为扎实的著作，如黄洋的《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1995年）、胡庆钧、廖学盛主编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1996年）、施治生、郭方主编的《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1998年）、杨共乐的《罗马社会经济研究》（1998年）、刘文鹏的《古埃及史》（2000年）等，显示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在不声不响中稳步前进的可喜局面。《古希腊的妇女》的出版为这个学科的进步做出了新的贡献。笔者向裔昭印博士祝贺，同时也想就个别问题谈些不同想法，以利作者的进一步思考。

或许因为笔者是男性，所以对女权主义者大力强调女人是后天形成的、生理上与男子差别不大的看法不敢苟同。作者在第一章开头便引用法国学者波伏娃在《第二性》一书中的类似提法，以说明书中的基本观点――女人完全是文化的产物。笔者以为，女人是文化的产物，但并不完全是文化的产物。男女生理上的差别就像当今中国男足和女足的差别（速度、力量、耐力、爆发力、技巧等差别）一样，一眼就能区别开来。由于女性同男性相对而言是某些生理功能上的弱者，所以在史前时代便自然地产生了男女之间的社会分工，如母亲哺育子女，留守营地，父亲出外狩猎以及负责对氏族部落的守护。这种简单的由生理差别而来的社会差别，实际上一直持续到现在。虽然目前所有社会工作男女均可胜任，但胜任的质量仍然是有差别的，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别。比如强体力劳动（冶金行业、建筑行业），需要较高身体条件的工作（战机驾驶员和宇航员），高危险性、特别需要敏捷和力量的职业（军队），就更适于男性。所以阴柔和阳刚的男女性征并非属于后天形成的文化，如同女性语言和形象思维能力一般较强和男性抽象思维能力一般较强一样，都是男女的天性使然。这也是为什么从最优秀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到最好的厨子和服装设计师大多是男性的缘故，也是重点高中的理科班女生少于男生的原因。所以我们应当区分什么是先天造成的社会差别和后天文化造成的社会差别。不能把现存的男女差别与基因、染色体、荷尔蒙完全隔绝开来。当然，男女之间的生理和心理差别是个很大的论题，非三言两语可罄，这里只是提出一种不同的观点而已。

《古希腊的妇女》在个别史料的解读和运用上也还存在改进的余地。比如作者同意弗拉塞列雷的结论，即“古典时期的丈夫和妻子几乎没有亲密的关系和理性的交流，甚至没有真正的爱。”随后提出个人的观点：“雅典的丈夫和妻子之间缺乏共同的语言和爱情”，“性生活也不和谐”，夫妻关系“时常处于紧张状态”，“只是丈夫的生育工具和家庭的管理和守护者”等等，
并列举出一些史料作为论据。在笔者看来，下这种覆盖面很大的断言（整个雅典的丈夫和妻子）要有足够的样本，仅靠个别古典作家的记载是远远不够的。在此类需广泛概括的场合，我们还是多用一些不确定的表述（如多半有可能、大体说来之类）更保险一点。因为很难想像，3、4万雅典公民会时常生活在没有爱情、夫妻关系紧张的家庭当中。对于散居在中远郊农村里的广大第三、四等级的小农，尤其是第四等级的少地无地小农，丈夫的性冷淡因素其实是不存在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生存问题尚且没有完全解决，哪里有纳妾嫖妓、玩弄女奴的条件？他们同一切夫权、父权制社会中的男子一样，虽然拥有支配妻子的权力（但在希腊夫权是相对有限的，如不能卖妻子儿女），但平时他的妻子仍然是与他同甘苦、共患难的最亲爱的伴侣。苏格拉底怕老婆的故事说明妇女在古典时代的家庭中也不都是受气的对象。在笔者看来，古典作家作品中部分关于夫妻关系紧张的描述即使不是文学的虚构，也主要是贵族精英们生活的典型写照。即使是贵族精英，夫妻感情笃厚的例子也不乏见。以作者所举伯利克里与名妓阿斯帕西亚的关系为例，恰与作者本来要说明的问题相反。伯利克里因与前妻婚姻关系不睦，遂协议离婚（并非如作者说是“遗弃了自己原先的妻子”），而与他衷情的阿斯帕西亚结为夫妇，且婚后相敬如宾。

关于雅典人家庭一般存在爱情生活这一点，只要举出梭伦改革婚俗的例子就足够了。梭伦厌恶买卖婚姻，在改革中特别提出“男女结合应该只是为了爱情的欢乐和生儿育女。”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希腊人的传统，普鲁塔克在《梭伦传》中援引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的话作为旁证。狄奥尼修斯的母亲在他成为僭主后要求准许她嫁给她的情人，其子的回答却是：“虽然他因成为僭主而破坏了法律，但他不能因准许年龄不合的人结婚而破坏自然法。所以，我们的城邦是不允许这种非正常的事情发生的，也不允许年龄不相称的和没有爱情的婚姻。”
这里的“城邦”在原文中是复数，意味对无爱情婚姻的否定乃是希腊城邦普遍的原则。当然，以上纰漏无伤大雅，还是前面的话，《古希腊的妇女》是我国史学工作史所写的一本难得的外国妇女史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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