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造成唐朝藩镇割据的祸首吗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自此唐朝由盛而衰陷入长达150多年的混乱局面，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是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而河朔三镇与中央政府的权利博弈则是重中之重。
唐朝初期，在军制上，沿用北周宇文泰所创立的府兵制，侧重于地方军力。更为要命的是：唐玄宗时期，设立十个节度使，分别驻守全国地方边境，以河东节度使势力最大，也是地方最大的造反力量。这就造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这种状态对平定边患是大有用处，可一但发生内乱将很难调兵平叛了。
唐朝初年，为巩固中央集权，保卫边疆，实行府兵制。府兵一般征自“高赀多丁”之家，分给其土地，定期卫戍京师或守御边疆。在内地或边境重镇设置大都督，统兵驻守。后来，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农民失掉土地逃亡，兵源发生了问题；加上征战频繁，府兵不能按时轮换，长期服孔，家中不能免去征徭，因此大批逃亡。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统治者被迫改为“募兵制”，召募兵士宿卫，在边将统率下从事屯垦。在边境统兵的将官称为“节度使”。
“节度使”最初只掌兵权，后因统兵作战需要，兼管地方行政和财政。节度使权力无限扩大，“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成为大军阀。唐玄宗时期，节度使已有十个，他们各掌握一州或几州的军、政、财权，使中央政府越来越无力控制。

以唐玄宗为首的贵族官僚，营私舞弊，不问政事，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把朝廷外事推给权相李林甫、杨国忠去应付，内事交付宦官高力士。李林甫专权自恣，排斥异己。杨国忠到处搜刮，广受贿赂。统治集团的腐败，给安史叛乱造成可乘之机。
身兼范阳（今北京西南）、河东（今山西太原）、平卢（今辽宁锦州西）三镇的节度使安禄山，是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市附近）人，他为人狡诈，善逢迎，因请求做杨贵妃养子，很得玄宗的欢心，并取得信任，官运亨通，是势力最大的军阀。他看到唐玄宗荒淫昏乱，内地防卫力量薄弱，“取而代之”的野心膨胀起来。在表面上，他经常到首都长安，装得对朝廷极其恭顺，骗得唐玄宗的宠信，而在背后却暗自在河北老巢积蓄力量。在范阳城北建筑雄武城，广招兵马；又利用民族矛盾，大搞分裂活动。经过十年左右的准备，于755年11月，安禄山串通部将史思明，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率十五万兵南下反唐。
当时，海内承平日久，百姓多年未见战乱，突然听说叛乱爆发，远近震骇。叛军所过州县，无敢拒之者。甚至士卒登城，听到敌人的鼓角声，竟吓得纷纷坠落城下。唐朝廷急忙命封常清、高仙芝招收市并无赖之徒，前往阻挡，结果二人兵败身亡。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
756年6月，潼关失守。唐玄宗伙同杨国忠以及杨氏弟兄姊妹，西奔四川。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军士鼓躁不进，杀死杨国忠，杨贵妃也被迫吊死。
安史叛军烧杀掳掠，遭到沿途老百姓和部分唐政府军的反对，“河朔之民苦贼暴，所至屯结，多至两万人，少者万人，各为营以拒贼。”唐朝地方官吏和将领颜杲卿、张巡、鲁炅都进行了有效的抵抗。在广大人民群众和唐朝部分将吏的抗击下，安史叛军受到挫折，内部矛盾重重。此时，唐玄宗的儿子李亨在灵武即位，这就是唐肃宗。他任用郭子仪等大将，集合西北各路军队，依靠淮南、江南雄厚财力、物力，并向回纥等少数民族借兵，准备平乱。
757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唐军乘机收复长安、洛阳等地。唐军因缺乏统一指挥，加上粮食供应不足，士气低落。759年，史思明率十三万人进攻，结果唐军大败。史思明在邺城（河南安阳市）取胜后杀了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
接着，又攻陷洛阳。后史朝义杀死其父史思明。762年，唐军再次收回洛阳，史朝义出逃中被迫自杀，其部下将领全部投降。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告结束。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在战争中，人民群众特别是黄河中下游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北方经济受到很大破坏。“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出现了千里萧条，人烟断绝的惨景。社会阶级矛盾加深了。同时，唐朝中央的力量削弱了，各地出现了四十多个大小军阀，形成了方镇割据的局面。
在节度使管辖的地区，唐朝中央政府既不能任免官吏、征收赋税,又不能调动军队。节度使的职位,或者父子相袭，或者部将相继。他们手握重兵，互相攻伐，对唐朝中央集权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安史之乱既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斗争，更不是敌对阶级之间的较量，而是一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所以广大人民群从对这场战争是厌恶的。安史之乱集团是一股分裂割据的反动势力，是发动战争的祸首，更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

安史之乱以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死亡结束，然而唐朝并没能把叛军彻底消灭。为了安抚投降的安史旧部，唐代宗将李宝臣、田承嗣、李怀仙分别封为成德、魏博、卢龙节度使。然而河朔三镇名义上归属朝廷，实际上并不服从中央，官吏自己任命，财赋也不上交中央，招兵买马，逐渐形成地方割据。朝廷无礼过问，只能采取姑息政策，致使藩镇越做越大。
为了应对河朔三镇，唐朝在中原地区设置众多藩镇，防止河朔三镇的扩张和反叛，同时保护东南财赋可以来供给中央。张国刚在《唐代藩镇研究中》中精辟地将唐代的藩镇分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以及东南财源型藩镇四大类别。不同藩镇相互制约，而依靠藩镇之间的平衡维系着唐王朝的相对稳定，虽然各个藩镇之间冲突不断，但是一直没再有安史之乱那样大动乱发生。
如果我们向前追溯历史，会发现自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后，关中和山东对峙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后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北齐和北周征战多年，直到隋文帝杨坚取北周自立，短暂统一中国后，隋末天下动乱，李唐又与河北窦建德争霸天下，隋唐以关陇贵族为根基，向来与山东士族并不和睦。
因为民间基础不稳，再加上安史之乱后，唐代中央权威旁落，中央政府的姑息政策致使河朔藩镇逐渐做大。尤其是魏博的田承嗣，自身出身门第不高，为了加强军事实力，从底层军人中提拔亲信，逐步形成牙将集团。牙将集团发展到最后以至于地方节度使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进而形成牢固的地方职业军人利益集团。一旦有违背地方集团的利益，马上就起来反叛。
然而这个利益军团虽然实力强大，但是眼光多局限在地方利益上，自身对于并没有很野心取唐王朝而代之，他们更多地集中在维护地方自身利益上，逐步形成相对保持的地方势力，当然藩镇和藩镇之间的彼此制约也限制了一方藩镇的做大。
直到朱温等新式军阀出现，有野心也有势力，打破藩镇之间的均衡，取代唐王朝，建立后梁。又经历五代十国几十年时间，才逐步将河朔三镇的地方势力消磨殆尽。

【藩镇割据】
唐代藩镇割据的形势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唐代宗初年到德宗末年（762—805年），是割据形势发展时期。763年，安史之乱以史朝义自缢，其党羽纷纷投降唐朝而告结束。
但朝廷无力彻底消灭这些势力，便以赏功为名，授以节度使称号，由其分统原安史所占之地。计有李怀仙为卢龙（又名幽州或范阳，今北京）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东北部；李宝臣为成德（又名镇冀或恒冀，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中部；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大名北)节度使，统治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薛蒿为相卫（今河南安阳）节度使，统治今河北西南部及山丁、河南各一部，共四镇。其后相卫为田承嗣所并，则成为三镇，即河北三镇。这三镇名虽服从朝廷，实则独立。军中主帅，或父子相承，或由大将代立，朝廷无法过问。与此同时，淄青（又名平卢，今山东益都）镇大将李正已逐节度使侯希逸，唐亦授予节度使称号，统治今山东地区，世袭相承达三代四人。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梁崇义也实行割据，统治达十九年。781年，梁崇义被消灭，782年，淮西（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据镇反叛，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称王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使抗拒中央。唐德宗调集淮西邻道兵攻讨李希烈，诸道兵都观望不前。783年,又调泾原（今甘肃泾川北）兵东援，十月，该军发生叛乱，拥立留居长安的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秦帝。德宗出奉天（今陕西乾县）。784年正月,李希烈称楚帝，改元武成。二月，入援朝廷的朔方（今宁夏灵武）节度使李怀光也叛乱，德宗又奔梁州（今陕西汉中），唐朝政权处于极危险的境地。同年六月，平定了朱泚，785年八月平定李怀光，786年四月李希烈为部将所杀，河北、山东四镇表示重新服从中央，表面上又归统一。但德宗经过这些恐慌之后，转为推行姑息政策，求得暂时安定。
第二阶段从唐宪宗永贞元年至元和末年(805—820年),是讨伐叛镇的时期。
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唐宪宗即位，他开始执行削藩政策。806年，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刘辟求兼领三川，因朝廷不许，就发兵攻击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宪宗即派高崇文统率神策军出征，很快平定。同年，还平定夏绥节度使杨惠琳的叛乱。次年，镇海（又名浙西，今江苏镇江）节度使李锜叛变，宪宗调邻道兵征讨，李锜被部将所杀。这几次平叛的胜利，使宪宗及主战派大臣增强了信心。809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承宗自为留后，宪宗以宦官吐突承璀领兵讨伐，没有取得胜利，只得暂时妥协，承认承宗继位。812年，魏博节度使田李安死，子从谏年幼继位，军中推立大将田兴（后改名弘正），田兴表示服从中央，遵守法令，申报户籍，请朝廷任命管内地方官，送从谏入京。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中出现了一个突破口。淮西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所杀后，吴少诚又杀陈仙奇，仍割据自雄，吴少阳继位。元和九年(814年)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在对淮西镇的处置上，朝中大臣分为主战、主抚两派。宪宗主战，征集邻道军队围攻淮西。淄青、成德两镇暗中支持淮西，派人焚烧河阴转远仓，刺杀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企图阻止朝廷进攻，但宪宗没有动摇，以裴度为相，坚持平叛。这是藩镇势力和唐朝中央的一次大决战。由于平叛军队中有不少将领迁延观望，作战无力，战争拖了四年。宰相裴度亲临前线督师，817年10月,唐邓节度使李愬雪夜袭克蔡州，擒吴元济，取得最后胜利。次年宪宗又发兵攻淄青，819年2月，淄青将刘悟杀节度使李师道降唐。于是成德王承宗、卢龙刘縂相继自请离镇入朝，朝廷另委节度使，长期割据的局面似乎都解决了。
第三阶段从唐穆宗初年至唐懿宗末年（821—872年），是藩镇复活并延续的时期。
宪宗伐叛所创下的新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长期战争，中央府库的积蓄已经枯竭，宪宗晚年任用聚敛之臣，遭到百姓怨恨；新的统一局面，也使大臣们思想麻痹。宪宗死，穆宗即位后，“销兵”（即裁减兵员）的主张盛行一时。销兵虽可节省财政开支，但被裁的士卒无可靠生计，却是一个乱源。河北三镇的将士几十年不识中央委派的官吏，如今看到的，却是一些趾高气扬，把河北士兵视为降虏的昏庸骄奢的人物。
821年卢龙首先发生兵乱，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接着，成德军将又杀自魏博移镇成德的节度使田弘正（即田兴），朝廷命裴度统兵讨伐，又命魏博节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出兵助讨成德，但将士不肯出力，要求田布行河朔故事（即恢复独立状态），后田布自杀。于是“河北三镇”又脱离了中央控制，被裁士卒，纷纷投奔其下。新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实行原先的旧传统。裴度的讨伐军无功而还。朝廷因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实。经此，唐朝中央再也没有恢复河北的打算。在唐朝尚能控制的区域，也出现割据者，如徐州（今属江苏）大将王智兴逐节度使崔群，自领军务，朝廷即授以节镇。泽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悟擅囚监军使刘承偕，朝廷无可奈何，宣布流放刘承偕，刘悟才将其释放。
后来刘悟子孙三代据有泽潞。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李德裕主持平定了泽潞。这次被称为“会昌伐叛”的胜利，对稳定中央直接控制地区起了积极作用。总之，第三阶段中，藩镇有所复活并发展，不过程度不如第一阶段之甚。在这段时间内，不论是在唐朝控制的地区，还是藩镇割据的地区，都经常发生牙将逐帅的事件。这是藩镇割据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是权力下移的象征。
第四阶段从唐僖宗乾符二年至唐亡(75—907年)，是藩镇相互兼并的时期。
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唐朝虽然征集各镇士兵围剿，并委任都统、副都统为统帅，实际上指挥并不统一。许多节镇利用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攻入长安后，唐朝中央政权实际已经瓦解，这时在全国逐渐出现了许多割据势力，有的原是唐朝的节度使(如高骈)；有的则是自己形成一个武装集团之后，被唐朝授予节度使(如杨行密、董昌、钱镠)。这样，割据的藩镇就空前增多。农民起义军失败后，这些藩镇立即转入相互兼并的战争中，数十年战争不断，几乎遍及全国。天祐四年(907年),名义上的中央朝廷也被藩镇之一朱温夺去了，历史终于演变为五代十国，成为唐代藩镇割据的延续。直到北宋统一，才结束了这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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