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明朝建立后,规定军队的编制采用卫所制。朱元璋渡江后,随着军队的不断扩大,编制不一,将校的称呼极为混乱。后来,他下令进行整顿,立部伍法,规定“有兵五千者为指挥,满千者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建立明朝后,刘基在这一基础上,奏立军卫法。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抵以5600人为l卫,1120人为1千户所,112人为l百户所。百户所下设2个总旗,每个总旗下设5个小旗,每个小旗有军士10人,“大小联比以成军”。全国的军队均按此制编入卫所,由小旗、总旗、百户、千户、卫指挥使率领。每个卫所驻地固定,军士皆有定数,将官设置亦有定例。各个卫所官兵分别隶属于所在地方的都指挥使司,再上辖于中央的五军都督府。
据《明史·兵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平定后,明朝共设17个都司、1个留守司,有内外卫所329个和守御千户所65个,军队兵额约有180余万。永乐时期,有所增改,都司增为21个,留守司2个,内外卫所增至493个,守御千户所359个,兵额也增至270余万。后来,军额又不断扩增,最高时除锦衣卫等不计外,共有额军313.83万名。洪武时的军队,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从征”,指原先参加朱元璋起义军的“诸将所部兵”;“归附”,指先后投降的元朝军队和其他队伍,即所谓“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指因“罪”被罚充军卒的;“垛集一,指被强制抑配为军的,具体办法是将民户每3家编为l垛,其中l户充役(正户),2户帮贴资助(贴户),后改“令正军、贴户更代充役”;元代军户,洪武二年规定:“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元代的军户在明代仍然是军户,必须继续充役。
为保证卫所的兵源,明朝实行世兵制,规定卫所军士和武官全部世袭,只有五府官及都司官为流官,由世职卫所官及武举选授。为此,明政府将军民严格分籍,卫所军及武官皆入军籍,称为军户,属都督府管辖,不受地方行政官吏的约束。军户优免1丁差徭,但需固定承担兵役,父死子继,世代为军,并随军屯戍,住在指定的卫所。若军户逃亡或全家死绝,由政府派员到原籍勾补亲族或贴户顶替,称为“勾军”或“清军”。
世兵制下的卫所军卒,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一人为军,全家便世代不能脱离军籍,而且与罪徒为伍,社会地位很低。他们需自备弓甲“胖袄”和入伍路费,“月粮”又十分低微,加上军官的克扣、虐待和役使,生活非常困苦。因此,匿籍逃亡的现象不断发生,致使卫所军队缺额。明中叶以后,作为卫所制经济支柱的军屯遭到破坏,军卒因月粮衣食没有保障而大批逃亡,世兵制逐渐走向崩溃,卫所制度也日趋废弛,明朝的军事力量因而不断削弱。到万历末年,全国兵额只剩下“一百一十六万有余”。
为了补充兵源的不足,明政府又实行募兵制。募兵曾是朱元璋起兵时扩大其军队的一个重要途径,明朝建立后因实行世兵制,虽也断断续续采用过,但规模都不大。明中期以后,由于边境形势紧张,兵力不敷,又开始大规模募兵。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后,曾“令各处召募民壮,就令本地官司统领操练,遇警调用”,京师也“募四方丁壮,隶勇敢营”。到嘉靖年问,为了对付日益加剧的边患,明政府更把募兵制广泛推向全国,并积极鼓励各地武官从事召募,“视其所召多寡而轻重其赏”,募兵的数量于是迅速增加,成为明朝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招募的士兵是种雇佣兵,不入军籍,不世袭,无须终身服役,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削弱。他们的待遇也比卫所军优厚,除免本身各差役,并享受比卫所军多的月粮,还可以得到一笔相当数量的安家银、盔甲器械银和鞍马银,一人应募,一家可资以养。募兵以营为单位编组训练,由具体负责召募的将领统帅出征,兵将相习,聚族不离。因此召募之兵的战斗力比卫所军大大加强,到明朝后期成为明军的战斗主力,“兵御敌而军坐守一”,卫所军主守或主屯,而由募兵负责征战了。
明代的募兵,在嘉靖以前,一部分归地方官府管辖,一部分由卫所代管。嘉靖以后,在原来镇戍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营伍制,募兵便实行独立的编制。召募来的士兵,一般都编入营伍,按伍、什、队、哨、总、营的形式编制,由伍长、什长、队长、哨官、把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副总兵、总兵统辖,再上辖于兵部。营伍设置及人数没有统一的规制,视需要而定,一般而言从总兵到把总,所领之兵皆可独立为营。营官亦无定员,以需要而定。营兵服役期限一般都不长,战时召募入伍,事毕汰兵去营。一般皆随战事调发,亦无固定住地。这样,就在原有的卫所制之外,出现了营伍制这一新的军事组织形式,二者同时并存,“呼卫者日军,而募者日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