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鲁迅文章特点
鲁迅的杂文是有极强烈的战斗性的,这种战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表现出来,它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的和谐统一。鲁迅说,杂文必须“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①又说: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②。鲁迅总是在首先强调杂文的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也强调它的艺术感染力,强调它必须通过生活的形象和语言的魅力给读者以艺术的享受。自然,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决不是抚慰和麻痹,而“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它是统一于战斗也是为了战斗的。所以这跟艺术至上主义者强调的所谓艺术,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鲁迅对杂文提出了卓越的观点,这是他长期的创作实践的概括,他的全部杂文完美地体现了这些观点。下面,我们将着重分析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方法。
杂文是政论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它要求一种逻辑力量。但鲁迅的杂文却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针见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这是因为它总是在最要害的地方揭示问题的本质,表现出鲜明、肯定、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这是鲁迅杂文的一个首要的特征。
鲁迅杂文的论辩的过程,它的达到结论的过程,常常是集中力量揭露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使问题得到异常彻底的解决。毛泽东同志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①鲁迅正是擅长这种分析的高手,因此他的论辩就能制强敌于死命。如梁实秋曾经狡称自己不知道“主子是谁”,说他不是资本家的走狗。鲁迅从阶级论的思想出发,深刻地认识走狗行为的实质,是为整个阶级效劳的,而不是为个别的资本家,所以梁实秋不知“主子是谁”的哀鸣,正是一个可以抓取的要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他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他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梁实秋既然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他发现梁实秋这条“文艺”走狗,在论战中已经理屈词穷,只能借国民党的反动暴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所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②又如,有人曾比较“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和“此生或彼生”两个句子,证明文言简明“省力”,优于白话。鲁迅即以同一例子反驳说:此生或彼生“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因此白话虽然用字较多,但意思准确,一看就清楚,“其省力为何如?”① 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时它就是一种生活现象,为人们所耳闻目见,但不为人们所重视。鲁迅善于捕捉这种现象,加以点染、剖析,使它格外鲜明,引人注意。比方,有这么一种人,天天口里说着白话,运用自如,并不觉得鄙俗可笑,现在却以“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晒”为理由,来反对白话文。这本来就是一种矛盾的现象,鲁迅把它写出来,加以描绘,提高,立刻显出这种人的真面目:“现在的屠杀者”。因为他们不要现在,却抱住僵尸呻吟。有些人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不置一词,却拼命在少年刊物上宣传岳飞、文天祥的故事。鲁迅抓住这个矛盾,尖锐地指出,这两位对于少年未免迂远一点,因为大敌正当头。“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②。并以“登错的文章”作为题目,有力地讽刺了这种现象。 矛盾的社会现象,有时并不集中在一个事物上,而是以分散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容易为人们所忽视,这就特别需要作家的集中和概括。鲁迅善于发现这种现象,从它们的对照中来揭露社会生活的矛盾。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里,他概括了两种对立的现象。一方面是统治者在宣扬孔教,演奏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意在粉饰升平;另一方面则是干旱成灾,乡民争汲井水,有人竟遭殴毙。鲁迅抓住了这两种现象,对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这就深刻地揭露了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有力地撕下了统治者粉饰升平的幕布。在前节提到的《新秋杂识(二)》里,鲁迅也抓住了当时社会不救活人救鬼魂,不救国土救月亮的怪现象,深刻地揭露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是国民党反动派不准人民抗日救国。由于作者所抓取的是尖锐对立的现象,在表现方法上又特别强调它的对立面,这就赋予它以十分鲜明、强烈的逻辑力量,使读者感到由衷的信服。
揭露事物矛盾,是逻辑思维的重要任务,也是有关杂文说服力的关键问题。鲁迅在这方面的劳动是十分辛勤的,他揭露矛盾的方法多种多样,莫不随对象的不同而变化。对于一些隐秘而复杂的矛盾,他有时并不急于作出结论,而是经过细致的思考、分析、描述来达到结论;有时则用层层深入地解剖事物真象的方法,让读者从论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领会到一个结论,而自己并不在字面上明白写出。如《论秦理斋夫人事》一文,论述自杀者为什么自杀,就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
鲁迅前期的杂文,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①这是鲁迅后期杂文精髓之所在。比如,关于旧形式的采用,这是一个曾经多次讨论过的问题,但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鲁迅是主张采用,主张推陈出新的。他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这“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②这反对了两种片面性,即全盘否定和全盘照搬,而坚持了唯物辩证法——从新旧形式的对立统一中,来科学地阐明问题。上面举过的“此生或彼生”等例子,同样是辩证法的胜利,它有力地反驳了片面性的观点。
鲁迅的运用逻辑思维来揭露事物的矛盾时,经常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用那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画家。毛泽东同志在赞扬鲁迅杂文的战斗性的同时,也精确地指出它的形象性的特点。尽管他写的是一时一地的事情,画的是一人一物的面貌,但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由于他“砭锢弊常取类型”,他所描绘的形象,不仅生动、鲜明,而且概括性强。这是鲁迅杂文的另一特色。
比起其他文学形式来,杂文的形象创造不是通过行动和对话来刻画完整的人物性格,它“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它的方法是多样化的,可以利用比喻、故事,也可以根据对象特点直接描绘。鲁迅在这方面的笔力,就像名画师的速写,寥寥几笔,然而逼真,传神。他抓住对象特点描绘出来的形象,经常给予读者以永不磨灭的印象。例如他根据帮闲文人的行径,维妙维肖地勾画了二丑的嘴脸。这是一种扮演公子的拳师或清客的角色。“他有点上等人模样,……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①鲁迅还深刻地指出,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这是一种勾魂摄魄的艺术,不仅鲜明、深刻,而且具有典型的意义。《爬和撞》描绘了这样的形象:人们在拚命地往上爬,然而爬的人多,拥挤不堪,于是就“撞”——投机冒险。撞好了,自己就发财显贵。撞不好,至多不过摔在地上,仍旧可以爬。这样,爬了来撞,撞不好再爬。鲁迅就是这样以活灵活现的形象,概括了当时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概括了某些人的全部人生哲学和经历。他描绘“西崽相”,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刻画生在阶级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是“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都是形象逼真,语言凝炼而幽默。
鲁迅还经常运用书本或自己创造的故事来构成形象,表达思想。由于不是虚假的杜撰,而是从真实的生活感受出发,故事里渗透着个人深切的体验,所以莫不栩栩如生,发人深思。《立论》②里描写一个人家生了男孩,满月时请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做官的,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这故事内容很简单,似乎是个笑话,它是这么生动、有趣,但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要“既不谎人,也不遭打”,该说些什么呢?这正是一个战斗的现实主义作家的隐痛,因为在自欺欺人的旧社会里,确实是难于说真话的。
运用譬喻等手法,造成鲜明的形象,用形象来说明问题,这是杂文的评论性所决定的。鲁迅的杂文有许多这类成功的范例。如对保存“国粹”的批判,他先解释“国粹”,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但这未必就是好。接着就说:“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①有拟之于虫兽的,如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②这个形象,由于它的高度概括性,已经走入生活,成为人们喜欢采用的普通名词。此外如把脱离社会培养的天才,比作离开泥土的一碟子绿豆芽,把封建社会比作僵尸等,都是富有表现力的确切的譬喻。
这种形象化手法,被用来表现复杂而深刻的思想,特别能够显示它的强大生命力,显示鲁迅的艺术创造性。在《朋友》里,作者为我们讲述这样两件事:小朋友最喜欢看变戏法,待到自己学会时,便索然无味;类似的情况是看电影,等到明白了影片的制造法,知道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从此便不以电影为神奇,处处留心它的破绽,自己感到无聊,反而后悔去看说明隐秘的书。这是十分平常、简单的事,作者让你思索它的含义,接着便把你引导去面向当时的一个生活真理:“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要用概念推理的办法来写,那真不知要说多少话,恐怕也难于说清楚,现在从生活出发,只写了那么两件事,互相印证说明,读者便完全给说服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灯下漫笔》。作者从钞票贬值折价换成现银,反而沾沾自喜的心情,一下子联想到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喜欢,从而反映了有关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一个大主题。这种表现方法平易近人,它使一个抽象深奥的思想,十分容易地为读者所接受。
鲁迅的杂文是有极强烈的战斗性的,这种战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表现出来,它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的和谐统一。鲁迅说,杂文必须“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①又说: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②。鲁迅总是在首先强调杂文的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也强调它的艺术感染力,强调它必须通过生活的形象和语言的魅力给读者以艺术的享受。自然,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决不是抚慰和麻痹,而“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它是统一于战斗也是为了战斗的。所以这跟艺术至上主义者强调的所谓艺术,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鲁迅对杂文提出了卓越的观点,这是他长期的创作实践的概括,他的全部杂文完美地体现了这些观点。下面,我们将着重分析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方法。
杂文是政论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它要求一种逻辑力量。但鲁迅的杂文却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针见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这是因为它总是在最要害的地方揭示问题的本质,表现出鲜明、肯定、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这是鲁迅杂文的一个首要的特征。
鲁迅杂文的论辩的过程,它的达到结论的过程,常常是集中力量揭露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使问题得到异常彻底的解决。毛泽东同志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①鲁迅正是擅长这种分析的高手,因此他的论辩就能制强敌于死命。如梁实秋曾经狡称自己不知道“主子是谁”,说他不是资本家的走狗。鲁迅从阶级论的思想出发,深刻地认识走狗行为的实质,是为整个阶级效劳的,而不是为个别的资本家,所以梁实秋不知“主子是谁”的哀鸣,正是一个可以抓取的要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他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他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梁实秋既然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他发现梁实秋这条“文艺”走狗,在论战中已经理屈词穷,只能借国民党的反动暴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所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②又如,有人曾比较“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和“此生或彼生”两个句子,证明文言简明“省力”,优于白话。鲁迅即以同一例子反驳说:此生或彼生“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因此白话虽然用字较多,但意思准确,一看就清楚,“其省力为何如?”① 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时它就是一种生活现象,为人们所耳闻目见,但不为人们所重视。鲁迅善于捕捉这种现象,加以点染、剖析,使它格外鲜明,引人注意。比方,有这么一种人,天天口里说着白话,运用自如,并不觉得鄙俗可笑,现在却以“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晒”为理由,来反对白话文。这本来就是一种矛盾的现象,鲁迅把它写出来,加以描绘,提高,立刻显出这种人的真面目:“现在的屠杀者”。因为他们不要现在,却抱住僵尸呻吟。有些人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不置一词,却拼命在少年刊物上宣传岳飞、文天祥的故事。鲁迅抓住这个矛盾,尖锐地指出,这两位对于少年未免迂远一点,因为大敌正当头。“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②。并以“登错的文章”作为题目,有力地讽刺了这种现象。 矛盾的社会现象,有时并不集中在一个事物上,而是以分散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容易为人们所忽视,这就特别需要作家的集中和概括。鲁迅善于发现这种现象,从它们的对照中来揭露社会生活的矛盾。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里,他概括了两种对立的现象。一方面是统治者在宣扬孔教,演奏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意在粉饰升平;另一方面则是干旱成灾,乡民争汲井水,有人竟遭殴毙。鲁迅抓住了这两种现象,对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这就深刻地揭露了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有力地撕下了统治者粉饰升平的幕布。在前节提到的《新秋杂识(二)》里,鲁迅也抓住了当时社会不救活人救鬼魂,不救国土救月亮的怪现象,深刻地揭露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是国民党反动派不准人民抗日救国。由于作者所抓取的是尖锐对立的现象,在表现方法上又特别强调它的对立面,这就赋予它以十分鲜明、强烈的逻辑力量,使读者感到由衷的信服。
揭露事物矛盾,是逻辑思维的重要任务,也是有关杂文说服力的关键问题。鲁迅在这方面的劳动是十分辛勤的,他揭露矛盾的方法多种多样,莫不随对象的不同而变化。对于一些隐秘而复杂的矛盾,他有时并不急于作出结论,而是经过细致的思考、分析、描述来达到结论;有时则用层层深入地解剖事物真象的方法,让读者从论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领会到一个结论,而自己并不在字面上明白写出。如《论秦理斋夫人事》一文,论述自杀者为什么自杀,就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
鲁迅前期的杂文,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①这是鲁迅后期杂文精髓之所在。比如,关于旧形式的采用,这是一个曾经多次讨论过的问题,但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鲁迅是主张采用,主张推陈出新的。他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这“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②这反对了两种片面性,即全盘否定和全盘照搬,而坚持了唯物辩证法——从新旧形式的对立统一中,来科学地阐明问题。上面举过的“此生或彼生”等例子,同样是辩证法的胜利,它有力地反驳了片面性的观点。
鲁迅的运用逻辑思维来揭露事物的矛盾时,经常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用那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画家。毛泽东同志在赞扬鲁迅杂文的战斗性的同时,也精确地指出它的形象性的特点。尽管他写的是一时一地的事情,画的是一人一物的面貌,但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由于他“砭锢弊常取类型”,他所描绘的形象,不仅生动、鲜明,而且概括性强。这是鲁迅杂文的另一特色。
比起其他文学形式来,杂文的形象创造不是通过行动和对话来刻画完整的人物性格,它“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它的方法是多样化的,可以利用比喻、故事,也可以根据对象特点直接描绘。鲁迅在这方面的笔力,就像名画师的速写,寥寥几笔,然而逼真,传神。他抓住对象特点描绘出来的形象,经常给予读者以永不磨灭的印象。例如他根据帮闲文人的行径,维妙维肖地勾画了二丑的嘴脸。这是一种扮演公子的拳师或清客的角色。“他有点上等人模样,……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①鲁迅还深刻地指出,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这是一种勾魂摄魄的艺术,不仅鲜明、深刻,而且具有典型的意义。《爬和撞》描绘了这样的形象:人们在拚命地往上爬,然而爬的人多,拥挤不堪,于是就“撞”——投机冒险。撞好了,自己就发财显贵。撞不好,至多不过摔在地上,仍旧可以爬。这样,爬了来撞,撞不好再爬。鲁迅就是这样以活灵活现的形象,概括了当时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概括了某些人的全部人生哲学和经历。他描绘“西崽相”,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刻画生在阶级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是“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都是形象逼真,语言凝炼而幽默。
鲁迅还经常运用书本或自己创造的故事来构成形象,表达思想。由于不是虚假的杜撰,而是从真实的生活感受出发,故事里渗透着个人深切的体验,所以莫不栩栩如生,发人深思。《立论》②里描写一个人家生了男孩,满月时请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做官的,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这故事内容很简单,似乎是个笑话,它是这么生动、有趣,但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要“既不谎人,也不遭打”,该说些什么呢?这正是一个战斗的现实主义作家的隐痛,因为在自欺欺人的旧社会里,确实是难于说真话的。
运用譬喻等手法,造成鲜明的形象,用形象来说明问题,这是杂文的评论性所决定的。鲁迅的杂文有许多这类成功的范例。如对保存“国粹”的批判,他先解释“国粹”,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但这未必就是好。接着就说:“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①有拟之于虫兽的,如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②这个形象,由于它的高度概括性,已经走入生活,成为人们喜欢采用的普通名词。此外如把脱离社会培养的天才,比作离开泥土的一碟子绿豆芽,把封建社会比作僵尸等,都是富有表现力的确切的譬喻。
这种形象化手法,被用来表现复杂而深刻的思想,特别能够显示它的强大生命力,显示鲁迅的艺术创造性。在《朋友》里,作者为我们讲述这样两件事:小朋友最喜欢看变戏法,待到自己学会时,便索然无味;类似的情况是看电影,等到明白了影片的制造法,知道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从此便不以电影为神奇,处处留心它的破绽,自己感到无聊,反而后悔去看说明隐秘的书。这是十分平常、简单的事,作者让你思索它的含义,接着便把你引导去面向当时的一个生活真理:“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要用概念推理的办法来写,那真不知要说多少话,恐怕也难于说清楚,现在从生活出发,只写了那么两件事,互相印证说明,读者便完全给说服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灯下漫笔》。作者从钞票贬值折价换成现银,反而沾沾自喜的心情,一下子联想到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喜欢,从而反映了有关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一个大主题。这种表现方法平易近人,它使一个抽象深奥的思想,十分容易地为读者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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