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鸟兽虫鱼和草木花卉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的重要题材与内容之一。回溯与梳理中国艺术中的自然生命形象，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传统文化对待自然生命的态度。
自然生命是早期中国人崇拜与敬畏的对象。新石器时期中国艺术中的动物形象反映出中国人的生存与生殖崇拜。河南临汝县出土一件绘有《鹳鱼石斧图》的大型彩陶缸，其主体图案为一只鹳和一把石斧。图案中，鹳的嘴里正叼着一条鱼。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古代先人主要以捕鱼为生，而捕鱼的过程充满了艰险。鹳是一种以鱼为食物的水鸟，它自然进化而来的捕鱼能力要远远胜过当时缺乏先进捕鱼工具的人类。这幅画说明当时的人们非常崇拜这种水鸟。仰韶文化的彩陶当中还可以见到许多蛙纹图案。原始人之所以崇拜青蛙，一方面是因为青蛙作为两栖动物不怕洪水，又能在陆地上生存，有着突出的邻水生存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青蛙的繁衍能力很强。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蛙”与“娲”谐音，而女娲是中国原始神话当中的人类始祖，她繁衍了人类，因此，青蛙象征女娲，也成为人们的崇拜对象。这种生殖崇拜观念一直传递到晚近时期，例如，民间年画当中经常以石榴的形象来寓含“多子”的期望。老鼠通常是百姓憎恶的形象，但是其强大的生育繁衍能力获得了民众的崇拜。明宣宗朱瞻基29岁时，其长子朱祁镇才出生。朱瞻基御笔亲绘《苦瓜鼠图》来表达得子的喜悦与期盼。
在先秦艺术中，虎豹等野兽的形象表现了中国人对于自然的敬畏之心。例如，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典型纹样饕餮纹就出自老虎等猛兽的面部形象。在早期的饕餮纹当中，老虎的眼睛、鼻子、嘴巴、胡须和额头纹等面部结构清晰可见，而后期则简化为一双狰狞可怖的眼睛。因此，饕餮纹又被称作兽面纹。商代青铜器《虎食人卣》以虎头形象为主体，血盆大口中吞食着一颗人头，十分恐怖震撼。中国古人还把虎、鹿、蛇和鹰等动物的身体结构拼接组合，形成了上天的化身即龙的形象。大概在古人心中，百兽混合的结晶就是自然与天意的象征。龙的形象在汉代画像石《泗水捞鼎》中大量出现，表达了当时的君权神授观念。虽然龙并没有真实存在于自然界，但是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于大自然的崇敬。
中国传统艺术中的自然生命形象表现了中国人对于自由与生机的追求与赞美。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鱼和鸟的形象作为自由的象征广泛地出现在中国文学艺术中。庄子在《秋水》篇提出著名的游鱼之乐，游鱼的形象还大量出现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古琴曲常常以飞鸟的形象表达空灵出世、逍遥自在之情，如《双鹤听泉》《平沙落雁》和《秋鸿》等。宋徽宗在《瑞鹤图》中描绘了二十只姿态各异的仙鹤。南宋画论《画继》评价宋徽宗《筠庄纵鹤图》：“或戏上林，或饮太液。翔凤跃龙之形，擎露舞风之态……各极其妙，而莫有同者焉。”这种姿态万千的飞鸟形象是艺术家内心灵动自由的写照。中国山水画中的草木形象总是充满勃勃生机。古人以“山川浑厚，草木华滋”题写评价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黄宾虹甚至将“浑厚华滋”当作民族性格加以推崇。中国花鸟画中的各种植物、花卉、昆虫和畜兽也莫不生机盎然。齐白石画的虾栩栩如生，似乎正在水中游动，在捕食浮游生物。《周易·系辞》曰：“生生之谓易。”这种生生不息的精神是中国传统艺术最重要的表现价值之所在。
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出自然生命的神采个性。大自然当中的万事万物都各具情态。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欣赏自然美是因为自然当中的景象与人的情感、个性相契合。北宋程颢《秋日偶成》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不同季节万物的景色与人的兴致可以形成某种同构。北宋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说：“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同样一座山，在不同的季节由于草木植被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景观与个性。“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此句中，郭熙使用了“笑”“滴”“妆”和“睡”等人格化词汇。这种人格化的观念应用在动物身上则显得更加贴切。唐代韩干《照夜白》画出了马的飒爽英姿与桀骜不驯，韩滉《五牛图》则画出了牛的忠厚老实与憨态可掬。宋徽宗《鸜鹆图》画了三只鸜鹆，其中两只在梅花树下打斗，它们打得非常投入，纠缠在一起，羽毛乱飞，而另外一只则立在枝头，扑着翅膀，对着它们尖叫，不知是在呐喊助威，还是对它们表示谴责，因为它们的打斗打搅了它的午休。三只鸜鹆都是怒目圆睁，神采十足。我们从这些动物形象中感受到强烈的个性情趣。
中国传统艺术中的自然生命形象时常是艺术家本人的精神投射。托物比德是中国文人惯用的艺术手法。
自然生命是早期中国人崇拜与敬畏的对象。新石器时期中国艺术中的动物形象反映出中国人的生存与生殖崇拜。河南临汝县出土一件绘有《鹳鱼石斧图》的大型彩陶缸，其主体图案为一只鹳和一把石斧。图案中，鹳的嘴里正叼着一条鱼。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古代先人主要以捕鱼为生，而捕鱼的过程充满了艰险。鹳是一种以鱼为食物的水鸟，它自然进化而来的捕鱼能力要远远胜过当时缺乏先进捕鱼工具的人类。这幅画说明当时的人们非常崇拜这种水鸟。仰韶文化的彩陶当中还可以见到许多蛙纹图案。原始人之所以崇拜青蛙，一方面是因为青蛙作为两栖动物不怕洪水，又能在陆地上生存，有着突出的邻水生存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青蛙的繁衍能力很强。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蛙”与“娲”谐音，而女娲是中国原始神话当中的人类始祖，她繁衍了人类，因此，青蛙象征女娲，也成为人们的崇拜对象。这种生殖崇拜观念一直传递到晚近时期，例如，民间年画当中经常以石榴的形象来寓含“多子”的期望。老鼠通常是百姓憎恶的形象，但是其强大的生育繁衍能力获得了民众的崇拜。明宣宗朱瞻基29岁时，其长子朱祁镇才出生。朱瞻基御笔亲绘《苦瓜鼠图》来表达得子的喜悦与期盼。
在先秦艺术中，虎豹等野兽的形象表现了中国人对于自然的敬畏之心。例如，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典型纹样饕餮纹就出自老虎等猛兽的面部形象。在早期的饕餮纹当中，老虎的眼睛、鼻子、嘴巴、胡须和额头纹等面部结构清晰可见，而后期则简化为一双狰狞可怖的眼睛。因此，饕餮纹又被称作兽面纹。商代青铜器《虎食人卣》以虎头形象为主体，血盆大口中吞食着一颗人头，十分恐怖震撼。中国古人还把虎、鹿、蛇和鹰等动物的身体结构拼接组合，形成了上天的化身即龙的形象。大概在古人心中，百兽混合的结晶就是自然与天意的象征。龙的形象在汉代画像石《泗水捞鼎》中大量出现，表达了当时的君权神授观念。虽然龙并没有真实存在于自然界，但是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于大自然的崇敬。
中国传统艺术中的自然生命形象表现了中国人对于自由与生机的追求与赞美。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鱼和鸟的形象作为自由的象征广泛地出现在中国文学艺术中。庄子在《秋水》篇提出著名的游鱼之乐，游鱼的形象还大量出现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古琴曲常常以飞鸟的形象表达空灵出世、逍遥自在之情，如《双鹤听泉》《平沙落雁》和《秋鸿》等。宋徽宗在《瑞鹤图》中描绘了二十只姿态各异的仙鹤。南宋画论《画继》评价宋徽宗《筠庄纵鹤图》：“或戏上林，或饮太液。翔凤跃龙之形，擎露舞风之态……各极其妙，而莫有同者焉。”这种姿态万千的飞鸟形象是艺术家内心灵动自由的写照。中国山水画中的草木形象总是充满勃勃生机。古人以“山川浑厚，草木华滋”题写评价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黄宾虹甚至将“浑厚华滋”当作民族性格加以推崇。中国花鸟画中的各种植物、花卉、昆虫和畜兽也莫不生机盎然。齐白石画的虾栩栩如生，似乎正在水中游动，在捕食浮游生物。《周易·系辞》曰：“生生之谓易。”这种生生不息的精神是中国传统艺术最重要的表现价值之所在。
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出自然生命的神采个性。大自然当中的万事万物都各具情态。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欣赏自然美是因为自然当中的景象与人的情感、个性相契合。北宋程颢《秋日偶成》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不同季节万物的景色与人的兴致可以形成某种同构。北宋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说：“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同样一座山，在不同的季节由于草木植被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景观与个性。“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此句中，郭熙使用了“笑”“滴”“妆”和“睡”等人格化词汇。这种人格化的观念应用在动物身上则显得更加贴切。唐代韩干《照夜白》画出了马的飒爽英姿与桀骜不驯，韩滉《五牛图》则画出了牛的忠厚老实与憨态可掬。宋徽宗《鸜鹆图》画了三只鸜鹆，其中两只在梅花树下打斗，它们打得非常投入，纠缠在一起，羽毛乱飞，而另外一只则立在枝头，扑着翅膀，对着它们尖叫，不知是在呐喊助威，还是对它们表示谴责，因为它们的打斗打搅了它的午休。三只鸜鹆都是怒目圆睁，神采十足。我们从这些动物形象中感受到强烈的个性情趣。
中国传统艺术中的自然生命形象时常是艺术家本人的精神投射。托物比德是中国文人惯用的艺术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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