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成论文啊
在世纪更替、千年交接的新时代，世界正逐步走向信息化、全球化、多极化；而与此同时，各种文明之间的局部冲突和动荡此起彼伏，尤其是东西方之间的文化摩擦以及以两种不同的文明模式、文化传统、民族信仰、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碰撞及冲突更为明显地凸现出来。中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以一个有分量、有影响的发展中大国的姿态进入新世纪，面临各种机遇和挑战。21世纪初，中国继续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正在进行复兴大业的中华民族必须顺应新的历史潮流，把振兴中华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结合在一起，积极参与多元文化交流的实践，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良性发展与融合。本文旨在通过探讨东西方文明冲突和融合的历史及其在当代的新表现形式，分析总结背后的联系、规律和辩证关系，研究东西方文明冲突在当代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一些典型表现，重点是其在文学文化和社会领域内的表现，论证其发生发展的人为因素和未来趋势。
冷战结束后，美国干了三件大事：解放科威特、干预科索沃及报复阿富汗，成功巩固了其世界霸主的地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落后民族及下层平民以和平的经济战争来对抗西方领先的全球化潮流根本不可能，只能以暴力的恐怖行动来孤注一掷。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以及随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打击对中东和世界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与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首当其冲，面临严峻考验。有杂志评论说：“在美国城市遭袭两个多月后，国际关系乃至整个国际新秩序变得同以前不一样了”。在此之后美国连续发动的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战争，更让原有的冲突进一步升级。但对美国反恐的实质，有阿拉伯媒体指出：西方将某个行动谴责为恐怖主义，并不是因为该行动本身，而是因为它是阿拉伯人所为。“他是恐怖分子，因为他是阿拉伯人，他所进行的暴力活动，即便是合法的也是恐怖主义。”因此，美国的恐怖主义定义具有宗教和民族属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将阿拉伯世界的抵抗运动认定为恐怖主义，对于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对平民的屠杀，则视而不见。
“9•11”恐怖袭击和之后的反恐斗争都使大家想到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曾在1993年发表在美国《外交》杂志上的《文明冲突》一文中提到：“如果说19世纪的特点是美国的国内冲突，即南北战争，20世纪的特点是意识形态的冲突，那么21世纪的特点将是文明的冲突”。随后他在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中又进一步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亨廷顿的论点很有代表性，在世界范围内对文化、思想乃至政治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美国总统布什在最初的讲话中把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称为“十字军战争”，尽管他很快收回了这种说法，但是这仍然被视为文明冲突论的注脚。黎巴嫩《风帆》周刊以《是的，就是文明冲突》为题鲜明地指出一场文明的冲突正在上演。这场冲突不仅限于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文明的冲突，而是一场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
讲到东方文明，有必要先把东方的空间概念加以确定。长期以来，东方并不是一个十分确定的空间概念，经常随着时间流变和主体理解的差异而变化。在古代、近代和现代，对东方的理解各不相同；中国人、日本人、阿拉伯人、印度人、欧美人心目中的东方概念也大相径庭。萨伊德的《东方主义》更是对有无东方这一概念提出质疑。在萨伊德看来，学者们要慎用“东方”、“西方”这些概念，因为东方只不过是西方眼中虚构的东方。他甚至指出，英国法国和美国所流行的“东方”概念，出于这样一种动机，“不单单是为了描述，也是为了驾驭和抵御东方”。我们这里认为的“东方”，主要是从文明构成因素着眼，同时参照地理环境因素加以确认的。从文明构成因素和地理范围两个方面看，古代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印度，都在东方。在这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东方文明中的四大文明体系，其中古埃及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已经消亡，被其后继者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所取代，而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则流传到现在。所以，东方文明大致可分为三大文明圈：中华文明圈、印度文明圈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圈。
东西方之间及其内部的冲突古已有之，到了近代更是以殖民与反殖民的军事斗争形式表现出来，而冷战之后则更以文明冲突的形式予以表现。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正在出现的和将来即将出现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
当今世界局势似乎部分地应证了亨氏的预言。但是，亨廷顿把冲突视为未来世界关系的主流似乎有些夸大其词。在亨氏的冲突哲学里，那种冲突语境下的文明霸权主义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认为，经过文明达尔文主义的洗礼，“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不难看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根源在于过分夸张了文明之间的差异和这种差异的不可调和性。事实上，通过比较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分析其优劣，就会发现这两种文明除了有矛盾因素外，是可以调和甚至互补的。
东方文明曾经长期辉煌，但到了17世纪之后，其陋俗文化的一面日益显现。深藏于东方文明中的怀旧情结、循规蹈矩、一味求稳、自我封闭、个性不足而奴性有余等陋俗文化渐次暴露出来并发生激烈嬗变，侵蚀着东方文明的机体。到了近代，东方文明遭遇崛起的西方文明时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近现代的历史差不多可以说是东方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西方的文明概念就是“控制和扩张”，因此在近代以来迅速崛起。然而，西方文明固有的一些问题也让其面临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陷入了生态陷阱、消费陷阱、伦理陷阱、战争陷阱、分配陷阱、科技陷阱等一系列“文明的陷阱”中无法自拔。西方文明的这些问题很难从其内部得到解决。而东方文明在其几千年的发展中积淀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当西方文明迅速崛起并对东方文明发动征服的时候，这些价值观未能显示其价值；但当西方文明陷入迷途时，这些价值观却弥足可贵。因此一些学者们提出的实现东西方文明的联姻以填平现代文明的陷阱是完全可能的。
东方文明中固有的天人合一思想有利于东方社会走出生态陷阱，尽快实现文明的转型。东方文明注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这种思想是以综合思维为基础的。主张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调。而古巴比伦天文学中认为人受某一星座影响而有一固定的性格或品性，也是天人合一模式的反映。印度文明被富有浩大生命的大自然所包围，在各个方面与大自然保持着交流。可见，东方智慧是生存大智慧，有利于人类走出生态陷阱，尽快实现由工业文明向和谐文明的转型。
东方文明中固有的清心寡欲和节欲意识有利于东方社会走出消费陷阱。甘地曾经说过，“活得简单些，只为了让别人也能生存”。东方文明中的“中国文化传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儒道互补为基础形成的一种人伦文化，重点是在调节人际的关系或者调整自我的心态”。清心寡欲，是调整自我心态的必由之意。因此，东方文明对于克制人们日益膨胀的消费欲望有很大的作用。
东方文明中固有的仁爱精神有利于东方社会走出伦理陷阱。仁爱精神，是东方文明的基本精神。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仁者爱人，仁厚待人，善待自己且善待别人，是人立于天地之间应当也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和最起码的伦理基础。东方文明有利于重新建立仁爱和谐的社会伦理。
东方文明中固有的忍让精神有利于东方社会乃至全人类走出战争陷阱。忍让，在东方文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容忍，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在中国，历来就有“和为贵”、“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祖训。这种忍让精神对人类的和平共处大有裨益。
东方文明中固有的公平意识有利于东方社会走出分配陷阱。“不患贫而患不均”、“等贵贱”、“均贫富”一直是东方人孜孜以求的目标。这种分配价值指向如果操作得当，无疑会有效地预防和克服严重的两极分化。
东方文明中固有的物极必反、过犹不及思想有利于东方社会走出科技陷阱。东方人强调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使东方人在观察任何问题时都能做到深刻而全面。东方人对过分依赖“机械器具”抱有戒心。东方人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有助于东方社会率先走出科技陷阱。
尽管亨廷顿把冲突视为未来世界关系的主流，但其也主张，“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在后来“文明冲突论”作的巧妙注脚中，亨廷顿更指出：“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欧洲和亚洲国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经在谈论需要抑制文明的冲突和参与这样的对话。”反观渺渺文明史，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曾经有过激烈的冲突，也曾经有过和谐的内需。从文明发展大势看，和谐将是二者关系的主流。当然我们所说的和谐，目的是使诸种文明之间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以求得共同发展。这种和谐，是有差别的和谐，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无差别的和谐。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差异，才使和谐有了必要和可能。可见，差异是和谐的必要条件。当然，有差异就有斗争和摩擦，而通过斗争和摩擦，矛盾得以解决，从而达到新的和谐。因此，未来的世界中，文明间的冲突是必然存在的，但在冲突中营造和谐则是大势所趋。
处于经济飞速发展阶段的中华民族，更要学会在复杂多极的文明世界中共存，学会从其他的文化中汲取有益的养分，而不应该简单地把强弱势文化之间的冲突，简单定义为强势文化对本族文化的入侵。那种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视为异端予以否定，只肯定推崇本民族文化的陈腐观念必将被历史摒弃。在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同时，关心本国未来文化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才是对传统的真正负责。“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它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其中所凝聚的生活、实践智慧、审美的魅力和情趣等，通过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交流、碰撞，必将显示出其勃勃生机，成为超越时空的世界文化精神的具有独到魅力的部分，为中华民族争得更多世界性的声誉。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必须激活各自文化的潜在生命力，使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一个世界，多种声音’——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全球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导致世界各民族文明的大融合，但这种文明的融合决不意味着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日趋单一，文化多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趋势。
冷战结束后，美国干了三件大事：解放科威特、干预科索沃及报复阿富汗，成功巩固了其世界霸主的地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落后民族及下层平民以和平的经济战争来对抗西方领先的全球化潮流根本不可能，只能以暴力的恐怖行动来孤注一掷。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以及随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打击对中东和世界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与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首当其冲，面临严峻考验。有杂志评论说：“在美国城市遭袭两个多月后，国际关系乃至整个国际新秩序变得同以前不一样了”。在此之后美国连续发动的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战争，更让原有的冲突进一步升级。但对美国反恐的实质，有阿拉伯媒体指出：西方将某个行动谴责为恐怖主义，并不是因为该行动本身，而是因为它是阿拉伯人所为。“他是恐怖分子，因为他是阿拉伯人，他所进行的暴力活动，即便是合法的也是恐怖主义。”因此，美国的恐怖主义定义具有宗教和民族属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将阿拉伯世界的抵抗运动认定为恐怖主义，对于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对平民的屠杀，则视而不见。
“9•11”恐怖袭击和之后的反恐斗争都使大家想到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曾在1993年发表在美国《外交》杂志上的《文明冲突》一文中提到：“如果说19世纪的特点是美国的国内冲突，即南北战争，20世纪的特点是意识形态的冲突，那么21世纪的特点将是文明的冲突”。随后他在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中又进一步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亨廷顿的论点很有代表性，在世界范围内对文化、思想乃至政治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美国总统布什在最初的讲话中把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称为“十字军战争”，尽管他很快收回了这种说法，但是这仍然被视为文明冲突论的注脚。黎巴嫩《风帆》周刊以《是的，就是文明冲突》为题鲜明地指出一场文明的冲突正在上演。这场冲突不仅限于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文明的冲突，而是一场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
讲到东方文明，有必要先把东方的空间概念加以确定。长期以来，东方并不是一个十分确定的空间概念，经常随着时间流变和主体理解的差异而变化。在古代、近代和现代，对东方的理解各不相同；中国人、日本人、阿拉伯人、印度人、欧美人心目中的东方概念也大相径庭。萨伊德的《东方主义》更是对有无东方这一概念提出质疑。在萨伊德看来，学者们要慎用“东方”、“西方”这些概念，因为东方只不过是西方眼中虚构的东方。他甚至指出，英国法国和美国所流行的“东方”概念，出于这样一种动机，“不单单是为了描述，也是为了驾驭和抵御东方”。我们这里认为的“东方”，主要是从文明构成因素着眼，同时参照地理环境因素加以确认的。从文明构成因素和地理范围两个方面看，古代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印度，都在东方。在这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东方文明中的四大文明体系，其中古埃及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已经消亡，被其后继者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所取代，而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则流传到现在。所以，东方文明大致可分为三大文明圈：中华文明圈、印度文明圈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圈。
东西方之间及其内部的冲突古已有之，到了近代更是以殖民与反殖民的军事斗争形式表现出来，而冷战之后则更以文明冲突的形式予以表现。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正在出现的和将来即将出现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
当今世界局势似乎部分地应证了亨氏的预言。但是，亨廷顿把冲突视为未来世界关系的主流似乎有些夸大其词。在亨氏的冲突哲学里，那种冲突语境下的文明霸权主义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认为，经过文明达尔文主义的洗礼，“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不难看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根源在于过分夸张了文明之间的差异和这种差异的不可调和性。事实上，通过比较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分析其优劣，就会发现这两种文明除了有矛盾因素外，是可以调和甚至互补的。
东方文明曾经长期辉煌，但到了17世纪之后，其陋俗文化的一面日益显现。深藏于东方文明中的怀旧情结、循规蹈矩、一味求稳、自我封闭、个性不足而奴性有余等陋俗文化渐次暴露出来并发生激烈嬗变，侵蚀着东方文明的机体。到了近代，东方文明遭遇崛起的西方文明时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近现代的历史差不多可以说是东方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西方的文明概念就是“控制和扩张”，因此在近代以来迅速崛起。然而，西方文明固有的一些问题也让其面临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陷入了生态陷阱、消费陷阱、伦理陷阱、战争陷阱、分配陷阱、科技陷阱等一系列“文明的陷阱”中无法自拔。西方文明的这些问题很难从其内部得到解决。而东方文明在其几千年的发展中积淀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当西方文明迅速崛起并对东方文明发动征服的时候，这些价值观未能显示其价值；但当西方文明陷入迷途时，这些价值观却弥足可贵。因此一些学者们提出的实现东西方文明的联姻以填平现代文明的陷阱是完全可能的。
东方文明中固有的天人合一思想有利于东方社会走出生态陷阱，尽快实现文明的转型。东方文明注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这种思想是以综合思维为基础的。主张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调。而古巴比伦天文学中认为人受某一星座影响而有一固定的性格或品性，也是天人合一模式的反映。印度文明被富有浩大生命的大自然所包围，在各个方面与大自然保持着交流。可见，东方智慧是生存大智慧，有利于人类走出生态陷阱，尽快实现由工业文明向和谐文明的转型。
东方文明中固有的清心寡欲和节欲意识有利于东方社会走出消费陷阱。甘地曾经说过，“活得简单些，只为了让别人也能生存”。东方文明中的“中国文化传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儒道互补为基础形成的一种人伦文化，重点是在调节人际的关系或者调整自我的心态”。清心寡欲，是调整自我心态的必由之意。因此，东方文明对于克制人们日益膨胀的消费欲望有很大的作用。
东方文明中固有的仁爱精神有利于东方社会走出伦理陷阱。仁爱精神，是东方文明的基本精神。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仁者爱人，仁厚待人，善待自己且善待别人，是人立于天地之间应当也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和最起码的伦理基础。东方文明有利于重新建立仁爱和谐的社会伦理。
东方文明中固有的忍让精神有利于东方社会乃至全人类走出战争陷阱。忍让，在东方文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容忍，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在中国，历来就有“和为贵”、“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祖训。这种忍让精神对人类的和平共处大有裨益。
东方文明中固有的公平意识有利于东方社会走出分配陷阱。“不患贫而患不均”、“等贵贱”、“均贫富”一直是东方人孜孜以求的目标。这种分配价值指向如果操作得当，无疑会有效地预防和克服严重的两极分化。
东方文明中固有的物极必反、过犹不及思想有利于东方社会走出科技陷阱。东方人强调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使东方人在观察任何问题时都能做到深刻而全面。东方人对过分依赖“机械器具”抱有戒心。东方人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有助于东方社会率先走出科技陷阱。
尽管亨廷顿把冲突视为未来世界关系的主流，但其也主张，“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在后来“文明冲突论”作的巧妙注脚中，亨廷顿更指出：“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欧洲和亚洲国家最主要的政治家已经在谈论需要抑制文明的冲突和参与这样的对话。”反观渺渺文明史，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曾经有过激烈的冲突，也曾经有过和谐的内需。从文明发展大势看，和谐将是二者关系的主流。当然我们所说的和谐，目的是使诸种文明之间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以求得共同发展。这种和谐，是有差别的和谐，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无差别的和谐。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差异，才使和谐有了必要和可能。可见，差异是和谐的必要条件。当然，有差异就有斗争和摩擦，而通过斗争和摩擦，矛盾得以解决，从而达到新的和谐。因此，未来的世界中，文明间的冲突是必然存在的，但在冲突中营造和谐则是大势所趋。
处于经济飞速发展阶段的中华民族，更要学会在复杂多极的文明世界中共存，学会从其他的文化中汲取有益的养分，而不应该简单地把强弱势文化之间的冲突，简单定义为强势文化对本族文化的入侵。那种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视为异端予以否定，只肯定推崇本民族文化的陈腐观念必将被历史摒弃。在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同时，关心本国未来文化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才是对传统的真正负责。“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它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其中所凝聚的生活、实践智慧、审美的魅力和情趣等，通过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交流、碰撞，必将显示出其勃勃生机，成为超越时空的世界文化精神的具有独到魅力的部分，为中华民族争得更多世界性的声誉。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必须激活各自文化的潜在生命力，使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一个世界，多种声音’——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全球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导致世界各民族文明的大融合，但这种文明的融合决不意味着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日趋单一，文化多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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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0-06-01
因为彼此之间风俗习惯,意识形态,传统观念等都不同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