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出现严重的“文化赤字”， “只有在世界文化占有一定的份额，才能成为文化大国。只有文化大国，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从某种意义上说，谁开始喜欢你的文化，你就开始拥有了谁。” 曾因社会动荡、被迫周游列国讲学的中国古圣人孔子一定很难想像，在2500多年后的今天，走向繁荣的东方古国魅力日增，一座座以“孔子”为校名的学院在世界各国应运而生。承载着中国几千年文明的汉语，也正以前所未有的热度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际交往不断增加，中文的应用价值在不断提升。可以说学好中文，就掌握了与13亿人友好交流的工具，拥有了进入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广阔的市场大门的钥匙。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正是中国国立日益强盛和中国软实力提升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望。第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和信念，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对全球化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本质内涵的最早赋予。二千五百年多年前春秋末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明确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所谓大同，就是指生产资料共有，人们之间没有等级差别，没有剥削压迫，平等和睦相处，各有所得所乐。中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与孔子几乎同时代的老子则设计了一幅没有欺压，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人人“对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所谓理想社会蓝图。孔子、老子的大同思想主要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表现出对远古原始社会的一种怀念和追恋。但这种大同思想对中国历代思想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浸润在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大同”思想中的全人类之间那种不分贫富贵贱，充满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崇高和精神，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它和产生于古希腊多噶学派中的世界大同，人人平等的思想一样，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应当是当今全球化核心内涵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并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第二，“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这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优秀传统伦理美德，可以说，这也是中华民族为实现大同之道而铺就的对外关系的基石。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其对外关系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尚无近代意义上的中外关系，但其有关静下、仁和的思想都是十分宝贵的。老子说：“大者宜为下”，“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这就是说大国尤其应谦下。大国像居于江河的下流那样谦下，天下就容易交融、雌顺，人类就容易和平相处。这是最早反对大国主义的思想胚芽。秦汉以后各朝代对外交往逐渐频繁。汉代统治者主动采取了通西域的对外政策措施。西汉最主要的哲学家董仲舒主张“洽四国”。唐代对外关系有很大发展，唐高祖李渊明确主张，对周边邻国“尽抚育之方”、“宏仁恕之道”。明代对外关系有新的进展，明洪武初曾任左丞相的李善长提出，对东西洋诸国，“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迩，一视同仁”。清中叶以后，清政府腐败无能，并渐行闭关锁国主义，积弱积贫。帝国主义乘机入侵。清末政治家、鸦片战争中杰出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在力主抗敌禁烟的同时，仍然主张对洋人“分别良莠”，行区别对待之策；对真正友人，力为保护。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孙中山先生则更明确主张，作为大政方针，应“持和平主义”：“用外交手段者通常之轨者，用战争手段者不得已而用之”：“国家之间，立约遣使，誓以永好，即无约无使之国，亦以礼相处，不复相凌”。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就是这样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互相之间即使有了不同的看法和争端，也总是首先采用平等协商的和平办法去解决，“化干戈为玉帛”。正因如此，早在13世纪末叶，客居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由衷地赞叹中华民族的和平主义精神。16世纪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自己的著作《十六世纪的中国》中感佩地指出：“在这个几乎有无数人员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不同，欧洲人常常不满足于自己的政府，拼命贪求别人的东西。”20世纪初叶日本学者渡边秀方也认为，世界诸民族中大概再没有中国人那样渴求和平的了，他们很少对别的民族从事侵略的攻战。从这种传统美德里，我们是否可以看到新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渊源呢？我认为，在推进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同样应遵循这一精神。 补充： 第三，实行“开户牖”、互学习、兼收并蓄，“携手共进”。这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有人总误认为中华民族历来就是闭关锁国，这是不对的。孙中山先生早就指出：“开放主义，我中国古时已行之。”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总是以博大开放的胸襟，采撷异域的文明之果；同时也把灿烂的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早在公元前2世纪，被誉为东方哥伦布的张骞便开通了经西域通往中东、欧洲的“丝绸之路”，建立了中国与西方诸国经济文化的联系。之后，唐时玄奘印度取经，鉴真东渡日本，明时郑和七下西洋，中华民族的友好使者走向世界；与此同时，唐宋之时，意大利、土耳其、波斯、日本等国遣派数万留学生到中国求学，中国与世界各国掀起一次又一次经济文化交流的热潮。明末以后，西方文化较多地传入中国。为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与合理因素，中华民族的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开展学习、介绍、传播西方文化的工作。清时中国思想界启蒙者严复悉心研究，积极翻译，评介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各自的优长，又都有各自的特点。因此，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需要实行开放政策，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更不能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否则就必然落后甚至挨打；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又都必须结合各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有所取舍，这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关于“开户牖”思想给我们的启迪。这对我们今天如何正确参与和推动当今全球化的发展也是有所裨益的。第四，反对侵略战争，维护祖国统一。这是民族繁荣、实现大同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世界大同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但却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只要有阶级压迫和根本利益冲突的存在，战争就不会消失。中国古语云：“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难也。”中华民族在充分认识战争是人类深重灾难的同时，又把战争分为“不义”和“义”两种战争。“不义”之战即侵略战争，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所不齿。但是对“义”战即反侵略战争，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则坚决支持，并认为正义战争对人类社会起着积极作用，所以主张积极做好义战准备。例如《武经七书》说道“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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