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004年秋天，辽国萧太后、辽圣宗亲自率领大军南侵。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战事后，宋真宗派使臣与辽国签订了一份和约。和约规定：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宋朝每年送给辽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在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由于签订和约的地方在宋朝澶渊郡，人称“澶渊之盟”。
在许多人看来，澶渊之盟对宋朝不啻为一种耻辱。
从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以来，北宋的国力蒸蒸日上，多次发起统一之战，陆续平定了荆湖、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割据政权。辽国虽然实力不凡，但一直到986年雍熙北伐为止，北宋都对辽国是呈进攻态势，辽国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宋军最远曾经深入到燕京附近的高粱河。现在，竟然是辽国反过来进攻北宋，且逼迫北宋签订了澶渊之盟。
自商周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都会臣服于中原王朝的威仪。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国竟然与北宋平起平坐，称兄道弟。宋真宗年纪大于辽圣宗，是兄长；以后辽国皇帝年纪大于北宋皇帝，北宋皇帝就要称辽国皇帝为兄长了。
澶渊之盟规定，宋朝每年送给辽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钱物不多，对于财大气粗的北宋来说，无非是九牛一毛，伤不了筋，动不了骨。可是，这毕竟是一种赔款——而且是在局势明显有利于北宋时作出的一种赔款。
从上面这三层意思来讲，澶渊之盟的确算得上是一种耻辱。不过，如果站在经济社会文化的大局来看，澶渊之盟对北宋和辽国双方来说，都具有积极意义。
北宋建立以来，北宋和辽国就陷入一场长达40多年的战争状态。40年来，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早已筋疲力尽。如果能够以澶渊之盟的签订，来体面地结束战争状态，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两国的老百姓，是这份和约的直接受益者——他们的子孙，不用上战场了；他们也不用承担昂贵的战争费用。
澶渊之盟带来的间接红利就更多了。
对于辽国来说，他们每年获得了银10万两、绢20万匹，是一份极为可观的稳定收益，相当于穷人得到了一份最低工资。有了这份稳定收益，他们能够安心从事农牧业生产，而不是像以往那些游牧政权一样，一旦吃不上饭了就要到中原去打劫。同时，辽国能够通过边境贸易，从北宋获得宝贵的生产、生活资料，促进生产力发展，改善民众生活。
对于北宋来说，好处就更多了。
首先，北宋消除了最大的边患，从而腾出精力来心无旁骛地发展经济，为宋真宗的“咸平之治”、宋仁宗的“仁宗盛治”打下良好的基础。北宋光是从经济发展上获得的收益，都远远高于30万银绢。
其次，从长远看，北宋抓住100多年的和平时间，创造出经济、社会、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创造出与汉朝、唐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灿烂文明。以至于史学家陈寅恪都不无感慨地赞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一切，都源于1004年签订的澶渊之盟。
第三，在澶渊之盟后，北宋、辽国成为友好的邻居，双方展开了持续100多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这种基于平等地位、友好关系上的融合，与清史专家阎崇年所说清朝入关的“民族融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
基于此，在宋朝时期，大多数士大夫都对澶渊之盟予以充分肯定。
1044年，担任枢密副使的富弼，写了一道疏《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时说，岁币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百分之一，“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
王安石曾经到访过澶渊郡，追忆往事之余，写下一首诗《澶州诗》，来纪念当年力主抗战的宰相寇准：“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间两城峙。南城草草不受兵，北城楼橹如边城。城中老人为予语，契丹此地经钞虏。黄屋亲乘矢石间，胡马欲踏河冰渡。天发一矢胡无酋，河冰亦破沙水流。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王安石将澶渊之盟称为“欢盟”，这是正面肯定的态度。
富弼和王安石的政治理念并不相同，彼此关系不睦，在熙宁变法上更是持截然相反的立场，但他们都认为澶渊之盟有积极意义。
当然，澶渊之盟也有后遗症，那就是让北宋养成了“以金钱换取和平”的意识，以至于后来金军兵临城下时，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还幻想用大量的金银来换取金军退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