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1004年秋天,辽国萧太后、辽圣宗亲自率领大军南侵。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战事后,宋真宗派使臣与辽国签订了一份和约。和约规定: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宋朝每年送给辽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在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由于签订和约的地方在宋朝澶渊郡,人称“澶渊之盟”。
在许多人看来,澶渊之盟对宋朝不啻为一种耻辱。
从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以来,北宋的国力蒸蒸日上,多次发起统一之战,陆续平定了荆湖、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割据政权。辽国虽然实力不凡,但一直到986年雍熙北伐为止,北宋都对辽国是呈进攻态势,辽国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宋军最远曾经深入到燕京附近的高粱河。现在,竟然是辽国反过来进攻北宋,且逼迫北宋签订了澶渊之盟。
自商周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都会臣服于中原王朝的威仪。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国竟然与北宋平起平坐,称兄道弟。宋真宗年纪大于辽圣宗,是兄长;以后辽国皇帝年纪大于北宋皇帝,北宋皇帝就要称辽国皇帝为兄长了。
澶渊之盟规定,宋朝每年送给辽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钱物不多,对于财大气粗的北宋来说,无非是九牛一毛,伤不了筋,动不了骨。可是,这毕竟是一种赔款——而且是在局势明显有利于北宋时作出的一种赔款。
从上面这三层意思来讲,澶渊之盟的确算得上是一种耻辱。不过,如果站在经济社会文化的大局来看,澶渊之盟对北宋和辽国双方来说,都具有积极意义。
北宋建立以来,北宋和辽国就陷入一场长达40多年的战争状态。40年来,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早已筋疲力尽。如果能够以澶渊之盟的签订,来体面地结束战争状态,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两国的老百姓,是这份和约的直接受益者——他们的子孙,不用上战场了;他们也不用承担昂贵的战争费用。
澶渊之盟带来的间接红利就更多了。
对于辽国来说,他们每年获得了银10万两、绢20万匹,是一份极为可观的稳定收益,相当于穷人得到了一份最低工资。有了这份稳定收益,他们能够安心从事农牧业生产,而不是像以往那些游牧政权一样,一旦吃不上饭了就要到中原去打劫。同时,辽国能够通过边境贸易,从北宋获得宝贵的生产、生活资料,促进生产力发展,改善民众生活。
对于北宋来说,好处就更多了。
首先,北宋消除了最大的边患,从而腾出精力来心无旁骛地发展经济,为宋真宗的“咸平之治”、宋仁宗的“仁宗盛治”打下良好的基础。北宋光是从经济发展上获得的收益,都远远高于30万银绢。
其次,从长远看,北宋抓住100多年的和平时间,创造出经济、社会、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创造出与汉朝、唐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灿烂文明。以至于史学家陈寅恪都不无感慨地赞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一切,都源于1004年签订的澶渊之盟。
第三,在澶渊之盟后,北宋、辽国成为友好的邻居,双方展开了持续100多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这种基于平等地位、友好关系上的融合,与清史专家阎崇年所说清朝入关的“民族融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
基于此,在宋朝时期,大多数士大夫都对澶渊之盟予以充分肯定。
1044年,担任枢密副使的富弼,写了一道疏《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时说,岁币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百分之一,“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
王安石曾经到访过澶渊郡,追忆往事之余,写下一首诗《澶州诗》,来纪念当年力主抗战的宰相寇准:“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间两城峙。南城草草不受兵,北城楼橹如边城。城中老人为予语,契丹此地经钞虏。黄屋亲乘矢石间,胡马欲踏河冰渡。天发一矢胡无酋,河冰亦破沙水流。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王安石将澶渊之盟称为“欢盟”,这是正面肯定的态度。
富弼和王安石的政治理念并不相同,彼此关系不睦,在熙宁变法上更是持截然相反的立场,但他们都认为澶渊之盟有积极意义。
当然,澶渊之盟也有后遗症,那就是让北宋养成了“以金钱换取和平”的意识,以至于后来金军兵临城下时,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还幻想用大量的金银来换取金军退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