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女书文化的女书研究的意义

如题所述

“女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化石”,对研究人类文字和文明的起源、女性文化和民族的起源以及文明的发展历程等方面,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字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各个领域,都有重要价值。 江永“女书”的流传,史书不载,方志不述,当地族谱碑文,可说无一蛛丝马迹,外界少有知晓。 关于女书文字的史料记载,至今最早见到的是太平天国发行的“雕母钱”。该钱背面用女书字符铸印有“天下妇女”、“姊妹一家”字样。史载太平天国曾过江永北上。1931年《湖南各县调查笔记》的《花山》条中,有“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余未之见”的说法。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瑶文歌》序文也记载道: “一九四五年,何君晓南持猺文一纸,云是猺女读物,系得自田广洞陈中兴,转以赠余,此固求之数年而不可得者。入手展玩,纸色红旧,纵横五百七十四字,字迹秀媚,行列端整,不知出自谁家女手,惜一字不可识,无以解其音义”。 “女书”文字记录的是江永土话基础上的妇女群体语,一般人认为它属汉文异形字。但它是否属“汉字文化圈”,则有分歧。有人以“女书”有近半数字符是从汉字蜕变而来为据,认定它是借源于方块汉字的一种“变异”的系统再生文字。反对者则认为,笔画及其组合结构的异同,是判定不同文字之间有无源流关系的直接依据。“女书”与汉字楷书相比,基本笔画不同,笔画结构和语言功能都迥异有别,而且“女书”中遗存的象形字、会意字均与甲骨系文字大相径庭,因此“女书”文字的源头绝非普通汉字。  “女书”究竟源于何时?何地?海内外众多学者的探索勾起人们久远的联想。有人根据当地妇女赛祠的花山庙兴起在清代中期,目前发现最早的女书实物在咸丰年间,推测女书起源于明未清初。有人以“女书”中存在与壮、瑶等民族织锦上的编织符号类同的字符为据,认定“女字的构成源于百越记事符号”。有人根据女书中大量与出土刻划符号、彩陶图案相类似的字符,认为其起源的时间、空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形成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之后。有人依据女书文字与原始古夷文的基本笔划,造字法类同,认为它是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根据甲骨文和金文借字在“女书”字汇明显存在的特征,还有人认为,它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变种。还有学者认为,他们认定现代“女书”是古越文字的孓遗和演变。  此外,一些专家考察“女书”流行地区的地理,历史,人口民族成份和民风民俗状况,认为“女书”是受民族融和、移民文化影响的古老瑶族文字。瑶族曾有自己的语言,但是否曾有自己的文字,这正是学术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江永女书”以“最具性别特征的文字”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是湖南省向国家推荐申报联合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唯一项目,女书习俗已入选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女书习俗”的国家级传承人何静华,今年已80岁,她创办了“静华女书院” 传承女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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