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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赦免他的话尼克松有什么惩罚
丢卒保车,大总统挥泪斩马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想以攻为守的尼克松总统,渐渐地处于防不胜防的境地。 尼克松在1973年 2月14日的日记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我可以料想得到,假如法官把亨特叫到面前,拿35年的刑期来恫吓他,他很可能为了免受刑罚而就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全盘吐露。” 亨特,这个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不仅与潜入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的 5名案犯 有牵连,而且他曾和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利迪一起,在白宫的纵容下,私闯心理治疗专家埃尔斯伯格的办公室,企图窃取加害埃尔斯伯格的材料。这个埃尔斯伯格曾经把五角大楼关于越南战争的秘密材料交报社发表,对尼克松政府不利,政府 起诉他盗用文件罪,正在受审。白宫显然想置他于死地。一旦这一事件抖露出来,岂不是又一次“地震”。 如何使亨特保持沉默,或者绝不供出幕后的纵容者,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3月21 日上午,在尼克松的椭圆形办公室,总统和他的法律顾问约翰·迪安商谈着。 “亨特给竞选连任委员会的一名律师写信,索取12.2万美元,作为个人和请律师的费用。他甚至规定了交款期限。”迪安向尼克松通报了这一情况。 “他们到底想要多少钱?”尼克松知道,有第一笔,就会有第二、第三笔钱;有第一人,就会有第二、第三人要。 “在整个诉讼期间,至少要付 100万给各个被告。”迪安报出了一个不少的数目, 虽说这一数目对美国总统来说是不难办到的,但在风声很紧的情况下,毕竟要冒不少风险。 从迪安的口气中,似乎不想再去冒险。骑虎难下的尼克松总统,却只有按照既定方针走下去这一条路。他曾两次向公众信誓旦旦地保证,他和他领导的白宫在水门事件一案中是清白的,经得起调查的。如果退缩的话,他和他的政府岂不成了信誉扫地的说谎者和骗子。 “也许我们这样做是错的”,尼克松缓缓而又坚定地说,“但此时此刻,你难道不同意最好的出路是把亨特的问题妥为应付吗?我想,此时此刻,这是值得一为的。” 他显然把赌注押在了让被告守口如瓶上。他是在位的总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样押宝也许有他的道理。因为,如果这些被告拿了钱,还想获得自由,即使法院判他 重刑,作为总统还有特赦罪犯的权力。有总统作强大的后盾,聪明的被告是不会吐露对总统及其领导下的白宫不利的事实的,尼克松相信这一点。 迪安嘴上答应了总统的要求,心里却像挂了15个吊桶,七上八下,惶惶不安。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承认:“从事后看,这一天是我任期内一个悲惨的转折点。” 事实正是这样。不久便“反戈一击”的迪安,使尼克松和白宫狼狈不堪。 迪安不仅说出了白宫几名重要人物与5名窃贼潜入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一案有关, 而且坦白了案发后的一系列掩饰真相的企图。他公开表示,白宫的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总统的内务顾问埃利希曼以及他自己,都卷进了此案,有“阻挠司法的举动”。 他还透露,总统的私人律师坎姆巴克曾受命筹款给水门事件一案的被告。 而关在狱中受审的麦科德,也指控争取总统连行委员会主席,前司法部长米切尔应对他们潜入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行窃一案负责,并且供出在受审期间,有人表示可以宽赦,交换条件是他缄口不语。 负责审理水门事件一案的联邦地方法院法官也似乎打定主意要与白宫过不去。在 3 月底进行的宣判中,对第一位将政界要人牵进这一事件的被告麦科德从宽处理,予以保释,而对其余4名潜入水门大厦行窃的被告则予以重判,暂定为40年徒刑;与此案有关、又犯有私闯埃尔斯伯格医生办公室行窃之罪的亨特和利迪,前者被暂判为入 狱35年,后者曾因不肯开口而犯了蔑视法庭罪,就此暂判为6年零8个月徒刑,另处罚款4万元。 轻重悬殊的宣判,给至今抱有侥幸心理、不愿吐露全部事实的被告形成了巨大的威慑力。尼克松明知这样的判决过重,甚至实属蛮横,因为对一些杀人犯的判决也不至于如此;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地方法院法官所采取的一种文明的策略,就是要促使被告说真话,因为他们的宣判并非最后的判决,如果坦白交代,检举揭发有功,麦科德就是他们的榜样。 随着水门事件真相的不断抖露,群情激愤,舆论大哗。尼克松的防线是如此脆弱, 已经到了不找几个替罪羊就难以过关的程度。 4 月中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接替米切尔担任司法部长的理察德·克兰丁斯特, 急匆匆地求见总统尼克松,说有要事相告。无心度假、正在白宫举行午后宗教礼拜仪 式的尼克松,在仪式结束后马上同他进办公室密谈。克兰丁斯特省去了拐弯抹角的客套话,直截了当地告诉总统:“迪安把我们告了。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被认为是授权闯入水门大厦行窃的主谋人。”“不,这不可能。”尼克松惊讶得差点叫了起来,紧接着又半信半疑地问他的司法部长:“真有其事?”克兰丁斯特没有正面回答,说: “让刑事厅长来谈,您看如何?”尼克松点了点头。 不一会儿,身穿一件脏兮兮的T恤衫和一条湿漉漉的牛仔裤,脚蹬一双网球鞋的司法部刑事厅厅长亨利·派德逊,在克兰丁斯特的带领下,走进了尼克松的办公室。 他是在洗刷游艇时被召来的,连衣服也没来得及换。下属官员如此打扮到白宫来,实属不敬,要是在平时非被轰出去不可,但这次尼克松只是皱了一下眉头,便让他将掌握的迪安指控的情况一一道来。这位厅长迟疑了一会,瞥了身旁的部长一眼,在得到 “照实说”的眼神暗示后,便将迪安如何指控总统的办公室主任霍尔德曼、内务顾问埃利希曼卷入水门刑事案的情况做了汇报,末了还斗胆建议:“应该让他们两个辞职, 不然会有麻烦的,会使您和您的总统职位处境难堪。” 尼克松默默地听着,思索着,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半晌没说一句话。克兰丁斯特部长和派德逊厅长面面相觑,不知所措。“你们走吧。”尼克松有气无力地说。 宽大的办公室只剩下沉思的尼克松一人。“好一个吃里扒外的迪安!”尼克松想 对他施加压力,让他明白作为总统可以阻止他获得行政豁免权,到头来一样受刑,可 是又担心把他逼急了眼,说不定会把指控的矛头直接转向他。 “我没有什么把柄掌握在迪安手里。”尼克松的心里暗暗地为自己打气。虽说他事先确实没有授权任何人去干闯入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装置这样的蠢事,但事后的掩盖行动他能逃脱罪责吗?一想到这里,他的心又有点发虚。虽说他和年轻的法律顾问迪安商谈掩盖对策时,没有第三者可以出来证明,但谁又能保证没有留下任何可以作为证据的话柄呢? 苦思冥想,绞尽脑汁,还是没有找到自己满意的对策。想找几个心腹顾问来集思广益,可是不少人已经涉嫌水门一案,要是再冒出一个像迪安那样“反戈一击”的顾问,那不就更惨了。看来,只有变以攻为守为以退为进了,“丢卒保车”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尼克松终于拿定了主意。 几天后,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被召到总统办公室。尼克松把上次司法部长及该部刑事厅厅长谈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他们听,然后,婉转地请他们拿个主意。这两个人是尼克松的得力助手和多年的忠实朋友,为他谋取总统职位立下过汗马功劳,如今, 要尼克松开口让他们辞职,实际上是把他们开除出白宫,尼克松真是有点开不出口。 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显然被总统介绍的不利于他们的事实惊呆了。虽说这些事实都是他们经历过的,但一旦作为罪证指控则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非常敏感而又特别能领会总统意图的办公厅主任和内务顾问,此刻,只有吞下辞职这杯苦酒,以便保全总统和白宫的面子。“我们会现实地面对这一切的。”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说这话时,眼睛有点发红,鼻子开始发酸。 三人相对无语。谁也没有说出“辞职”这两个令人难堪的字眼,但谁的心里都非常明白。还是彼此心照不宣吧,各自的心情当然有所不同。 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心境: “我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他们离职,真是自私得可以了;不过我还不至于狠心到 能够心安理得地伤害自己所深切关怀的人。我忧虑他们被迫辞职时所受的打击,但我 更忧虑他们留任不去会使我遭受的打击。”“我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把做过一些我亦有份之事的几个朋友开除。” 4月30日晚上,尼克松向全国发表讲话。他重申自己与水门事件没有牵连,但接 着又说,他将为那些“在一件他们原来深信是正确的事情中可能犯了错误”的下属承 担应负的责任。尼克松借此机会宣布:“今天,我做出了任期内最难的一项决定,我接受了白宫两位最亲信僚属的辞呈。他们是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称得上是我有幸遇到的最优秀公务人员中的两位。”他用如此赞美的语句,送给被迫辞职的朋友,与其说是对朋友的抚慰,倒不如说是为了使自己的心里也好受些。同时宣布已经辞职的还有那个“反戈一击”的顾问迪安,以及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前者如果不从白宫清除 出去,怎解尼克松的心头之恨,后者辞职是因为他的一些亲密同事可能“与违反美国法律的某些行为有牵连”。 尼克松演出了一幕现代“挥泪斩马谡”的话剧。然而,就像马谡被斩并不能夺回 失去的街亭一样,丢了“卒”的尼克松能保住自己这个“车”吗?
穷追不舍,尼克松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对水门事件一案的调查并没有因为受牵连的白宫高级官员辞职而停止,相反追查得更紧了。尼克松非常清楚下一步追查的目标是谁。“我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对付他们。”尼克松暗暗地给自己打气。 他任命国防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接替辞职的克兰丁斯特,转任司法部长,并授 予他任命一位调查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的全权。这一任命很快得到了参议院的确认。 尼克松本想通过这样的积极姿态,显示其在水门事件一案上心中无愧,同时又可以有 效地控制司法机关对这一案件的调查,但事后证明他又错了。 新上任的司法部长理查森选择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著名教授阿奇博尔德·考克斯 出任调查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也许,理查森也想做一个姿态,不分党派,一点不在乎考克斯是民主党人,使人们感到他的不偏不倚,襟怀坦白。但尼克松却像被当头敲了一棒,在惊愕之余,心里暗暗叫苦。 在尼克松看来,考克斯是一个怀有党派成见的狂热分子,他和他的属下简直不用调查就确定了要把作为共和党总统的尼克松赶下总统宝座的目标。可悲的是,正是他总统本人,通过司法部长赋予考克斯他们得以实现目标的权力。 现在,尼克松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考克斯新官上任即烧火,马上从向白宫索要有关档案着手,做深入的追查。以民主党参议员萨姆·欧文为主席的参议院水门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则要求白宫有关官员随时接受该委员会的质询。原白宫法律顾问“ 反戈一击”的迪安,连续在欧文调查委员会作证5天,其开场白就长达345页,读了整整一天,其中一口咬定尼克松自水门事件案发后,一直想方设法做掩饰工作。为了证实迪安所言,委员会成员一致要求公开调阅总统的有关档案。有人甚至提出,传讯尼克松总统亲自出席作证。 再也不能退让了,听到这一消息的尼克松马上做出了这样的反应。 1973年7月7日,尼克松致信欧文,提醒他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早在1953年,杜鲁门总统也曾被国会传讯出席某个委员会,但他拒绝了。作为总统,他有自己的尊严, 也有这个权利。尼克松接着声明,我会像杜鲁门那样,既不出席委员会作证,也不向委员会提交文件。 5 天后,欧文回信白宫,说“两不”立场恐怕“势必引起同基本宪法对抗的严重可能”。就在这一天,尼克松起床时感觉胸部剧烈疼痛,住进了海军医院。 在他住院期间,尼克松听到了一个更使他心痛的消息:他的副助理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向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泄露了“天机”:自1971年 3月以来,白宫安装了能自动记录谈话的秘密录音系统,总统在办公室的所有谈话,都有录音磁带备考。 对此,特别检察官考克斯备受鼓舞,认为这是证明总统有没有罪的最有力的证据, 要求白宫立即交出有关磁带。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新闻界抓住这条爆炸性的新闻大做文章,公众的反应也特别强烈。总统和他所领导的政府是否营私舞弊,将通过录音磁带而真相大白,这个消息实在令人振奋。《纽 约每日新闻》的大字标题不无讽刺地写道:“尼克松窃听自己的办公厅。” 尼克松则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不可能记得水门事件案发后, 他所下达的每一项指示,说过的每一句话,但是对是否录有掩饰真相、阻碍调查的罪证,他是心里有数的。因此,他本能的反应是,必须借助总统享有的特权,绝不能把录音磁带的内容泄露出去。 于是,围绕着交还是不交录音磁带,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 考克斯特别检察官穷追不舍,非要尼克松交出磁带不可。看来他有明确的线索, 甚至直接点出和索要去年6月20日,即水门事件发生3天后,尼克松同他的办公室主任霍尔德曼两次谈话的录音。 尼克松坚守阵地,强调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总统有权拒绝特别检察官的征调令, 如果他认为它会侵犯政府部门应享有的特权的话。 这场官司先是在联邦地方法院展开。 8月29日,地方法院主审法官赛里加裁决尼克松败诉。虽然尼克松对这一裁决不能说一点思想准备没有,但毕竟在美国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先例,法院判令总统交出他不愿交出的材料。所以,听到败诉的消息, 他感到震惊。他决定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屋漏偏遭雨。尼克松的搭档、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被控在任马里兰州州长和 副总统期间接受贿赂,面临起诉判罪的危险。虽说这是他个人的问题,但尼克松政府的形象又遭到损害是不可避免的。10月10日,阿格纽副总统公开表示不再为逃避所得税这一次的指控做辩护,并提出辞职,以此作为撤消对他进一步追究起诉的条件。两天后,尼克松提名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素以正直友好几乎没有什么政敌而著称的杰拉尔德·福特继任副总统。 阿格纽的辞职使尼克松感慨万千。“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人的一生中既有平坦大道,又有激流险滩和暗礁。“难道我最后的结局也是如此吗?不,我不是阿格纽, 我不应该失败,也决不能失败!”从学生时代到踏上政界,一直锋芒毕露,担心显得被动和软弱的尼克松,开始运用其拥有的权力予以反击。 他首先向特别检察官开刀。尼克松要求司法部长理查森解除考克斯的职务,从而停止他对水门事件的调查。没想到他的老内阁成员、最亲近的幕僚之一理查森,竟然拒绝执行总统的指令。拒绝执行总统指令意味着什么,理查森是很清楚的,所以,10 月20日,他正式提出辞职。与此同时,司法部副部长拉克尔肖斯也辞职不干了。措手不及的尼克松只好临时指定一名代理司法部长。 当天下午,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向记者宣布了司法部长及其副手均已辞职的消息, 并同时宣布,考克斯正被代理司法部长解职,他的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办公处将随之撤销,其工作事务交还司法部受理。 这就像在公众的心理大堤上炸开了一个口子,汹涌的抗议浪潮滚滚而来。有的报纸甚至用了“刽子手:尼克松”这类标题,指出想“杀一儆百”的总统是在向法律和正义挑战。国会舆论也简直是一边倒,包括共和党内不少议员都感到总统做得太过分, 一致要求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不能交由司法部,仍需要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来全权负责这一工作。 刚一出击便被碰得头破血流的尼克松,不得不有所收敛,同意代理司法部长选择 一位新的特别检察官全权调查水门事件一案。 11月 1日,来自得克萨斯州、曾任美国律师公会会长的民主党人利昂·贾沃斯基走马上任。他上任不久便开出传票,还是要征调去年6月20日白宫的录音磁带作为证据。 录音磁带,就像鬼魂附体一样缠绕着尼克松。“这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记录呢?” 新任副总统福特大惑不解,冒昧地建议总统立即交出去。因为他曾得到尼克松的保证, 在水门事件中总统没有做任何亏心事。“既然如此,交出录音带不就能洗清加在总统身上的嫌疑吗?”正直的福特这样想。“不,我是为了维护总统特权的原则,这一原则决不能轻易地背弃。”尼克松解释他执意不交磁带的原因。他似乎从福特的眼神中看出些许猜疑,说:“您若不信,可以把录音放给您听。”但福特谢绝了。 1973年的圣诞节对于尼克松来说也许是灰暗的,但又是值得珍惜的,因为对水门事件的调查越来越使他处于不利的境地,他在白宫度圣诞节的机会可能将一去不复返 了。当然,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不愿意朝这个方面去想。 不过,关于交不交录音磁带的心理防线正在后撤。对于最终可能迫不得已要交的那部分磁带,该听的要先听一下,该做些处理工作的也要事先做好,以免被动。尼克松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一个消息在白宫不胫而走,继而被舆论炒得火爆:作为重要证据的去年6月20日上午,尼克松同霍尔德曼商谈如何应付水门事件的谈话录音带,竟有18分半钟出现空白! 分管总统谈话录音工作的女秘书罗丝声称,她从未做过这样的“技术处理”,如 果说她工作中有过失,无意中会抹掉一些录音,那最多也不会超过5分钟。 18分钟的空白意味着什么,人们尽可以插上想象的翅膀。 此刻,尼克松的心情糟糕透了。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明白大多数人认为我对那18分半钟的空白无法解释。这是整个水门事件中最难让人相信和最具侮辱性的部分。我也知道如果我承认那段空白是我自己抹去的,或者说是罗丝替我抹掉的,或是在我直接或间接要求下有意抹去的,他们就会欣然接受。 可是我知道我没有抹;罗丝说:“超过5分钟的空白只能是人为故意处理的结果,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这样做”。这个圣诞节对于尼克松来说可能是人生中最悲惨的一个,在结束了总统辞职新闻发布会的一周后,被媒体代号为“深喉”的特工官员和尼克松进行了一次私人会晤,席间“深喉”向这位前总统透露了一个信息:在美国,白宫只是普通人们心中的政治权利中心,而事实上始终有一个势力机构在掌控美国的命运,各党派每4年都为总统大选费尽心力,但是这个神秘机构的却具有象古代皇帝世袭般的稳定地位,他们从来不用考虑换届竞选。美利坚200年的历史上,他们是否始终存在,而也许要追溯到华盛顿时代我们不得而知。在美国自由的天空上,却在人们看不到的高空中盘旋着一股气流,他似上帝般的存在而给人们以无限遐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想以攻为守的尼克松总统,渐渐地处于防不胜防的境地。 尼克松在1973年 2月14日的日记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我可以料想得到,假如法官把亨特叫到面前,拿35年的刑期来恫吓他,他很可能为了免受刑罚而就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全盘吐露。” 亨特,这个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不仅与潜入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的 5名案犯 有牵连,而且他曾和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利迪一起,在白宫的纵容下,私闯心理治疗专家埃尔斯伯格的办公室,企图窃取加害埃尔斯伯格的材料。这个埃尔斯伯格曾经把五角大楼关于越南战争的秘密材料交报社发表,对尼克松政府不利,政府 起诉他盗用文件罪,正在受审。白宫显然想置他于死地。一旦这一事件抖露出来,岂不是又一次“地震”。 如何使亨特保持沉默,或者绝不供出幕后的纵容者,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3月21 日上午,在尼克松的椭圆形办公室,总统和他的法律顾问约翰·迪安商谈着。 “亨特给竞选连任委员会的一名律师写信,索取12.2万美元,作为个人和请律师的费用。他甚至规定了交款期限。”迪安向尼克松通报了这一情况。 “他们到底想要多少钱?”尼克松知道,有第一笔,就会有第二、第三笔钱;有第一人,就会有第二、第三人要。 “在整个诉讼期间,至少要付 100万给各个被告。”迪安报出了一个不少的数目, 虽说这一数目对美国总统来说是不难办到的,但在风声很紧的情况下,毕竟要冒不少风险。 从迪安的口气中,似乎不想再去冒险。骑虎难下的尼克松总统,却只有按照既定方针走下去这一条路。他曾两次向公众信誓旦旦地保证,他和他领导的白宫在水门事件一案中是清白的,经得起调查的。如果退缩的话,他和他的政府岂不成了信誉扫地的说谎者和骗子。 “也许我们这样做是错的”,尼克松缓缓而又坚定地说,“但此时此刻,你难道不同意最好的出路是把亨特的问题妥为应付吗?我想,此时此刻,这是值得一为的。” 他显然把赌注押在了让被告守口如瓶上。他是在位的总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样押宝也许有他的道理。因为,如果这些被告拿了钱,还想获得自由,即使法院判他 重刑,作为总统还有特赦罪犯的权力。有总统作强大的后盾,聪明的被告是不会吐露对总统及其领导下的白宫不利的事实的,尼克松相信这一点。 迪安嘴上答应了总统的要求,心里却像挂了15个吊桶,七上八下,惶惶不安。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承认:“从事后看,这一天是我任期内一个悲惨的转折点。” 事实正是这样。不久便“反戈一击”的迪安,使尼克松和白宫狼狈不堪。 迪安不仅说出了白宫几名重要人物与5名窃贼潜入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一案有关, 而且坦白了案发后的一系列掩饰真相的企图。他公开表示,白宫的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总统的内务顾问埃利希曼以及他自己,都卷进了此案,有“阻挠司法的举动”。 他还透露,总统的私人律师坎姆巴克曾受命筹款给水门事件一案的被告。 而关在狱中受审的麦科德,也指控争取总统连行委员会主席,前司法部长米切尔应对他们潜入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行窃一案负责,并且供出在受审期间,有人表示可以宽赦,交换条件是他缄口不语。 负责审理水门事件一案的联邦地方法院法官也似乎打定主意要与白宫过不去。在 3 月底进行的宣判中,对第一位将政界要人牵进这一事件的被告麦科德从宽处理,予以保释,而对其余4名潜入水门大厦行窃的被告则予以重判,暂定为40年徒刑;与此案有关、又犯有私闯埃尔斯伯格医生办公室行窃之罪的亨特和利迪,前者被暂判为入 狱35年,后者曾因不肯开口而犯了蔑视法庭罪,就此暂判为6年零8个月徒刑,另处罚款4万元。 轻重悬殊的宣判,给至今抱有侥幸心理、不愿吐露全部事实的被告形成了巨大的威慑力。尼克松明知这样的判决过重,甚至实属蛮横,因为对一些杀人犯的判决也不至于如此;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地方法院法官所采取的一种文明的策略,就是要促使被告说真话,因为他们的宣判并非最后的判决,如果坦白交代,检举揭发有功,麦科德就是他们的榜样。 随着水门事件真相的不断抖露,群情激愤,舆论大哗。尼克松的防线是如此脆弱, 已经到了不找几个替罪羊就难以过关的程度。 4 月中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接替米切尔担任司法部长的理察德·克兰丁斯特, 急匆匆地求见总统尼克松,说有要事相告。无心度假、正在白宫举行午后宗教礼拜仪 式的尼克松,在仪式结束后马上同他进办公室密谈。克兰丁斯特省去了拐弯抹角的客套话,直截了当地告诉总统:“迪安把我们告了。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被认为是授权闯入水门大厦行窃的主谋人。”“不,这不可能。”尼克松惊讶得差点叫了起来,紧接着又半信半疑地问他的司法部长:“真有其事?”克兰丁斯特没有正面回答,说: “让刑事厅长来谈,您看如何?”尼克松点了点头。 不一会儿,身穿一件脏兮兮的T恤衫和一条湿漉漉的牛仔裤,脚蹬一双网球鞋的司法部刑事厅厅长亨利·派德逊,在克兰丁斯特的带领下,走进了尼克松的办公室。 他是在洗刷游艇时被召来的,连衣服也没来得及换。下属官员如此打扮到白宫来,实属不敬,要是在平时非被轰出去不可,但这次尼克松只是皱了一下眉头,便让他将掌握的迪安指控的情况一一道来。这位厅长迟疑了一会,瞥了身旁的部长一眼,在得到 “照实说”的眼神暗示后,便将迪安如何指控总统的办公室主任霍尔德曼、内务顾问埃利希曼卷入水门刑事案的情况做了汇报,末了还斗胆建议:“应该让他们两个辞职, 不然会有麻烦的,会使您和您的总统职位处境难堪。” 尼克松默默地听着,思索着,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半晌没说一句话。克兰丁斯特部长和派德逊厅长面面相觑,不知所措。“你们走吧。”尼克松有气无力地说。 宽大的办公室只剩下沉思的尼克松一人。“好一个吃里扒外的迪安!”尼克松想 对他施加压力,让他明白作为总统可以阻止他获得行政豁免权,到头来一样受刑,可 是又担心把他逼急了眼,说不定会把指控的矛头直接转向他。 “我没有什么把柄掌握在迪安手里。”尼克松的心里暗暗地为自己打气。虽说他事先确实没有授权任何人去干闯入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装置这样的蠢事,但事后的掩盖行动他能逃脱罪责吗?一想到这里,他的心又有点发虚。虽说他和年轻的法律顾问迪安商谈掩盖对策时,没有第三者可以出来证明,但谁又能保证没有留下任何可以作为证据的话柄呢? 苦思冥想,绞尽脑汁,还是没有找到自己满意的对策。想找几个心腹顾问来集思广益,可是不少人已经涉嫌水门一案,要是再冒出一个像迪安那样“反戈一击”的顾问,那不就更惨了。看来,只有变以攻为守为以退为进了,“丢卒保车”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尼克松终于拿定了主意。 几天后,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被召到总统办公室。尼克松把上次司法部长及该部刑事厅厅长谈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他们听,然后,婉转地请他们拿个主意。这两个人是尼克松的得力助手和多年的忠实朋友,为他谋取总统职位立下过汗马功劳,如今, 要尼克松开口让他们辞职,实际上是把他们开除出白宫,尼克松真是有点开不出口。 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显然被总统介绍的不利于他们的事实惊呆了。虽说这些事实都是他们经历过的,但一旦作为罪证指控则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非常敏感而又特别能领会总统意图的办公厅主任和内务顾问,此刻,只有吞下辞职这杯苦酒,以便保全总统和白宫的面子。“我们会现实地面对这一切的。”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说这话时,眼睛有点发红,鼻子开始发酸。 三人相对无语。谁也没有说出“辞职”这两个令人难堪的字眼,但谁的心里都非常明白。还是彼此心照不宣吧,各自的心情当然有所不同。 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心境: “我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他们离职,真是自私得可以了;不过我还不至于狠心到 能够心安理得地伤害自己所深切关怀的人。我忧虑他们被迫辞职时所受的打击,但我 更忧虑他们留任不去会使我遭受的打击。”“我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把做过一些我亦有份之事的几个朋友开除。” 4月30日晚上,尼克松向全国发表讲话。他重申自己与水门事件没有牵连,但接 着又说,他将为那些“在一件他们原来深信是正确的事情中可能犯了错误”的下属承 担应负的责任。尼克松借此机会宣布:“今天,我做出了任期内最难的一项决定,我接受了白宫两位最亲信僚属的辞呈。他们是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称得上是我有幸遇到的最优秀公务人员中的两位。”他用如此赞美的语句,送给被迫辞职的朋友,与其说是对朋友的抚慰,倒不如说是为了使自己的心里也好受些。同时宣布已经辞职的还有那个“反戈一击”的顾问迪安,以及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前者如果不从白宫清除 出去,怎解尼克松的心头之恨,后者辞职是因为他的一些亲密同事可能“与违反美国法律的某些行为有牵连”。 尼克松演出了一幕现代“挥泪斩马谡”的话剧。然而,就像马谡被斩并不能夺回 失去的街亭一样,丢了“卒”的尼克松能保住自己这个“车”吗?
穷追不舍,尼克松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对水门事件一案的调查并没有因为受牵连的白宫高级官员辞职而停止,相反追查得更紧了。尼克松非常清楚下一步追查的目标是谁。“我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对付他们。”尼克松暗暗地给自己打气。 他任命国防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接替辞职的克兰丁斯特,转任司法部长,并授 予他任命一位调查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的全权。这一任命很快得到了参议院的确认。 尼克松本想通过这样的积极姿态,显示其在水门事件一案上心中无愧,同时又可以有 效地控制司法机关对这一案件的调查,但事后证明他又错了。 新上任的司法部长理查森选择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著名教授阿奇博尔德·考克斯 出任调查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也许,理查森也想做一个姿态,不分党派,一点不在乎考克斯是民主党人,使人们感到他的不偏不倚,襟怀坦白。但尼克松却像被当头敲了一棒,在惊愕之余,心里暗暗叫苦。 在尼克松看来,考克斯是一个怀有党派成见的狂热分子,他和他的属下简直不用调查就确定了要把作为共和党总统的尼克松赶下总统宝座的目标。可悲的是,正是他总统本人,通过司法部长赋予考克斯他们得以实现目标的权力。 现在,尼克松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考克斯新官上任即烧火,马上从向白宫索要有关档案着手,做深入的追查。以民主党参议员萨姆·欧文为主席的参议院水门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则要求白宫有关官员随时接受该委员会的质询。原白宫法律顾问“ 反戈一击”的迪安,连续在欧文调查委员会作证5天,其开场白就长达345页,读了整整一天,其中一口咬定尼克松自水门事件案发后,一直想方设法做掩饰工作。为了证实迪安所言,委员会成员一致要求公开调阅总统的有关档案。有人甚至提出,传讯尼克松总统亲自出席作证。 再也不能退让了,听到这一消息的尼克松马上做出了这样的反应。 1973年7月7日,尼克松致信欧文,提醒他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早在1953年,杜鲁门总统也曾被国会传讯出席某个委员会,但他拒绝了。作为总统,他有自己的尊严, 也有这个权利。尼克松接着声明,我会像杜鲁门那样,既不出席委员会作证,也不向委员会提交文件。 5 天后,欧文回信白宫,说“两不”立场恐怕“势必引起同基本宪法对抗的严重可能”。就在这一天,尼克松起床时感觉胸部剧烈疼痛,住进了海军医院。 在他住院期间,尼克松听到了一个更使他心痛的消息:他的副助理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向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泄露了“天机”:自1971年 3月以来,白宫安装了能自动记录谈话的秘密录音系统,总统在办公室的所有谈话,都有录音磁带备考。 对此,特别检察官考克斯备受鼓舞,认为这是证明总统有没有罪的最有力的证据, 要求白宫立即交出有关磁带。参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新闻界抓住这条爆炸性的新闻大做文章,公众的反应也特别强烈。总统和他所领导的政府是否营私舞弊,将通过录音磁带而真相大白,这个消息实在令人振奋。《纽 约每日新闻》的大字标题不无讽刺地写道:“尼克松窃听自己的办公厅。” 尼克松则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不可能记得水门事件案发后, 他所下达的每一项指示,说过的每一句话,但是对是否录有掩饰真相、阻碍调查的罪证,他是心里有数的。因此,他本能的反应是,必须借助总统享有的特权,绝不能把录音磁带的内容泄露出去。 于是,围绕着交还是不交录音磁带,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 考克斯特别检察官穷追不舍,非要尼克松交出磁带不可。看来他有明确的线索, 甚至直接点出和索要去年6月20日,即水门事件发生3天后,尼克松同他的办公室主任霍尔德曼两次谈话的录音。 尼克松坚守阵地,强调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总统有权拒绝特别检察官的征调令, 如果他认为它会侵犯政府部门应享有的特权的话。 这场官司先是在联邦地方法院展开。 8月29日,地方法院主审法官赛里加裁决尼克松败诉。虽然尼克松对这一裁决不能说一点思想准备没有,但毕竟在美国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先例,法院判令总统交出他不愿交出的材料。所以,听到败诉的消息, 他感到震惊。他决定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屋漏偏遭雨。尼克松的搭档、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被控在任马里兰州州长和 副总统期间接受贿赂,面临起诉判罪的危险。虽说这是他个人的问题,但尼克松政府的形象又遭到损害是不可避免的。10月10日,阿格纽副总统公开表示不再为逃避所得税这一次的指控做辩护,并提出辞职,以此作为撤消对他进一步追究起诉的条件。两天后,尼克松提名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素以正直友好几乎没有什么政敌而著称的杰拉尔德·福特继任副总统。 阿格纽的辞职使尼克松感慨万千。“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人的一生中既有平坦大道,又有激流险滩和暗礁。“难道我最后的结局也是如此吗?不,我不是阿格纽, 我不应该失败,也决不能失败!”从学生时代到踏上政界,一直锋芒毕露,担心显得被动和软弱的尼克松,开始运用其拥有的权力予以反击。 他首先向特别检察官开刀。尼克松要求司法部长理查森解除考克斯的职务,从而停止他对水门事件的调查。没想到他的老内阁成员、最亲近的幕僚之一理查森,竟然拒绝执行总统的指令。拒绝执行总统指令意味着什么,理查森是很清楚的,所以,10 月20日,他正式提出辞职。与此同时,司法部副部长拉克尔肖斯也辞职不干了。措手不及的尼克松只好临时指定一名代理司法部长。 当天下午,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向记者宣布了司法部长及其副手均已辞职的消息, 并同时宣布,考克斯正被代理司法部长解职,他的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办公处将随之撤销,其工作事务交还司法部受理。 这就像在公众的心理大堤上炸开了一个口子,汹涌的抗议浪潮滚滚而来。有的报纸甚至用了“刽子手:尼克松”这类标题,指出想“杀一儆百”的总统是在向法律和正义挑战。国会舆论也简直是一边倒,包括共和党内不少议员都感到总统做得太过分, 一致要求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不能交由司法部,仍需要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来全权负责这一工作。 刚一出击便被碰得头破血流的尼克松,不得不有所收敛,同意代理司法部长选择 一位新的特别检察官全权调查水门事件一案。 11月 1日,来自得克萨斯州、曾任美国律师公会会长的民主党人利昂·贾沃斯基走马上任。他上任不久便开出传票,还是要征调去年6月20日白宫的录音磁带作为证据。 录音磁带,就像鬼魂附体一样缠绕着尼克松。“这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记录呢?” 新任副总统福特大惑不解,冒昧地建议总统立即交出去。因为他曾得到尼克松的保证, 在水门事件中总统没有做任何亏心事。“既然如此,交出录音带不就能洗清加在总统身上的嫌疑吗?”正直的福特这样想。“不,我是为了维护总统特权的原则,这一原则决不能轻易地背弃。”尼克松解释他执意不交磁带的原因。他似乎从福特的眼神中看出些许猜疑,说:“您若不信,可以把录音放给您听。”但福特谢绝了。 1973年的圣诞节对于尼克松来说也许是灰暗的,但又是值得珍惜的,因为对水门事件的调查越来越使他处于不利的境地,他在白宫度圣诞节的机会可能将一去不复返 了。当然,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不愿意朝这个方面去想。 不过,关于交不交录音磁带的心理防线正在后撤。对于最终可能迫不得已要交的那部分磁带,该听的要先听一下,该做些处理工作的也要事先做好,以免被动。尼克松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一个消息在白宫不胫而走,继而被舆论炒得火爆:作为重要证据的去年6月20日上午,尼克松同霍尔德曼商谈如何应付水门事件的谈话录音带,竟有18分半钟出现空白! 分管总统谈话录音工作的女秘书罗丝声称,她从未做过这样的“技术处理”,如 果说她工作中有过失,无意中会抹掉一些录音,那最多也不会超过5分钟。 18分钟的空白意味着什么,人们尽可以插上想象的翅膀。 此刻,尼克松的心情糟糕透了。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明白大多数人认为我对那18分半钟的空白无法解释。这是整个水门事件中最难让人相信和最具侮辱性的部分。我也知道如果我承认那段空白是我自己抹去的,或者说是罗丝替我抹掉的,或是在我直接或间接要求下有意抹去的,他们就会欣然接受。 可是我知道我没有抹;罗丝说:“超过5分钟的空白只能是人为故意处理的结果,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这样做”。这个圣诞节对于尼克松来说可能是人生中最悲惨的一个,在结束了总统辞职新闻发布会的一周后,被媒体代号为“深喉”的特工官员和尼克松进行了一次私人会晤,席间“深喉”向这位前总统透露了一个信息:在美国,白宫只是普通人们心中的政治权利中心,而事实上始终有一个势力机构在掌控美国的命运,各党派每4年都为总统大选费尽心力,但是这个神秘机构的却具有象古代皇帝世袭般的稳定地位,他们从来不用考虑换届竞选。美利坚200年的历史上,他们是否始终存在,而也许要追溯到华盛顿时代我们不得而知。在美国自由的天空上,却在人们看不到的高空中盘旋着一股气流,他似上帝般的存在而给人们以无限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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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9-02-20
1、美国福特总统作出赦免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决定是出于与他的“深厚友谊”。
福特在接受该报记者鲍伯·伍德沃德采访时说:“我把他当作我的朋友,而且我一直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决定赦免时我没有迟疑,因为我们有这种关系,而且我不希望我真正的朋友蒙受耻辱。”
福特当时要求等他死后再披露这段话。
据报道,尼克松和福特在上世纪40年代末期相识,但他们的友谊并不广为人知。福特对伍德沃德说:“我认为,尼克松觉得我是国会中他唯一真正可以信赖的人。”福特同时称,他也是尼克松“唯一的挚友”。
2、尼克松身为总统,卷入“水门事件”,有罪。赦免尼克松,福特明白,会让自己成为争议焦点,断送自己政治前程。
不过,福特还是做了。他1974年9月8日以“良知”为名,宣布决定:终结“恶梦”,封存“案卷”,以求国家“安宁”。
在美国媒体看来,正因为赦免尼克松,福特没有能够连任总统。
回忆那一段,福特无悔。他日后写道:“让我(当时)担心之事,是国家健康状态,既涉及国内、也涉及世界。”
按照这种解释,福特之所以唤醒“良知”,了断“恶梦”,是为美国政治“健康”。
而按照美国总统任职年限计算,福特当政不足4年、不满一届,却终结了“水门事件”,也目睹了越南战争结束。
他那种政治“良知”,现在才为众多美国人所认同,同时也引发联想。因为福特那时候就知道,美国政治生态和心态,影响之广,“既涉及国内、也涉及世界”。而现在,以美国实力,所产生国际影响更强烈。
如今,国内政治“恶梦”依然萦绕美国,众多国际“案卷”困扰世界,“安宁”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期待。或许,福特所言政治“良知”,需要今人付出更大勇气才可唤回,才可能求得一国之健康以及世界之和谐。(徐勇)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福特在接受该报记者鲍伯·伍德沃德采访时说:“我把他当作我的朋友,而且我一直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决定赦免时我没有迟疑,因为我们有这种关系,而且我不希望我真正的朋友蒙受耻辱。”
福特当时要求等他死后再披露这段话。
据报道,尼克松和福特在上世纪40年代末期相识,但他们的友谊并不广为人知。福特对伍德沃德说:“我认为,尼克松觉得我是国会中他唯一真正可以信赖的人。”福特同时称,他也是尼克松“唯一的挚友”。
2、尼克松身为总统,卷入“水门事件”,有罪。赦免尼克松,福特明白,会让自己成为争议焦点,断送自己政治前程。
不过,福特还是做了。他1974年9月8日以“良知”为名,宣布决定:终结“恶梦”,封存“案卷”,以求国家“安宁”。
在美国媒体看来,正因为赦免尼克松,福特没有能够连任总统。
回忆那一段,福特无悔。他日后写道:“让我(当时)担心之事,是国家健康状态,既涉及国内、也涉及世界。”
按照这种解释,福特之所以唤醒“良知”,了断“恶梦”,是为美国政治“健康”。
而按照美国总统任职年限计算,福特当政不足4年、不满一届,却终结了“水门事件”,也目睹了越南战争结束。
他那种政治“良知”,现在才为众多美国人所认同,同时也引发联想。因为福特那时候就知道,美国政治生态和心态,影响之广,“既涉及国内、也涉及世界”。而现在,以美国实力,所产生国际影响更强烈。
如今,国内政治“恶梦”依然萦绕美国,众多国际“案卷”困扰世界,“安宁”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期待。或许,福特所言政治“良知”,需要今人付出更大勇气才可唤回,才可能求得一国之健康以及世界之和谐。(徐勇)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20-08-30
美国衰弱尼克松就是罪人,如果朝鲜战争,美国舰队不开进台湾海峡,中国不可能插手朝鲜战争,也不会倒向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