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自‘杯酒释兵权’以来，有宋一代为避免重蹈唐代灭亡的复辙，在官和兵两方面都进行了精心的收权和分权的工作。
1、冗兵：军队成为政府招降纳叛、安抚起义民众的工具，势必造成军纪涣散，军队战斗力下降，导致北宋对辽国、西夏等对外军事颓势。
宋朝对兵权的集中十分重视，不仅禁军受皇帝直接指挥，精兵往往收归中央，在地方上，也多以文官制约武官，所有涉及兵权的官员，轮换频繁，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训练松懈，战斗力低下。
不凑巧的是，夏辽等国则在同一时期相当强大，为解决此问题，宋所采取的政策是增兵，但实际战斗力却没有什么提高，于是再战败，于是再增兵，形成恶性循环。
宋代初期采取的是募兵制，即百姓出钱，政府招兵(这实际上是当时条件下为提高战斗力，使军队职业化，训练系统化的一个必然，可惜的是，在不合理的兵制下，这些兵往往全无战斗力而成为地痞流氓逍遥自在所在)，后因太大的经济负担，不得已又部分采取了征兵制。
宋太祖时候军队12万人，太宗时增加6万人，为18万，真宗执政部队激增到40万人，到宋仁宗时候翻倍达到80万军队，应该说军队膨胀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国家的负担也是成几何倍数增长。
2、冗官：各级之间虽然形成了一定的相互牵制，但是文官制度的行政效率明显下降，巨大的官俸支出也造成财政负担。
唐代每届取进士三四十人，宋朝动辄四五百人。
公元991年，朝廷取士总计竟达一万七千三百人。宋朝对宗室、亲信弟子特为优宠，随意授官，皇朝宗室男孩七岁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阶，并领取俸禄。
宗室之外，其它旁支、异姓、门客，都可以得荫补官，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官僚队伍。
在官吏制度上，为防止出现朋党之争的重演，在官衙设置上强调使各机构互相不通气，互相制约，在中央政府中，分割了宰相的权力，宰相只负责中书省(所谓‘中书主民’)，另设枢密使(枢密院长官)主管兵权(只有奉旨发兵的权力,无权实际统率军队)，而主财的三司也不需要向宰相负责,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
宰相之下还有实为副宰相的‘参知政事’，进一步对相权形成制约，在地方官的任命上，任命必须出于朝廷为其一，多用文官为其二，几乎重要的州府都有皇帝直接派出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的通判为其三，使地方官的任何离心行为都需要冒比唐代大得多的风险。
而且，官，职分离，有官不一定有权，官职在多数情况下只代表俸禄的多少，而权力往往以临时任命的方式授予必须的官吏。最后，地方财政由中央直接派遣的转运使主管，从人，财两方面遏制了地方的尾大不掉，同时也必然造成了大量的冗员，同时，由于三年一升迁制度的普遍实行，使‘但求无过,不求有功’的冗员数量无限扩大，这一切，造成三冗之首。
3、冗费：增大了国家行政成本。人增加了，费用也就增加了。唐代府兵制在宋代不再实行，改为招募。这样扩充了兵源，但也相应增加了成本。
冗兵、冗官、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支出，加上战场上一连串的失败，形成冗费。
宋仁宗有没有能力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宋仁宗赵祯，一个被“仁”字贯穿一生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