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冷静、爱民、独立思考、勇敢、坚定、思想深邃、具有强烈的平等意识和人文主义情怀。
第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坟》:《论睁了眼看》)这种思想其实反映着中国的最黑暗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反映着当时的经济政治关系。科学式的封建等级制度,给每一个“田舍郎”以“暮登天子堂”的幻想;租佃式的农奴制度给每一个农民以“独立经济”的幻影和“爬上社会的上层”的迷梦。这都是几百年来的“空前伟大的”烟幕弹。而另一方面,在极端重压的没有出路的情形之下,散漫的剥夺了取得智识文化的可能的小百姓,只有一相情愿的找些“巧妙”的方法去骗骗皇帝官僚甚至于鬼神。大家在欺人和自欺之中讨生活。统治阶级的这种“文化遗产”甚至于象沉重的死尸一样,压在革命队伍的头上,使他们不能够迅速的摆脱。即使“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同上)。鲁迅是竭力暴露黑暗的,他的讽刺和幽默,是最热烈最严正的对于人生的态度。那些笑他“三个冷静”的人,固然只是些嗡嗡翁的苍蝇。就是嫌他冷嘲热讽的“不庄严”的,也还是不了解他,同时,也不了解自己的“空城计”式的夸张并不是真正的战斗。可是,鲁迅的现实主义决不是第三种人的超然的旁观的所谓“科学”态度。善于读他的杂感的人,都可感觉到他的燃烧着的猛烈的火焰在扫射着猥劣腐烂的黑暗世界。“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同上)
第二,是“韧”的战斗。“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二心集》:五六页)“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人+家畜性=某一个人。”(《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而兽性就在于有“咬筋”,一口咬住就不放,拼命的刻苦的干去,这才是韧的战斗。牧人们看见小猪忽然发一阵野性,等忽儿可驯服了,他们是不忧愁的。所以这种兽性和韧的战斗决不是歇死替利地可以干得来的。一忽儿“绝望的狂跳”,一忽儿又“萎靡而颓伤”,一忽儿是嚣张的狂热,一忽儿又捶着胸脯忏悔,那有什么用处。打仗就要象个打仗。这不是小孩子赌气,要结实的立定自己的脚跟,躲在壕沟里,沉着的作战,一步步的前进,——这是鲁迅所谓“壕堑战”的战术。这是非合法主义的战术。如果敌人用“激将”的办法说:“你感走出来”,而你居然走了出去,那么,这就象许褚的赤膊上前阵,中了箭是活该。而笨到会中敌人的这一类的奸计的人,总是不肯,也不会韧战的。
第三,是反自由主义。鲁迅的著名的“打落水狗”(《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刑》),真正是反自由主义,反妥协主义的宣言。旧势力的虚伪的中庸,说些鬼话来羼杂在科学里,调和一下,鬼混一下,这正是它的诡计。其实这斗争的世界,有些原则上的对抗事实上是决不会有调和的。所谓调和只是敌人的缓兵之计。狗可怜到落水,可是它爬出来仍旧是狗,仍旧要咬你一口,只要有可能的话。所以“要打就得打到底”——对于一切种种黑暗的旧势力都应当这样。但是死气沉沉的市侩,——其实他们对于在自己手下讨生活的人一点儿也不死气沉沉,——表面上往往会对所谓弱者“表同情”,事实上他们有意的无意的总在维持着剥削制度。市侩,这是一种狭隘的浅薄的东西,它们的头脑(如果可以说这是头脑的话),被千百年来的现成习惯和思想圈住了,而在这个圈子里自动机似的“思想”着。家庭,私塾,学校,中西“人道主义”的文学的影响,一切所谓“法律精神”和“中庸之道”的影响,把市侩的脑筋造成了一种简单机器,碰见什么“新奇”的,“过激”的事情,立刻就会象留声机似的“啊呀呀”的叫起来。这种“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鲁迅这种暴露市侩的锐利的笔锋,充分的表现着他的反中庸的,反自由主义的精神。
第四,是反虚伪的精神。这是鲁迅——文学家的鲁迅,思想家的鲁迅的最主要的精神。他的现实主义,他的打硬仗,他的反中庸的主张,都是用这种真实,这种反虚伪做基础。他的神圣的憎恶就是针对着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虚伪社会,这个帝国主义的虚伪世界的。他的杂感简直可以说全是反虚伪的战书,譬如别人不大注意的《华盖集续编》就有许多猛烈而锐利的攻击虚伪的文字,久不再版的《坟》里的好些长篇也是这样。而中国的统治阶级特别善于虚伪,他们有意的无意的要把虚伪笼罩群众的意识;他们的虚伪是超越了全世界的纪录了。“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他们什么都不信,但是他们“虽然这样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可那么做”……这叫做“做戏的虚无党”(《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虚伪到这地步,其实是顶老实了。西洋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或者民权主义者,或者改良妥协的所谓社会主义者,至少在最初黎明期的时候,自己也还蒙在鼓里,一本正经的信仰着什么,或者理论,或者宗教,或者道德——这种客观上的欺骗作用比较的强些。——而中国的是明明知道什么都是假的,不过偏要这么说说,做做,骗骗人,或者简直武断地乱吹一通,拿来做杀人的理论。自然,自从西洋发明了法西斯主义,他们那里也开始中国化了。呜呼,“先进的”中国呵。
第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坟》:《论睁了眼看》)这种思想其实反映着中国的最黑暗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反映着当时的经济政治关系。科学式的封建等级制度,给每一个“田舍郎”以“暮登天子堂”的幻想;租佃式的农奴制度给每一个农民以“独立经济”的幻影和“爬上社会的上层”的迷梦。这都是几百年来的“空前伟大的”烟幕弹。而另一方面,在极端重压的没有出路的情形之下,散漫的剥夺了取得智识文化的可能的小百姓,只有一相情愿的找些“巧妙”的方法去骗骗皇帝官僚甚至于鬼神。大家在欺人和自欺之中讨生活。统治阶级的这种“文化遗产”甚至于象沉重的死尸一样,压在革命队伍的头上,使他们不能够迅速的摆脱。即使“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同上)。鲁迅是竭力暴露黑暗的,他的讽刺和幽默,是最热烈最严正的对于人生的态度。那些笑他“三个冷静”的人,固然只是些嗡嗡翁的苍蝇。就是嫌他冷嘲热讽的“不庄严”的,也还是不了解他,同时,也不了解自己的“空城计”式的夸张并不是真正的战斗。可是,鲁迅的现实主义决不是第三种人的超然的旁观的所谓“科学”态度。善于读他的杂感的人,都可感觉到他的燃烧着的猛烈的火焰在扫射着猥劣腐烂的黑暗世界。“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同上)
第二,是“韧”的战斗。“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二心集》:五六页)“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人+家畜性=某一个人。”(《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而兽性就在于有“咬筋”,一口咬住就不放,拼命的刻苦的干去,这才是韧的战斗。牧人们看见小猪忽然发一阵野性,等忽儿可驯服了,他们是不忧愁的。所以这种兽性和韧的战斗决不是歇死替利地可以干得来的。一忽儿“绝望的狂跳”,一忽儿又“萎靡而颓伤”,一忽儿是嚣张的狂热,一忽儿又捶着胸脯忏悔,那有什么用处。打仗就要象个打仗。这不是小孩子赌气,要结实的立定自己的脚跟,躲在壕沟里,沉着的作战,一步步的前进,——这是鲁迅所谓“壕堑战”的战术。这是非合法主义的战术。如果敌人用“激将”的办法说:“你感走出来”,而你居然走了出去,那么,这就象许褚的赤膊上前阵,中了箭是活该。而笨到会中敌人的这一类的奸计的人,总是不肯,也不会韧战的。
第三,是反自由主义。鲁迅的著名的“打落水狗”(《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刑》),真正是反自由主义,反妥协主义的宣言。旧势力的虚伪的中庸,说些鬼话来羼杂在科学里,调和一下,鬼混一下,这正是它的诡计。其实这斗争的世界,有些原则上的对抗事实上是决不会有调和的。所谓调和只是敌人的缓兵之计。狗可怜到落水,可是它爬出来仍旧是狗,仍旧要咬你一口,只要有可能的话。所以“要打就得打到底”——对于一切种种黑暗的旧势力都应当这样。但是死气沉沉的市侩,——其实他们对于在自己手下讨生活的人一点儿也不死气沉沉,——表面上往往会对所谓弱者“表同情”,事实上他们有意的无意的总在维持着剥削制度。市侩,这是一种狭隘的浅薄的东西,它们的头脑(如果可以说这是头脑的话),被千百年来的现成习惯和思想圈住了,而在这个圈子里自动机似的“思想”着。家庭,私塾,学校,中西“人道主义”的文学的影响,一切所谓“法律精神”和“中庸之道”的影响,把市侩的脑筋造成了一种简单机器,碰见什么“新奇”的,“过激”的事情,立刻就会象留声机似的“啊呀呀”的叫起来。这种“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鲁迅这种暴露市侩的锐利的笔锋,充分的表现着他的反中庸的,反自由主义的精神。
第四,是反虚伪的精神。这是鲁迅——文学家的鲁迅,思想家的鲁迅的最主要的精神。他的现实主义,他的打硬仗,他的反中庸的主张,都是用这种真实,这种反虚伪做基础。他的神圣的憎恶就是针对着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虚伪社会,这个帝国主义的虚伪世界的。他的杂感简直可以说全是反虚伪的战书,譬如别人不大注意的《华盖集续编》就有许多猛烈而锐利的攻击虚伪的文字,久不再版的《坟》里的好些长篇也是这样。而中国的统治阶级特别善于虚伪,他们有意的无意的要把虚伪笼罩群众的意识;他们的虚伪是超越了全世界的纪录了。“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他们什么都不信,但是他们“虽然这样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可那么做”……这叫做“做戏的虚无党”(《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虚伪到这地步,其实是顶老实了。西洋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或者民权主义者,或者改良妥协的所谓社会主义者,至少在最初黎明期的时候,自己也还蒙在鼓里,一本正经的信仰着什么,或者理论,或者宗教,或者道德——这种客观上的欺骗作用比较的强些。——而中国的是明明知道什么都是假的,不过偏要这么说说,做做,骗骗人,或者简直武断地乱吹一通,拿来做杀人的理论。自然,自从西洋发明了法西斯主义,他们那里也开始中国化了。呜呼,“先进的”中国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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