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党中央应该尽快出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规划，在强调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监督作用、政协民主协商制度化以及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建设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回应社会期待，以现实的经济社会重大问题为导向，凝聚全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正能量。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本次两会社科界别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尽快出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规划，在强调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监督作用、政协民主协商制度化以及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建设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回应社会期待，以现实的经济社会重大问题为导向，以此来凝聚全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正能量。
没有总体规划，推进就容易走样
迟福林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战略性、历史性选择。
不过，迟福林认为，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和政府过去也做了很多，但不成系统，比较分散和碎片化，当前，社会方方面面对此有期待。迟福林认为，当务之急就是中央尽快制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相关总体规划。没有一个具体的“总体规划”，难免会把好事办走样。
“建议尽快出台总体规划或总体设想。”迟福林说，提出这条建议，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
首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和迫切需求。迟福林表示，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确实到了关键点，未来3-5年，如果能够发挥总体规划的导向作用，对深化全面改革、对后10年、20年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次，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指导思想，“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下一步的国家治理转型，重要的是以法治建设为重点，法治为先、法治为重、法治为大，逐步形成以法治国的新局面。”
还有一点是回应社会期待。迟福林表示，国家治理的目标是让人民满意，国家治理得好不好，让人民说了算。
在国家治理方面，迟福林认为，经过60多年的摸索，已经找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道路的国家治理体系，比如走什么样的路，用什么理论来指导，国家制度等。不过，由于我们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因此，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面因为各种因素影响，还有很多欠缺，“因此，出台这样一个总体规划，对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国家治理的新格局有重大影响。”
国家治理总体规划要研究四大问题
那么如何设计、出台一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总体规划？迟福林认为应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加快推进法治市场经济进程，建设法制化的营商环境。迟福林说，从现在的情况看，需要采取两个措施：首先，针对现在资本外流、社会资本不稳定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建议尽快形成合法的私人财产权、投资收益严格保护的法制环境，这件事情很重要。其次，是市场监管的转型与改革，即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为主的转型，尽快将监管权从审批机构中分离出来。从各个方面看，我国已进入一个消费型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全社会的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释放将是一个大趋势。现在突出的矛盾是投资与消费不相适应、市场监管与消费型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不相适应。为什么监管机构越来越多，但监管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消费不安全问题很多，主要的问题是把行政审批和市场监管合为一体。所以，法治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是赋予市场监管的法律地位，尽快将监管权从审批机构中分离出来，以提高监管的综合性、统一性、权威性。
二是加快以公开化、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改革。迟福林提出一些具体建议。例如，司法体制改革去地方化，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适应，需要把经济的审判权归中央，建立中央巡回法院，民事、刑事案件仍归地方。“我认为，这样一些方面的司法体制改革现实的需求明显加大，条件逐步成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三是加快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程。“综合各个方面的情况看，社会治理转型确实到了临界点，未来的一个时期，这方面的矛盾问题会越来越突出。”迟福林说，未来必须以发展各类社区公益组织和推进社区自治为重点，加快社会治理创新，积极稳妥地推进官办社会组织的转型，使其在重要时候起到关键性作用。
四是加快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的利益机构调整。而关于利益结构与治理结构的关系。迟福林认为，橄榄形的利益结构和分配结构是我国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础，并且是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实情况看，改革开放35年多，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概在25%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果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不能提高到40%左右，无论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建设，恐怕都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追答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本次两会社科界别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尽快出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规划，在强调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监督作用、政协民主协商制度化以及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建设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回应社会期待，以现实的经济社会重大问题为导向，以此来凝聚全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正能量。
没有总体规划，推进就容易走样
迟福林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战略性、历史性选择。
不过，迟福林认为，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和政府过去也做了很多，但不成系统，比较分散和碎片化，当前，社会方方面面对此有期待。迟福林认为，当务之急就是中央尽快制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相关总体规划。没有一个具体的“总体规划”，难免会把好事办走样。
“建议尽快出台总体规划或总体设想。”迟福林说，提出这条建议，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
首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和迫切需求。迟福林表示，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确实到了关键点，未来3-5年，如果能够发挥总体规划的导向作用，对深化全面改革、对后10年、20年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次，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指导思想，“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下一步的国家治理转型，重要的是以法治建设为重点，法治为先、法治为重、法治为大，逐步形成以法治国的新局面。”
还有一点是回应社会期待。迟福林表示，国家治理的目标是让人民满意，国家治理得好不好，让人民说了算。
在国家治理方面，迟福林认为，经过60多年的摸索，已经找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道路的国家治理体系，比如走什么样的路，用什么理论来指导，国家制度等。不过，由于我们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因此，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面因为各种因素影响，还有很多欠缺，“因此，出台这样一个总体规划，对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国家治理的新格局有重大影响。”
国家治理总体规划要研究四大问题
那么如何设计、出台一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总体规划？迟福林认为应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加快推进法治市场经济进程，建设法制化的营商环境。迟福林说，从现在的情况看，需要采取两个措施：首先，针对现在资本外流、社会资本不稳定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建议尽快形成合法的私人财产权、投资收益严格保护的法制环境，这件事情很重要。其次，是市场监管的转型与改革，即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为主的转型，尽快将监管权从审批机构中分离出来。从各个方面看，我国已进入一个消费型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全社会的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释放将是一个大趋势。现在突出的矛盾是投资与消费不相适应、市场监管与消费型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不相适应。为什么监管机构越来越多，但监管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消费不安全问题很多，主要的问题是把行政审批和市场监管合为一体。所以，法治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是赋予市场监管的法律地位，尽快将监管权从审批机构中分离出来，以提高监管的综合性、统一性、权威性。
二是加快以公开化、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改革。迟福林提出一些具体建议。例如，司法体制改革去地方化，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适应，需要把经济的审判权归中央，建立中央巡回法院，民事、刑事案件仍归地方。“我认为，这样一些方面的司法体制改革现实的需求明显加大，条件逐步成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三是加快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程。“综合各个方面的情况看，社会治理转型确实到了临界点，未来的一个时期，这方面的矛盾问题会越来越突出。”迟福林说，未来必须以发展各类社区公益组织和推进社区自治为重点，加快社会治理创新，积极稳妥地推进官办社会组织的转型，使其在重要时候起到关键性作用。
四是加快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的利益机构调整。而关于利益结构与治理结构的关系。迟福林认为，橄榄形的利益结构和分配结构是我国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础，并且是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实情况看，改革开放35年多，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概在25%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果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不能提高到40%左右，无论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建设，恐怕都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追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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