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建立的制度是我国行省制度的开端，有何意义？

忽必烈恢复的行政机构治愈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战争创伤。宋朝灭亡后，元朝保留了宋朝的机构和全部行政官员，而且还尽一切努力得到了当时任职官员们的个人的效忠。

在位期间，忽必烈注意选用人才，重用汉臣，如董文炳(忽必烈称其为董大)、刘秉忠、张弘范等，任命色目大臣阿合马掌管国家财政。采用汉法，建立各项政治制度。如在地方上建立行省，中央设中书省，开创我国省制之端。他设立“司农司”、“劝农司”等专管农业的机构，以劝农成绩作为考核官吏的主要标准，并令人编辑《农桑辑要》于至元二十三年颁行全国。

蒙古当时的汗位继承制并不是嫡长子继承，而是由忽里台大会选举产生的，但同时不能忽视大汗的选择，其影响力还是很大。除此之外，蒙古还有所谓的“幼子守灶”，所以蒙古早期的继承人制度看似明确，但也是挺混乱的。

尤其是蒙哥死后，他的弟弟忽必烈和和阿里不哥又争位。而这也给了忽必烈一个巨大的机会，他也是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大汗的。否则，如果有明确的继承制度，那么即使忽必烈不服的话，恐怕得到的支持也不会太大。

忽必烈从小就深受中原儒家汉文化的熏陶，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结识了一些中原的文士，对中原的情况十分熟悉，而且结识的这些儒士也对他以后的治国安邦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在众多的汉人儒士中，对忽必烈起到重要影响的是刘秉忠和姚枢。

刘秉忠（1216-1274年），早在忽必烈没称帝前就多次提出建议：“可以马上取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并且向忽必烈历数中原的历代王朝得失，指出了蒙古旧制中的弊端，建议采用汉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