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名称由来
“阶级”概念的起源与演变 研究一个概念的演变，绝不仅仅只是考察其字面上的意义，正如剑桥学派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所说的那样：“研究概念变化不在于关注使用一些特定的词汇来表达这些概念的‘意义’，而是通过追问运用这些概念能做什么和考察他们相互关系以及更宽广的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1]考察“阶级”一词的含义，就要从“阶级”这个概念在不同人和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社会背景之下所表述的不同含义入手。
“阶级”对应的英文单词是“class”。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以及不同论述者那里，表达的含义存在诸多的差异。列宁曾对“阶级”作过这样的界定：“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2]在这里，列宁的“阶级”概念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它首先是一个“集团”，并且与“社会劳动”相联系，它不具备个体的特征。
在中国，“阶级”一词古已有之，它有以下几种解释：台阶、尊卑上下的等级、官的品位与等级、阶段或段落等。显然，“阶级”一词在中国古代或近代的基本用途是区分类别、等级，其含义主要是官位俸禄的等级和社会伦理制度，即“礼”规定的等级秩序，与后来政治学或经济学上的含义不同。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级，即资产阶级（Bourgeois）和无产阶级（Proletarians），认为“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把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作为划分阶级的决定性标准的。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的了解，早先主要是通过对日语社会科学论著的翻译来实现的，其形式要么是通过欧洲语言原著的日语翻译，要么是通过日语的社会主义著作的引介，而这种语际跨越的过程，又是以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作为桥梁来实现的。因此，中国人理解的“阶级”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关键性词语，是与日语中“阶级”一词的解释意义联系在一起的。
在日本明治时代早期的英日词典中，“阶级”一词（日语读法为“kaikyū”）也仅是作为“台阶”、“等级”的对等词。后来，西方社会主义的日文文献里，该词就被赋予了“社会阶级”的含义。1899年由东京的Minyūsha出版社出版的《现时的社会主义》（MG）一书中出现了两个对立阶级的表述，即“生活奢华的阶级”（ogorerukaikyū）和“饥饿的阶级”（uhetarukaikyū）[3]。这里的阶级意思已与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含义相近，都具有以占有社会资料的多少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特征。
1903年，较早在汉语中使用“阶级”新含义的梁启超，曾经对中西社会作了这样的分析，认为“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4]。梁启超不承认中国社会存在阶级现象。1902年9月，他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谈到人类进化的归宿时提到马克思的观点，指出：“故麦喀士嘲之曰：‘今世学者，以科学破宗教，谓人类乃由下等动物变化而来，然其变化之律，以人类为极点乎？抑人类之上，更有他日进化之一阶级乎？彼等无以应也。’”[5]在梁启超这个时代的国人，对社会阶级的认识，还只停留在一些学者对西方阶级理论的简单介绍上。
1903年2月，马君武撰文介绍西欧社会党人时，开始注意到西方现代阶级的存在：“社会者，发达不息之有机体也，其必有一日焉，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为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于一切平等之域，此社会党人所公信也。”在马君武看来，对于“社会党人”来说，“资本家”（“资产阶级”的早期雏形）和“劳动者”（“无产阶级”的早期雏形）的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是以拥有的财富（资本）多寡来加以区别的。这里的“阶级”是否具备政治意义，似乎不明确，至少马君武没有作出这样的分析。因而，只能认为，马君武意识里的“阶级”，还没有形成一个特定政治社会集团，即还不是涵盖政治斗争的“阶级”概念。同时，马君武还描述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认为“中国则家奴、农仆、雇工三者常兼包并容，而无显然分划之阶级，至今尚然。”[5]马君武为什么这样认为呢？其原因，或许可能当时中国的现代意义上的阶级分裂状况还不太明显，或许可能用西方的“阶级”概念来套中国的情况，未必适当。但不论原因如何，此时国人对中国社会的阶级认知，尚处在一个经验性的经济分析阶段上。“阶级”概念的起源与中共早期的理论认知
同年10月，日本近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由中国达识译社翻译成中文。在这本宣传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中，幸德秋水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阶级”，产生于工业革命之后：“近世工业，一经兴隆，瞬息之间，席卷地球，到处压倒个人之小产业者，有如风扫落叶，遗片无留。业利全失，不得已弃其个人小器械，向大工场而趋，其所自得者，亦惟赁银而已。加之封建之制度废，土地之兼并盛，地方小农不得不竞出都会，求衣食于赁银。而自由独立之劳动者，渐就绝迹，赁银之劳动者，日益加多。于是社会分两阶级：专有生产机关，尽领有其生产之地主资本家为一级；食力以外，一无所有之劳动者为一级。彼疆尔界，鸿沟截然。此社会生产与领有之间，已现地主资本家与赁银劳动者之冲突。”[6]这段叙述，提示了西方现代意义的阶级构成，主要是由雇佣劳动关系引起的，并且已注意到“冲突”的现象。但是，幸德秋水所述的是西方的对象，国人只是从这里了解了“阶级”，它还不是中国的经验。
梁启超在1904年描绘了其在纽约亲见的现代西方的阶级现象：“美国全国之总财产，其十分之七属于彼二十万之富人所有；其十分之三属于此七千九百八十万之贫民所有。故美国之富人则诚富矣，而所谓富族阶级，不过居总人口四百分之一……此等现象，凡各文明国罔不如是，而大都会为尤甚。”[7]但梁启超此文的用意，并不是对这种现象的赞赏，而是对西方社会中阶级贫富弊端的批判，尤其是对中国国情的忧虑而希望中国能避免这些弊端。这种希望在中国避免出现阶级分化的想法，在孙中山那里也一样存在。1905年，孙中山再度到布鲁塞尔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表示：“我们黄种的同志希望改进这种制度，使之同我们党的原则更趋一致，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象所有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8]在梁启超、孙中山的观念中，阶级问题还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反过来说，分析或解决社会问题，似乎还用不上“阶级”这个社会科学范畴。
1906年，宋教仁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中，提出了两大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的说法，认为“现世界之人类，统计不下十五万万，然区别之，得形成为二大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是矣。换言之，即富绅Bourgeois与平民Proletaruns（原文如此——笔者注）之二种也。”[9]在这里意识到“富绅”与“平民”之间的关系是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认识。因为，这种认识显示，在理论上，宋教仁已意识到社会结构因“阶级”而分裂，分裂的代价必然是社会的矛盾与冲突，这样，对“阶级”的理解正在向现代的“阶级”意义靠拢。与宋教仁同时，朱执信在提到俄国社会阶级状况时也称：“俄国之经济制度，尚未脱封建时代之状态，其挟经济上势力者，大抵为贵族、僧侣、地主，而是三者固皆有政治上势力之阶级也。”[10]这里触及到“阶级”在政治层面上的意义，预示了“阶级”一词开始成为政治分析的用语。从经济学分析用语，演变为政治学分析用语，是“阶级”这个概念，在汉语世界内涵定型的关键认知。
晚清中国是一个社会动荡时代，不但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社会阶层不断地分化，尤其是经历了洋务运动的早期工业化培育，新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代表者开始生成，革命与改良的政治主张为此而激战，而且社会思潮也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尤其是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启蒙思想洗礼，人们开始以新的观念看待中国与世界；中西思想的交汇，大量的西学用语开始在思想界流行，许多概念在译介与运用的交错中，被用于对中国现实的分析，“阶级”这个概念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一个概念能否被本土经验所使用，能否在理论领域被运用，是这个概念形成解释意义的标志。“阶级”这个概念，在晚清已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政治界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关键性用词，尽管还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理论概念。
以“阶级”概念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在20世纪初，思想界、理论界的运用还是相当肤浅的，对“阶级”这个概念的理解也很模糊，并且大都没有对“阶级”这个概念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往往只是对西方社会中出现的阶级现象作负面的评价，以此作为对“阶级”概念的理解。直到20世纪20年代左右，“阶级”这个概念才在中国固定下来，并得到普遍的应用。1919年，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kawakami，参照马克思所描述的“阶级”现象，给“阶级”下了这样一个定义：“马克思所指的阶级（kaikyū）是经济利益对立的经济阶级。说得再具体一点，指的是占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资料者与不占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资料者之间的区别，以及由此产生的进行经济压迫和剥削者与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区别。”同年5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吸收了Kawakami的观点以及“阶级”一词的用法，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篇文章所讲的“阶级”，是一种已经形成了的社会集团，并且有了阶级自觉，他说“后来属于一阶级的，知道他们对于别的阶级，到底是立于不相容的地位，阶级竞争是他们不能避的运命，就是有了阶级的自觉，阶级间就起了竞争。”这个说法，已经与现代意义上的阶级概念相去不远了。
“阶级”一词在近代中国理论思想界的流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译介有相当大的关系。1899年，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首次提到《共产党宣言》“资产者与无产者”一节中的一段话；1919年《每周评论》第16期上，刊出摘译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几段文字，但这些零散的译文，不足以让人们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直到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出现后，有关阶级的理论才在思想界被全面了解。当然，这不是唯一的途径，例如，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总体而言，“阶级”这个概念，经过1920年代流传，逐渐成为思想理论界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
1929年的一本社会科学词典给“阶级”下了这样定义：“各时代各国家的住民常常根据收入和得到生活资料的样式而分若干集团。……这个集团就叫做阶级。……阶级的特征是它的构成各员关于共通的经济利害互相团结的，全体讲来对于国家全体收入的分配是和他们斗争的他的阶级是对立的（原文如此——笔者注）。为了阶级利害的维持和增大的对抗，就发生政治的对抗了。因此阶级就可用下列的说法：——阶级是由经济的及政治的利害的共通而结合的集团。”这一定义显示“阶级”有这几个特点：第一，阶级是特定的利益集团，这种利益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第二，阶级是一个集团相对于另一个集团而言的，没有不同利益的团体或个体的相互对抗关系，就无所谓阶级；第三，阶级与阶级之间会因本阶级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发生阶级斗争。词典中的概念定义，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思想与知识的综合，它在一般意义上，是这个时代社会思想共同认知。显然，词典的这种早期“阶级”认知，尽管已经涉及“阶级”这个概念的基本要素，也将这个概念与唯物史观联系起来，如词典在“阶级斗争”条中称：“这个阶级斗争的原理是由于马克思唯物史观所结论的社会变革的直接动力。”但将“阶级”这个概念精确化与理论化，有待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尤其是中共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阶级”对应的英文单词是“class”。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以及不同论述者那里，表达的含义存在诸多的差异。列宁曾对“阶级”作过这样的界定：“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2]在这里，列宁的“阶级”概念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它首先是一个“集团”，并且与“社会劳动”相联系，它不具备个体的特征。
在中国，“阶级”一词古已有之，它有以下几种解释：台阶、尊卑上下的等级、官的品位与等级、阶段或段落等。显然，“阶级”一词在中国古代或近代的基本用途是区分类别、等级，其含义主要是官位俸禄的等级和社会伦理制度，即“礼”规定的等级秩序，与后来政治学或经济学上的含义不同。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级，即资产阶级（Bourgeois）和无产阶级（Proletarians），认为“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把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作为划分阶级的决定性标准的。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的了解，早先主要是通过对日语社会科学论著的翻译来实现的，其形式要么是通过欧洲语言原著的日语翻译，要么是通过日语的社会主义著作的引介，而这种语际跨越的过程，又是以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作为桥梁来实现的。因此，中国人理解的“阶级”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关键性词语，是与日语中“阶级”一词的解释意义联系在一起的。
在日本明治时代早期的英日词典中，“阶级”一词（日语读法为“kaikyū”）也仅是作为“台阶”、“等级”的对等词。后来，西方社会主义的日文文献里，该词就被赋予了“社会阶级”的含义。1899年由东京的Minyūsha出版社出版的《现时的社会主义》（MG）一书中出现了两个对立阶级的表述，即“生活奢华的阶级”（ogorerukaikyū）和“饥饿的阶级”（uhetarukaikyū）[3]。这里的阶级意思已与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含义相近，都具有以占有社会资料的多少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特征。
1903年，较早在汉语中使用“阶级”新含义的梁启超，曾经对中西社会作了这样的分析，认为“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4]。梁启超不承认中国社会存在阶级现象。1902年9月，他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谈到人类进化的归宿时提到马克思的观点，指出：“故麦喀士嘲之曰：‘今世学者，以科学破宗教，谓人类乃由下等动物变化而来，然其变化之律，以人类为极点乎？抑人类之上，更有他日进化之一阶级乎？彼等无以应也。’”[5]在梁启超这个时代的国人，对社会阶级的认识，还只停留在一些学者对西方阶级理论的简单介绍上。
1903年2月，马君武撰文介绍西欧社会党人时，开始注意到西方现代阶级的存在：“社会者，发达不息之有机体也，其必有一日焉，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为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于一切平等之域，此社会党人所公信也。”在马君武看来，对于“社会党人”来说，“资本家”（“资产阶级”的早期雏形）和“劳动者”（“无产阶级”的早期雏形）的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是以拥有的财富（资本）多寡来加以区别的。这里的“阶级”是否具备政治意义，似乎不明确，至少马君武没有作出这样的分析。因而，只能认为，马君武意识里的“阶级”，还没有形成一个特定政治社会集团，即还不是涵盖政治斗争的“阶级”概念。同时，马君武还描述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认为“中国则家奴、农仆、雇工三者常兼包并容，而无显然分划之阶级，至今尚然。”[5]马君武为什么这样认为呢？其原因，或许可能当时中国的现代意义上的阶级分裂状况还不太明显，或许可能用西方的“阶级”概念来套中国的情况，未必适当。但不论原因如何，此时国人对中国社会的阶级认知，尚处在一个经验性的经济分析阶段上。“阶级”概念的起源与中共早期的理论认知
同年10月，日本近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由中国达识译社翻译成中文。在这本宣传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中，幸德秋水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阶级”，产生于工业革命之后：“近世工业，一经兴隆，瞬息之间，席卷地球，到处压倒个人之小产业者，有如风扫落叶，遗片无留。业利全失，不得已弃其个人小器械，向大工场而趋，其所自得者，亦惟赁银而已。加之封建之制度废，土地之兼并盛，地方小农不得不竞出都会，求衣食于赁银。而自由独立之劳动者，渐就绝迹，赁银之劳动者，日益加多。于是社会分两阶级：专有生产机关，尽领有其生产之地主资本家为一级；食力以外，一无所有之劳动者为一级。彼疆尔界，鸿沟截然。此社会生产与领有之间，已现地主资本家与赁银劳动者之冲突。”[6]这段叙述，提示了西方现代意义的阶级构成，主要是由雇佣劳动关系引起的，并且已注意到“冲突”的现象。但是，幸德秋水所述的是西方的对象，国人只是从这里了解了“阶级”，它还不是中国的经验。
梁启超在1904年描绘了其在纽约亲见的现代西方的阶级现象：“美国全国之总财产，其十分之七属于彼二十万之富人所有；其十分之三属于此七千九百八十万之贫民所有。故美国之富人则诚富矣，而所谓富族阶级，不过居总人口四百分之一……此等现象，凡各文明国罔不如是，而大都会为尤甚。”[7]但梁启超此文的用意，并不是对这种现象的赞赏，而是对西方社会中阶级贫富弊端的批判，尤其是对中国国情的忧虑而希望中国能避免这些弊端。这种希望在中国避免出现阶级分化的想法，在孙中山那里也一样存在。1905年，孙中山再度到布鲁塞尔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表示：“我们黄种的同志希望改进这种制度，使之同我们党的原则更趋一致，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象所有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8]在梁启超、孙中山的观念中，阶级问题还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反过来说，分析或解决社会问题，似乎还用不上“阶级”这个社会科学范畴。
1906年，宋教仁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中，提出了两大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的说法，认为“现世界之人类，统计不下十五万万，然区别之，得形成为二大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是矣。换言之，即富绅Bourgeois与平民Proletaruns（原文如此——笔者注）之二种也。”[9]在这里意识到“富绅”与“平民”之间的关系是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认识。因为，这种认识显示，在理论上，宋教仁已意识到社会结构因“阶级”而分裂，分裂的代价必然是社会的矛盾与冲突，这样，对“阶级”的理解正在向现代的“阶级”意义靠拢。与宋教仁同时，朱执信在提到俄国社会阶级状况时也称：“俄国之经济制度，尚未脱封建时代之状态，其挟经济上势力者，大抵为贵族、僧侣、地主，而是三者固皆有政治上势力之阶级也。”[10]这里触及到“阶级”在政治层面上的意义，预示了“阶级”一词开始成为政治分析的用语。从经济学分析用语，演变为政治学分析用语，是“阶级”这个概念，在汉语世界内涵定型的关键认知。
晚清中国是一个社会动荡时代，不但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社会阶层不断地分化，尤其是经历了洋务运动的早期工业化培育，新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代表者开始生成，革命与改良的政治主张为此而激战，而且社会思潮也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尤其是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启蒙思想洗礼，人们开始以新的观念看待中国与世界；中西思想的交汇，大量的西学用语开始在思想界流行，许多概念在译介与运用的交错中，被用于对中国现实的分析，“阶级”这个概念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一个概念能否被本土经验所使用，能否在理论领域被运用，是这个概念形成解释意义的标志。“阶级”这个概念，在晚清已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政治界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关键性用词，尽管还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理论概念。
以“阶级”概念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在20世纪初，思想界、理论界的运用还是相当肤浅的，对“阶级”这个概念的理解也很模糊，并且大都没有对“阶级”这个概念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往往只是对西方社会中出现的阶级现象作负面的评价，以此作为对“阶级”概念的理解。直到20世纪20年代左右，“阶级”这个概念才在中国固定下来，并得到普遍的应用。1919年，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kawakami，参照马克思所描述的“阶级”现象，给“阶级”下了这样一个定义：“马克思所指的阶级（kaikyū）是经济利益对立的经济阶级。说得再具体一点，指的是占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资料者与不占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资料者之间的区别，以及由此产生的进行经济压迫和剥削者与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区别。”同年5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吸收了Kawakami的观点以及“阶级”一词的用法，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篇文章所讲的“阶级”，是一种已经形成了的社会集团，并且有了阶级自觉，他说“后来属于一阶级的，知道他们对于别的阶级，到底是立于不相容的地位，阶级竞争是他们不能避的运命，就是有了阶级的自觉，阶级间就起了竞争。”这个说法，已经与现代意义上的阶级概念相去不远了。
“阶级”一词在近代中国理论思想界的流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译介有相当大的关系。1899年，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首次提到《共产党宣言》“资产者与无产者”一节中的一段话；1919年《每周评论》第16期上，刊出摘译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几段文字，但这些零散的译文，不足以让人们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直到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出现后，有关阶级的理论才在思想界被全面了解。当然，这不是唯一的途径，例如，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总体而言，“阶级”这个概念，经过1920年代流传，逐渐成为思想理论界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
1929年的一本社会科学词典给“阶级”下了这样定义：“各时代各国家的住民常常根据收入和得到生活资料的样式而分若干集团。……这个集团就叫做阶级。……阶级的特征是它的构成各员关于共通的经济利害互相团结的，全体讲来对于国家全体收入的分配是和他们斗争的他的阶级是对立的（原文如此——笔者注）。为了阶级利害的维持和增大的对抗，就发生政治的对抗了。因此阶级就可用下列的说法：——阶级是由经济的及政治的利害的共通而结合的集团。”这一定义显示“阶级”有这几个特点：第一，阶级是特定的利益集团，这种利益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第二，阶级是一个集团相对于另一个集团而言的，没有不同利益的团体或个体的相互对抗关系，就无所谓阶级；第三，阶级与阶级之间会因本阶级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发生阶级斗争。词典中的概念定义，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思想与知识的综合，它在一般意义上，是这个时代社会思想共同认知。显然，词典的这种早期“阶级”认知，尽管已经涉及“阶级”这个概念的基本要素，也将这个概念与唯物史观联系起来，如词典在“阶级斗争”条中称：“这个阶级斗争的原理是由于马克思唯物史观所结论的社会变革的直接动力。”但将“阶级”这个概念精确化与理论化，有待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尤其是中共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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