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过去历史教科书说封建制度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但是却没有说明封建制度是如何去阻碍的。
什么叫制度，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关系。
大清是封建帝国制度。帝国制度如何呢？
整个封建帝国分为暴力赋敛集团和福利生产集团。暴力赋敛集团就是靠暴力要挟别人，从别人身上榨取财富，体制内皇帝官僚和体制外的梁山好汉就是这个集团。福利生产集团就是搞物质生产的那群社会群体，包括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等。
帝国制度下层是“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中层有一个由皇帝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群体，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独裁者皇帝。在儒家的理想设计中，千家万户自耕农每年向帝国交纳百分之十的赋税；国君通过多层次的官僚代理网征收赋税，征集兵员，保护帝国及其臣民的安全，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将这套秩序描绘为天道。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现实总是顽强地偏离儒家的理想，偏离所谓的王道和天道。主要由于官僚代理集团对私利的不懈追求。最高统治者皇帝无力约束官僚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弱小分散的小农阶级又无力抵抗各级官僚的巧取豪夺。
帝国制度民众是羊群，皇帝是牧主，官僚是受雇放牧的人。放牧人瞒着牧主私藏羊毛，牧主不知道，羊又无力反抗。
帝国制度下的农户是羊，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鸡吓猴的巨大风险。在这种个体反抗风险远大于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退缩忍让通常是农户的最佳生存策略。此外，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水平高，与外界交易的次数少、数量小，忍一忍也不是很要紧。到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了，起来造反，老的朝廷跨了，新朝廷建立了，历史又从头开始。
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敲诈勒索的耐受性很强，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能力很高，直接结果便是支持了帝国的统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饲的家畜品种支持了粗放的牧养方式一样，小农经济也支持帝国腐朽的管理制度，并且间接抑制对帝国统治方式的耐受性较弱的工商集团的发育。
欧洲形成了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那是民间工商业推动完成的。
大清是官营工商业，包括以后洋务运动中办的工厂企业。由皇帝派官僚去管理。
但是官营工业跟现在的国有企业一样面临着一个难以突破的问题：在自身的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中，分工越细，派去管理的官僚就越多，官僚的中间层级也越多，管理成本就越高，分工带来的利益也就越低。当管理成本高过分工所带来的收益的时候，分工发展的进程就会终止。
帝国制度下的民营工商业也在缓慢发展，不过民间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总要受到封建制度的限制。朝廷的权力太大了，有利可图的领域如食盐、茶叶，一定会被它霸占和垄断，实行朝廷专卖。可是对工商业的封建式行政管理，这种管理的效率逐层递减特性又注定了它经营不善。经营不善的恶果，比如经营亏损了，就通过向包括民营工商业集团在内的整个社会征税，来作为补偿。于是，通过垄断和摊派这两种方式，官营工商业既侵占了民营工商业的发展空间，又削弱了他们的发展能力。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帝国便不那么重要。帝国赋税主要来自农业，所以明朝清朝为什么会重农轻商，民营工商业的死活他们漠不关心。在和平环境中，民营工商业要求的发展和扩张条件很难得到帝国官员的支持配合；在帝国的危机时期，民间工商业通常是一次又一次劝捐劝赈甚至无偿剥夺的对象。
欧洲存在着类似战国时期群雄割据的竞争环境，这虽然导致了市场的割裂和战争的损耗，导致了在中世纪欧洲比中国落后，但也降低了暴力赋敛集团为所欲为的能力，因为欧洲封建主对民众的伤害能力没有中国皇帝强大。同时还为资本抽逃提供了去处，假如某一封建领主太残暴，民众就会投奔其他领主。否则封建主就要破坏自身的财政基础和政治稳定。相比之下，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却不怕资本飞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不成时的退出的空间，只能被帝国按住脑袋萎缩在角落里。长此以往，欧洲资本主义能发展，中国不能发展，当中国的农业型财政基础被远方的工商型财政基础超过之后，生产能力和加害能力全面落后的大一统帝国，早晚要被版图小得多、暴力和生产力水平却高得多的新型竞争者打败。
在欧洲的封建割据环境里，民间工商业集团可以向相对弱小的暴力赋敛集团即封建领主购买城市自治权，还可以凭借自身的财力组织武装或聘请雇佣军维护自治权。在英格兰或以荷兰省著称的尼德兰北部等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中，相对强大的资本力量甚至有机会取得局部突破，建立起一套资本控制暴力的体制，从而为资本的运行和积累提供更适宜的政治条件，促进更专业更高效的分工体系的演进，形成强大的工业文明。
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一个资本控制了暴力和劝说力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有可能在欧洲产生，是由于农业文明时期的欧洲缺乏充分发育的以皇帝为代表的暴力组织和官僚代理制度。那些小封建主在封建制度中星罗棋布，整个欧洲四分五裂，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以像中国那样动辄调集百万大军捍卫帝国的秩序。同时，欧洲的封建统治者又缺乏与意识形态组织的成功整合，独立的教会削弱了国王的权威，国王的权威又削弱了教会的势力。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缺陷，由于暴力和劝说控制体系中薄弱环节的存在，欧洲的乱世之失才给它带来了意外之得。
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订法令的愿望，但是在大一统的帝国制度下，尽管有苏州和景德镇那样的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资本的利益仍是帝国治下的一个局部的微不足道的集团利益。欧洲市民阶层跟封建主对着干，封建主镇压力量往往不足。但是中国的苏州市民暴动，大明皇帝大清皇帝可以从广大的农民中征兵镇压。明朝扬州曾经发生反抗锦衣卫、东厂乱收费、乱摊派、乱抓人的暴动，结果一下子就被皇帝镇压了。
什么叫制度，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关系。
大清是封建帝国制度。帝国制度如何呢？
整个封建帝国分为暴力赋敛集团和福利生产集团。暴力赋敛集团就是靠暴力要挟别人，从别人身上榨取财富，体制内皇帝官僚和体制外的梁山好汉就是这个集团。福利生产集团就是搞物质生产的那群社会群体，包括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等。
帝国制度下层是“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中层有一个由皇帝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群体，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独裁者皇帝。在儒家的理想设计中，千家万户自耕农每年向帝国交纳百分之十的赋税；国君通过多层次的官僚代理网征收赋税，征集兵员，保护帝国及其臣民的安全，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将这套秩序描绘为天道。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现实总是顽强地偏离儒家的理想，偏离所谓的王道和天道。主要由于官僚代理集团对私利的不懈追求。最高统治者皇帝无力约束官僚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弱小分散的小农阶级又无力抵抗各级官僚的巧取豪夺。
帝国制度民众是羊群，皇帝是牧主，官僚是受雇放牧的人。放牧人瞒着牧主私藏羊毛，牧主不知道，羊又无力反抗。
帝国制度下的农户是羊，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鸡吓猴的巨大风险。在这种个体反抗风险远大于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退缩忍让通常是农户的最佳生存策略。此外，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水平高，与外界交易的次数少、数量小，忍一忍也不是很要紧。到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了，起来造反，老的朝廷跨了，新朝廷建立了，历史又从头开始。
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敲诈勒索的耐受性很强，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能力很高，直接结果便是支持了帝国的统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饲的家畜品种支持了粗放的牧养方式一样，小农经济也支持帝国腐朽的管理制度，并且间接抑制对帝国统治方式的耐受性较弱的工商集团的发育。
欧洲形成了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那是民间工商业推动完成的。
大清是官营工商业，包括以后洋务运动中办的工厂企业。由皇帝派官僚去管理。
但是官营工业跟现在的国有企业一样面临着一个难以突破的问题：在自身的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中，分工越细，派去管理的官僚就越多，官僚的中间层级也越多，管理成本就越高，分工带来的利益也就越低。当管理成本高过分工所带来的收益的时候，分工发展的进程就会终止。
帝国制度下的民营工商业也在缓慢发展，不过民间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总要受到封建制度的限制。朝廷的权力太大了，有利可图的领域如食盐、茶叶，一定会被它霸占和垄断，实行朝廷专卖。可是对工商业的封建式行政管理，这种管理的效率逐层递减特性又注定了它经营不善。经营不善的恶果，比如经营亏损了，就通过向包括民营工商业集团在内的整个社会征税，来作为补偿。于是，通过垄断和摊派这两种方式，官营工商业既侵占了民营工商业的发展空间，又削弱了他们的发展能力。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帝国便不那么重要。帝国赋税主要来自农业，所以明朝清朝为什么会重农轻商，民营工商业的死活他们漠不关心。在和平环境中，民营工商业要求的发展和扩张条件很难得到帝国官员的支持配合；在帝国的危机时期，民间工商业通常是一次又一次劝捐劝赈甚至无偿剥夺的对象。
欧洲存在着类似战国时期群雄割据的竞争环境，这虽然导致了市场的割裂和战争的损耗，导致了在中世纪欧洲比中国落后，但也降低了暴力赋敛集团为所欲为的能力，因为欧洲封建主对民众的伤害能力没有中国皇帝强大。同时还为资本抽逃提供了去处，假如某一封建领主太残暴，民众就会投奔其他领主。否则封建主就要破坏自身的财政基础和政治稳定。相比之下，中国的大一统帝国却不怕资本飞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不成时的退出的空间，只能被帝国按住脑袋萎缩在角落里。长此以往，欧洲资本主义能发展，中国不能发展，当中国的农业型财政基础被远方的工商型财政基础超过之后，生产能力和加害能力全面落后的大一统帝国，早晚要被版图小得多、暴力和生产力水平却高得多的新型竞争者打败。
在欧洲的封建割据环境里，民间工商业集团可以向相对弱小的暴力赋敛集团即封建领主购买城市自治权，还可以凭借自身的财力组织武装或聘请雇佣军维护自治权。在英格兰或以荷兰省著称的尼德兰北部等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中，相对强大的资本力量甚至有机会取得局部突破，建立起一套资本控制暴力的体制，从而为资本的运行和积累提供更适宜的政治条件，促进更专业更高效的分工体系的演进，形成强大的工业文明。
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一个资本控制了暴力和劝说力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有可能在欧洲产生，是由于农业文明时期的欧洲缺乏充分发育的以皇帝为代表的暴力组织和官僚代理制度。那些小封建主在封建制度中星罗棋布，整个欧洲四分五裂，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难以像中国那样动辄调集百万大军捍卫帝国的秩序。同时，欧洲的封建统治者又缺乏与意识形态组织的成功整合，独立的教会削弱了国王的权威，国王的权威又削弱了教会的势力。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缺陷，由于暴力和劝说控制体系中薄弱环节的存在，欧洲的乱世之失才给它带来了意外之得。
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订法令的愿望，但是在大一统的帝国制度下，尽管有苏州和景德镇那样的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资本的利益仍是帝国治下的一个局部的微不足道的集团利益。欧洲市民阶层跟封建主对着干，封建主镇压力量往往不足。但是中国的苏州市民暴动，大明皇帝大清皇帝可以从广大的农民中征兵镇压。明朝扬州曾经发生反抗锦衣卫、东厂乱收费、乱摊派、乱抓人的暴动，结果一下子就被皇帝镇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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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05-06
跟制度有关系吧 毕竟专制统治 掌权的只是一味的维护自己的利益 不会想为国怎么样为人民怎么样 思想与文化是分不开的 思想是掌权者通过文化教育培养出来的 没有经过先进的教育 当然没有先进的思想 通过文化就能把人民的思想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先起觉醒的那部分人也是受到国外思想才有启发 或者根本想按外国人的线路来走
第2个回答 2009-05-06
思想上的，人为的停留在封建主义，历史几次错过了资本主义的进程。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3个回答 2009-05-06
真正落后的不是制度 制度是人订出来的 清朝的落后在于思想陈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