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说隋炀帝三征高丽遏制了高丽的强大，免除了它趁中原内乱时逐鹿中原问鼎的可能（后来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和清朝都是这样的），这种说法对吗？
自西汉王朝后期即立国于我国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被唐朝灭亡，唐王朝将高句丽活动地域纳入了直接管理的统治体系，高句丽正式成为中华版图和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这份来之不易的胜利，这种一统天下的硕果，也让薛仁贵老泪纵横，如释重负。因为平定高句丽，是隋唐四代帝王的梦想，如今终于在唐高宗这一代，在薛仁贵手里得到了实现。
那么，隋唐皇帝为什么要灭高句丽呢？
自高句丽建国后，就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文化、贸易往来。
北魏时期，高句丽曾“岁致黄金二百斤，白银四百斤”。北齐皇帝封高句丽统治者高汤为高丽王，高句丽将“句”字去掉，自称“高丽”（仍是高句丽，不同于三韩人王建于公元918年在朝鲜半岛建立的高丽王朝）。北周时期，武帝宇文邕封高汤为辽东郡公、辽东王。隋文帝即位后，仍封其为高丽王。作为藩属国，高汤在开皇初年不断遣使入隋，称臣纳贡。
隋文帝灭陈统一全国后，高汤大惧，认为隋朝接下来会撤藩，于是“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随时准备迎接隋朝大军。藩属国这种“无礼”的举动，一时激怒了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致书高汤，责问他是何居心，并说:“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句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高汤谢罪后，不久病死，其子高元即位，隋文帝仍不计前嫌地封高元为高丽王。
事情到此，本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圆满结局，但高元却是一个不让人省心的主儿，他不满足于现有的高句丽王土、百姓，而是满脑子的扩张念头。开皇十八年二月，高元率靺鞨万余骑兵侵扰辽西，隋文帝大怒，即命汉王杨谅等率大军30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句丽。由于粮草不济、疫病流行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原因，水陆两军还没有和高句丽开战就被迫退还，死者十之八九。这时，高元也害怕把事情闹大了，连忙派使者前来谢罪，上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隋文帝罢兵，待之如初，但隋朝和高句丽的关系也因此有了隔阂。
隋炀帝即位后，作为藩属国的国君，高元应该亲往长安觐见祝贺，但他却没有这么做，只是派使者前去应付，这让隋炀帝感到很窝火。高元做出此举，是因为他外与突厥、契丹、靺鞨主动交好，内部国力大增、军力强悍、国土扩大，以至于产生自大和忘本思想，忘记了自己藩属国的身份地位，居然不把泱泱大隋帝国放在眼里了，这是让隋炀帝无法接受的。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到突厥视察时，无意间看到了高句丽使者在此，就向他宣旨:“朕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告高（句）丽王，宜早来朝，勿自疑惧……苟或不朝，将率军民往巡彼土。”
不料，这种善意而又带有威胁的提醒，却遭到了高元的拒命，于是隋炀帝决定攻打高句丽。从大业八年正月到大业十年二月，隋炀帝连续三次征伐高句丽，但讨伐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前两次大败而归，第三次虽取得胜利，可终究没有收服高句丽。
其实，隋炀帝攻打高句丽，并不是因为看到高句丽的逐渐强盛和对隋朝的日后遗患，而是出于一己之私，好大喜功。大业十二年，隋炀帝三游江都时曾作诗一首，其中两句就道出了他三次攻打高句丽的原因:“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因为出兵高句丽，隋炀帝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国家，最后穷途末路，死于非命。如此严重的国家大事，竟然出于偶然，难怪《隋书》会这样评价炀帝攻打高句丽这件事:“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闻也。”
如果说隋炀帝攻打高句丽完全是出于小孩子脾气的“无厘头”行为，那么雄才大略、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的唐太宗也不遗余力地攻打高句丽又是为何呢？不愿意让高句丽做大做强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高句丽人对中原王朝的极端羞辱和公然挑衅。原来，隋军撤退后，高句丽人把隋军阵亡将士的尸骸堆积起来，构成了一道毛骨悚然的“景观”，供其国人观赏。此举，足以看出高句丽人的残忍和丧失人道。唐太宗知道后，义愤填膺，于贞观五年（631年）派人去高句丽收葬了阵亡将士的骸骨，并予以祭奠。
收葬、祭奠壮士的骸骨和亡灵，本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不料却引起了高句丽人的万分恐惧。高句丽人自扶余城西南行至海，修筑了长达一千余里的“长城”，“以资防御”。此时唐太宗考虑到唐初经过连年战争，将士伤残，国力衰弱，需要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所以迟迟没有动手。其间，高句丽发生了宫廷政变，唐太宗没有插手，仍然遣使册封高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句丽王。隐忍勃发，是唐太宗的一大优点。向突厥称臣纳贡12年都过来了，何况现在？此刻，唐太宗需要的是积攒力量，等待时机。
贞观十七年，高句丽联合百济攻取新罗40余城，新罗危在旦夕，向唐朝请求援助。此时的唐朝，经过十余年的“贞观之治”，国力强盛，兵强马壮，于是唐太宗决定攻打高句丽，彻底解决这个由来已久的“顽症”。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以高句丽“残虐其民”、“侵暴邻国”、“违我诏令”为由，凭借“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今朕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雪君父之耻耳”的话语，说服了众人，于是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自己率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高句丽。唐军渡辽水，在初胜后，却在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八里镇营城子村）碰到了极善守城的高句丽人的顽强阻击。因为急于求成、用兵仓促，结果唐军遭遇失败。而薛仁贵就是在这场战役中脱颖而出、一战成名的。兵败后，唐太宗被迫班师，数万将士殒命沙场。
唐太宗带着遗憾离世后，唐高宗继承了父亲遗志，任用文韬武略、成熟稳健的薛仁贵等人，历经新城、金山、扶余、平壤四大战役，终于将高句丽消灭，并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自此，这场历经两朝四代、历时70余年、先后出兵十余次的平定高句丽战争宣告结束。
唐王朝统一高句丽的过程中和统一之后，又对高句丽人采取了内迁的政策。先后被迁徙到内地的高句丽人有近一半或三分之一强，约有23万～28万人，广泛分布于今天的北京、山西、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甘肃等省市。在唐王朝内迁高句丽人的同时，新罗也趁机掳掠和接纳了部分高句丽人，加上之后它采取积极向北扩张的政策，占据了部分高句丽政权的领土，约有不到十万（不到高句丽人总人口的八分之一）高句丽人加入到了今天朝鲜族先民建立的新罗政权中，成为今朝鲜族的先民，而其余高句丽人则散入靺鞨突厥等我国历史上的其他民族之中。也就是说约八分之七的高句丽人融入到了中华民族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而这份来之不易的胜利，这种一统天下的硕果，也让薛仁贵老泪纵横，如释重负。因为平定高句丽，是隋唐四代帝王的梦想，如今终于在唐高宗这一代，在薛仁贵手里得到了实现。
那么，隋唐皇帝为什么要灭高句丽呢？
自高句丽建国后，就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文化、贸易往来。
北魏时期，高句丽曾“岁致黄金二百斤，白银四百斤”。北齐皇帝封高句丽统治者高汤为高丽王，高句丽将“句”字去掉，自称“高丽”（仍是高句丽，不同于三韩人王建于公元918年在朝鲜半岛建立的高丽王朝）。北周时期，武帝宇文邕封高汤为辽东郡公、辽东王。隋文帝即位后，仍封其为高丽王。作为藩属国，高汤在开皇初年不断遣使入隋，称臣纳贡。
隋文帝灭陈统一全国后，高汤大惧，认为隋朝接下来会撤藩，于是“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随时准备迎接隋朝大军。藩属国这种“无礼”的举动，一时激怒了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致书高汤，责问他是何居心，并说:“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句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高汤谢罪后，不久病死，其子高元即位，隋文帝仍不计前嫌地封高元为高丽王。
事情到此，本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圆满结局，但高元却是一个不让人省心的主儿，他不满足于现有的高句丽王土、百姓，而是满脑子的扩张念头。开皇十八年二月，高元率靺鞨万余骑兵侵扰辽西，隋文帝大怒，即命汉王杨谅等率大军30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句丽。由于粮草不济、疫病流行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原因，水陆两军还没有和高句丽开战就被迫退还，死者十之八九。这时，高元也害怕把事情闹大了，连忙派使者前来谢罪，上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隋文帝罢兵，待之如初，但隋朝和高句丽的关系也因此有了隔阂。
隋炀帝即位后，作为藩属国的国君，高元应该亲往长安觐见祝贺，但他却没有这么做，只是派使者前去应付，这让隋炀帝感到很窝火。高元做出此举，是因为他外与突厥、契丹、靺鞨主动交好，内部国力大增、军力强悍、国土扩大，以至于产生自大和忘本思想，忘记了自己藩属国的身份地位，居然不把泱泱大隋帝国放在眼里了，这是让隋炀帝无法接受的。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到突厥视察时，无意间看到了高句丽使者在此，就向他宣旨:“朕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告高（句）丽王，宜早来朝，勿自疑惧……苟或不朝，将率军民往巡彼土。”
不料，这种善意而又带有威胁的提醒，却遭到了高元的拒命，于是隋炀帝决定攻打高句丽。从大业八年正月到大业十年二月，隋炀帝连续三次征伐高句丽，但讨伐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前两次大败而归，第三次虽取得胜利，可终究没有收服高句丽。
其实，隋炀帝攻打高句丽，并不是因为看到高句丽的逐渐强盛和对隋朝的日后遗患，而是出于一己之私，好大喜功。大业十二年，隋炀帝三游江都时曾作诗一首，其中两句就道出了他三次攻打高句丽的原因:“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因为出兵高句丽，隋炀帝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国家，最后穷途末路，死于非命。如此严重的国家大事，竟然出于偶然，难怪《隋书》会这样评价炀帝攻打高句丽这件事:“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闻也。”
如果说隋炀帝攻打高句丽完全是出于小孩子脾气的“无厘头”行为，那么雄才大略、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的唐太宗也不遗余力地攻打高句丽又是为何呢？不愿意让高句丽做大做强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高句丽人对中原王朝的极端羞辱和公然挑衅。原来，隋军撤退后，高句丽人把隋军阵亡将士的尸骸堆积起来，构成了一道毛骨悚然的“景观”，供其国人观赏。此举，足以看出高句丽人的残忍和丧失人道。唐太宗知道后，义愤填膺，于贞观五年（631年）派人去高句丽收葬了阵亡将士的骸骨，并予以祭奠。
收葬、祭奠壮士的骸骨和亡灵，本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不料却引起了高句丽人的万分恐惧。高句丽人自扶余城西南行至海，修筑了长达一千余里的“长城”，“以资防御”。此时唐太宗考虑到唐初经过连年战争，将士伤残，国力衰弱，需要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所以迟迟没有动手。其间，高句丽发生了宫廷政变，唐太宗没有插手，仍然遣使册封高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句丽王。隐忍勃发，是唐太宗的一大优点。向突厥称臣纳贡12年都过来了，何况现在？此刻，唐太宗需要的是积攒力量，等待时机。
贞观十七年，高句丽联合百济攻取新罗40余城，新罗危在旦夕，向唐朝请求援助。此时的唐朝，经过十余年的“贞观之治”，国力强盛，兵强马壮，于是唐太宗决定攻打高句丽，彻底解决这个由来已久的“顽症”。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以高句丽“残虐其民”、“侵暴邻国”、“违我诏令”为由，凭借“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今朕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雪君父之耻耳”的话语，说服了众人，于是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自己率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高句丽。唐军渡辽水，在初胜后，却在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八里镇营城子村）碰到了极善守城的高句丽人的顽强阻击。因为急于求成、用兵仓促，结果唐军遭遇失败。而薛仁贵就是在这场战役中脱颖而出、一战成名的。兵败后，唐太宗被迫班师，数万将士殒命沙场。
唐太宗带着遗憾离世后，唐高宗继承了父亲遗志，任用文韬武略、成熟稳健的薛仁贵等人，历经新城、金山、扶余、平壤四大战役，终于将高句丽消灭，并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自此，这场历经两朝四代、历时70余年、先后出兵十余次的平定高句丽战争宣告结束。
唐王朝统一高句丽的过程中和统一之后，又对高句丽人采取了内迁的政策。先后被迁徙到内地的高句丽人有近一半或三分之一强，约有23万～28万人，广泛分布于今天的北京、山西、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甘肃等省市。在唐王朝内迁高句丽人的同时，新罗也趁机掳掠和接纳了部分高句丽人，加上之后它采取积极向北扩张的政策，占据了部分高句丽政权的领土，约有不到十万（不到高句丽人总人口的八分之一）高句丽人加入到了今天朝鲜族先民建立的新罗政权中，成为今朝鲜族的先民，而其余高句丽人则散入靺鞨突厥等我国历史上的其他民族之中。也就是说约八分之七的高句丽人融入到了中华民族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参考资料：天行云（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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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05-05
强烈质疑楼上几位的历史水平。隋炀帝打的是高句丽，不是高丽。两者有本质的区别！！！这是有相当严重现实意义的，这个问题处理的不好就是卖国的行为。韩国人现在在高句丽的问题上大作文章，目的就是觊觎我国的东北领土。高句丽是中国历史上的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和金，辽等一个性质。高句丽灭亡之后大部分国民被融入到汉族了。少部分高句丽后裔跑到朝鲜半岛建立了高丽。是中国的一个属国，近代被日本占领后。就脱离中国了。
而只是少部分人到其他地方建立了国家.好比是现在华人在新加坡建立的国家,或美国里生活着的华人.能说中国也是他们的吗?相反,其实按理说,新加坡的祖先是中国,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而高句丽是我中过民族里的一部分,所以说韩国也是相似的是我中国民族里一部分的一部分.明白吗?所以不能说后建立起的国家就是高句丽.我们不要排斥高句丽,但我们必须排斥韩国把咱们中国的边疆地区的历史拿到它那去当爹供着.高句丽是我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也可以说韩国也是我们中国流亡出去的外孙而已.当然我们不认这样的无耻外孙.所以说如果韩国说自己是高丽人，那我们可以承认,但如果说自己是高句丽人,那我们是反对的，因为高句丽曾经存在过,但后来已经变成我中国民族历史上的一部分.它只是我们中国边疆地区以前的私生子的后代.韩国人说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还可以,但它没资格提我们中国的边疆史里的高句丽.而且说什么山东上海是以前高句丽的地盘更是荒谬,不能说哪里曾生活过以前的高句丽人就说地盘是他的，这和越南以前跟中国说哪里长着?树的地方就是越南的地盘有什么区别.说是高句丽的地盘就的拿出当时的界碑等等有实效的证据,比如当时签定的条约.什么都没有，就说考古出来过高句丽的东西就说是它的地盘那不挺可笑吗?而且还是那句话,高句丽也是我中国的一部分,跟你韩国什么鸟事.要随便认爹.所以广大网友不要上韩国人的当,目前我们政府是采取合作第一,争议上低调处理的原则,但不是说我们没有证据.因为争这个实在没什么价值,想想东北工程里社科院里的一些呼声就知道了.我们有证据,只是顾全大局,暂时不拿出来而已.想想真的很好笑,居然有人不怕死跟我们中国比古代文明,真的是活的不耐烦了呵呵.
也就是说高句丽到隋唐时期就消失了，结局就是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容融入到中国民族中来了。韩国的历史应该从以后的高丽开始.那才是它的根.要不哪来的高丽棒子.而高句丽人到隋唐时期就以融入到中国而划上句号了.以后就再也没有高句丽的延续了。 如果有,也是中国的分支!
提供下其他资料：
高句丽和韩国的高丽完全是两码事情，高句丽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一支。唐朝名将薛仁贵在高句丽的最后一个首都平壤（高句丽前后有过三个首都）接受了高句丽王的无条件投降书后，大唐军接收了高句丽全部的领土，自然继承了高句丽文化。而此时韩国的前身——王氏高丽还没有诞生。在高句丽灭亡了二百多年以后，也就是公元九世纪初，由原 高句丽旁边的新罗合并百济组成了高丽王朝。
“高句丽是中国的历史。因为高句丽的主体发生在中国。直至今天，原高句丽2/3的领土都在中国，而在当时3/4的高句丽居民都归顺了中国”.在高句丽的大部分历史里，高句丽一直归属中原。
韩国忠南大学有位考古学教授叫朴洋震，竟然论证“满洲（中国东北）历史上属于高丽”。此公拿出两个据他说是在满洲和韩半岛出土的青铜器，说这两件文物相似。又举出一件据说是中原出土的文物，说与前两件不同。于是得出结论：满洲和韩半岛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满洲历史上是韩民族的舞台。
2004年，中国把高句丽成功向联合国申请为中国的人类文化遗产，以真实的史料挫败了韩国对历史的篡改
绑着写有“还我河山”四个鲜红大字布条的韩国人时常会成群结队出现在吉林吉安，延边，或者长白山。朝鲜日报做的调查，居然过半的韩国年轻人赞成“夺回”“满洲（东北）和间岛”。韩国在高句丽问题上已经完成了发动群众的工作，而中国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争端关系到了东北的归属。
===============
言归正传，我同意楼主的说法。所谓“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以当时隋朝超级强大的国力，加上百万军队都没能灭它，让它继续发展肯定会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隋炀帝还是很有才华和战略远光的。可惜不太体恤民力，又贪图享受。终究落了个亡国之君。成王败寇，他做的每一件事后继王朝修史书的都会认为是罪大恶极以显示其王朝继承的合理性。比方修大运河，征高句丽。反到是唐朝享受了隋朝的遗泽。
而只是少部分人到其他地方建立了国家.好比是现在华人在新加坡建立的国家,或美国里生活着的华人.能说中国也是他们的吗?相反,其实按理说,新加坡的祖先是中国,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而高句丽是我中过民族里的一部分,所以说韩国也是相似的是我中国民族里一部分的一部分.明白吗?所以不能说后建立起的国家就是高句丽.我们不要排斥高句丽,但我们必须排斥韩国把咱们中国的边疆地区的历史拿到它那去当爹供着.高句丽是我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也可以说韩国也是我们中国流亡出去的外孙而已.当然我们不认这样的无耻外孙.所以说如果韩国说自己是高丽人，那我们可以承认,但如果说自己是高句丽人,那我们是反对的，因为高句丽曾经存在过,但后来已经变成我中国民族历史上的一部分.它只是我们中国边疆地区以前的私生子的后代.韩国人说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还可以,但它没资格提我们中国的边疆史里的高句丽.而且说什么山东上海是以前高句丽的地盘更是荒谬,不能说哪里曾生活过以前的高句丽人就说地盘是他的，这和越南以前跟中国说哪里长着?树的地方就是越南的地盘有什么区别.说是高句丽的地盘就的拿出当时的界碑等等有实效的证据,比如当时签定的条约.什么都没有，就说考古出来过高句丽的东西就说是它的地盘那不挺可笑吗?而且还是那句话,高句丽也是我中国的一部分,跟你韩国什么鸟事.要随便认爹.所以广大网友不要上韩国人的当,目前我们政府是采取合作第一,争议上低调处理的原则,但不是说我们没有证据.因为争这个实在没什么价值,想想东北工程里社科院里的一些呼声就知道了.我们有证据,只是顾全大局,暂时不拿出来而已.想想真的很好笑,居然有人不怕死跟我们中国比古代文明,真的是活的不耐烦了呵呵.
也就是说高句丽到隋唐时期就消失了，结局就是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容融入到中国民族中来了。韩国的历史应该从以后的高丽开始.那才是它的根.要不哪来的高丽棒子.而高句丽人到隋唐时期就以融入到中国而划上句号了.以后就再也没有高句丽的延续了。 如果有,也是中国的分支!
提供下其他资料：
高句丽和韩国的高丽完全是两码事情，高句丽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一支。唐朝名将薛仁贵在高句丽的最后一个首都平壤（高句丽前后有过三个首都）接受了高句丽王的无条件投降书后，大唐军接收了高句丽全部的领土，自然继承了高句丽文化。而此时韩国的前身——王氏高丽还没有诞生。在高句丽灭亡了二百多年以后，也就是公元九世纪初，由原 高句丽旁边的新罗合并百济组成了高丽王朝。
“高句丽是中国的历史。因为高句丽的主体发生在中国。直至今天，原高句丽2/3的领土都在中国，而在当时3/4的高句丽居民都归顺了中国”.在高句丽的大部分历史里，高句丽一直归属中原。
韩国忠南大学有位考古学教授叫朴洋震，竟然论证“满洲（中国东北）历史上属于高丽”。此公拿出两个据他说是在满洲和韩半岛出土的青铜器，说这两件文物相似。又举出一件据说是中原出土的文物，说与前两件不同。于是得出结论：满洲和韩半岛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满洲历史上是韩民族的舞台。
2004年，中国把高句丽成功向联合国申请为中国的人类文化遗产，以真实的史料挫败了韩国对历史的篡改
绑着写有“还我河山”四个鲜红大字布条的韩国人时常会成群结队出现在吉林吉安，延边，或者长白山。朝鲜日报做的调查，居然过半的韩国年轻人赞成“夺回”“满洲（东北）和间岛”。韩国在高句丽问题上已经完成了发动群众的工作，而中国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争端关系到了东北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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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我同意楼主的说法。所谓“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以当时隋朝超级强大的国力，加上百万军队都没能灭它，让它继续发展肯定会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隋炀帝还是很有才华和战略远光的。可惜不太体恤民力，又贪图享受。终究落了个亡国之君。成王败寇，他做的每一件事后继王朝修史书的都会认为是罪大恶极以显示其王朝继承的合理性。比方修大运河，征高句丽。反到是唐朝享受了隋朝的遗泽。
第2个回答 2009-05-05
不对
其一，高丽王国并没有女真等部落强大，也没有蒙古那种彪悍的气势和扩张的野心。
其二，三征高丽极大的损害了隋朝的力量，除了几十万人战死不说，还损伤国力，造成民不聊生，削弱了随王朝统治基础，这不是去遏制人家，而是自己削弱自己。
其三，战争和对立都是两方面的，金和清的兴起，前者是辽朝压迫，后者是明朝压迫，有压迫才有反抗。而当时高丽并不受到中国压制和压迫双方没有交战的基础和可能。
其一，高丽王国并没有女真等部落强大，也没有蒙古那种彪悍的气势和扩张的野心。
其二，三征高丽极大的损害了隋朝的力量，除了几十万人战死不说，还损伤国力，造成民不聊生，削弱了随王朝统治基础，这不是去遏制人家，而是自己削弱自己。
其三，战争和对立都是两方面的，金和清的兴起，前者是辽朝压迫，后者是明朝压迫，有压迫才有反抗。而当时高丽并不受到中国压制和压迫双方没有交战的基础和可能。
第3个回答 2009-05-06
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由于中国学术界对高句丽古王国的历史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将高句丽与三韩人王建于公元918年建立在韩半岛的高丽王朝混淆，也正因此，使高句丽被不少中国学者误认为其是韩国古代国家。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学界意识到了这一严重历史判断错误。为纠正这一错误，现在中国史学界已出版了大量有关高句丽的历史专著。如刘子敏先生的《高句丽历史研究》、耿铁华先生的《中国高句丽史》、马大正等先生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杨军先生的《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等等。
在中国史学界，“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国，与位于现在韩半岛上的王氏高丽（建立于公元918年）是两个除了名称，在主体民族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的历史观点已成为共识。但是，韩国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韩国历史学者多认为高句丽只属于本国历史而与中国无关，他们认为高句丽人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曾建立了与古代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帝国。其代表著作有徐炳国所著的《高句丽帝国史》与申滢植所著的《高句丽史》。
由于韩国学者在解读完全由汉语写成的古代史料时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中韩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上的交流也有着一定的难度。朝韩历史学者的主要问题是对史料存在着为我所用而任意曲解的倾向。对于古代史书中能彰显高句丽“独立性”的历史素材就大加凸显，而对于能说明高句丽与中原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联系的史料就刻意忽视。应该指出，在韩半岛历史学者中，这一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的。而中国学者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则是“象牙塔主义”。满足于在小圈子内取得的成绩，没有动力和意愿主动向大众展示学界已有的最新高句丽历史研究成果，从而使很多不合理的有关高句丽的历史认识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应有的澄清，造成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错误。
中韩对高句丽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应该要求任何一方屈已从人。而应该本着真理越辩越明的观点加强交流，以争取早日解决这一学术上的分歧。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学术交流而非任何其他的途径来解决。
考察高句丽的历史就必须了解韩半岛国家与民族的形成时间。中国的学者们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国家是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箕氏朝鲜，而韩、朝学者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是形成于公元前31世纪～公元前24世纪的檀君朝鲜，而朝鲜学者依据“檀君陵”出土的人骨，将此时间上推至公元前3018年）。
实际上，由于将神话中的“檀君”作为信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虚妄性，朝、韩历史学家的主张是难以成立的。具体原因我们将在对“檀君”这一词条的解释中予以阐述。中国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是韩半岛上最初形成的国家，而这两个古国是属于中华古代封国的性质。也有中国学者在最近出版的《东亚史》一书中认为，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之前曾存在于韩半岛上的箕氏朝鲜、卫氏朝鲜、辰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更接近于邑落联盟体系。半岛上的百济与新罗以及其邻近的高句丽才是在这一地区最初形成的国家（均为在公元2、3世纪前后）。
高句丽在政权建立后虽然很早就有了王，但这个王，在早期与随时面临罢免甚至被杀的扶余人的王类似，不是真正的国家君主。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的高句丽还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由“高句丽令主其名籍”（《三国志》卷30 《高句丽传》），而且从玄菟郡领取作为中国地方官应有的按品级的官服。高句丽政权的高官号“主簿”，正是中国县级官员的称号，也证明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地方政权而存在，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高句丽祠“灵星”，是因为执行西汉政府“郡国县立灵星祠”（《史记.封禅书》）的规定，充分体现其作为基层组织的性质。可知在当时，高句丽与真正的国家相去甚远。
魏晋以后，借中原战乱之机，高句丽的势力迅速发展。而其作为一个政权与中原政权发生的最早的大规模冲突是在三国时期的毋丘俭之役。此时的高句丽已经进入国家形态。由此可以知道，高句丽国家的形成应该是东汉末期的事（约为公元2、3世纪之间）。
另外，最初的高句丽国家的统治中心在今天中国吉林省的集安与辽宁省的桓仁一带，与韩半岛的关系不大。高句丽由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统治下的部族向国家过渡，与高句丽的势力进入韩半岛，大约都是在公元2世纪（韩半岛上正式形成国家也不早于公元2世纪，详细内容见本文后附《中国与韩半岛的早期关系》）。可以肯定的是，高句丽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过渡的过程至公元3世纪已基本完成。
高句丽因先后受到曹魏与前燕的连续打击，西向发展受阻，于是转而向韩半岛北部拓展，逐渐取代原中原王朝所设立的郡县（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立乐浪、真番、临屯、玄菟等四郡以后，韩半岛北部大同江流域一直是中国设立的郡县的统治区）。
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后，高句丽长期与百济、新罗争夺领土。由于统治层采取了较为正确的战略（在高句丽发展的后期，其统治中心进入韩半岛后，高句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不仅未受到削弱，反而得到加强。从而得以集中实力打击其在半岛上的敌人），高句丽由是逐渐强盛，蚕食了中原王朝在东北及半岛上的郡县统治区，最终成为西至今中国吉林、辽宁两省东部，东达韩半岛大同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强国。
据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统计，公元32年至666年的643年中，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 205次。其中，32～423年的391年时间里，朝贡仅有17次，平均23年才发生一次。而423～666年共朝贡188次，平均1.3年一次。（注：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高句丽的历史前期，其隶属于汉王朝的隶属性十分强，并不需要向中原王朝朝贡，在早期，其甚至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在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处于分裂中，此时高句丽政权已初具规模，但中原的混乱使其没有朝贡的具体对象而不需要经常性的朝贡。后期由于北魏这样的北方中原强大政权的建立，出于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高句丽遂大大增加了朝贡的频率与次数。）
虽然高句丽内部政治组织在向国家演进，但在其步入国家之初，其性质却仍是中国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高句丽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公元4世纪中叶，前燕就已经封高句丽王为营州刺史。自此之后，历代高句丽王一直承袭着都督营州诸军事、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都督辽海诸军事等具有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自435年以后，历代高句丽王还经常带有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的头衔，表明中原朝廷授予其代表中央政府管辖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权力。这一切，都明显反映着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中央王朝地方行政组织的特性。此时的高句丽绝不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与成熟，高句丽作为中国的地方政权，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中央王朝对高句丽政权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自6世纪末期开始，中央已不再授予高句丽王具有地方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而是改授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等散官与勋官，这表明中国中央王朝对作为其地方政权的高句丽的独立倾向十分不满，已开始不再授予其管辖东北各地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这种矛盾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
隋唐征高句丽，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试图独立的地方政权的征讨，是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学界意识到了这一严重历史判断错误。为纠正这一错误，现在中国史学界已出版了大量有关高句丽的历史专著。如刘子敏先生的《高句丽历史研究》、耿铁华先生的《中国高句丽史》、马大正等先生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杨军先生的《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等等。
在中国史学界，“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国，与位于现在韩半岛上的王氏高丽（建立于公元918年）是两个除了名称，在主体民族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的历史观点已成为共识。但是，韩国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韩国历史学者多认为高句丽只属于本国历史而与中国无关，他们认为高句丽人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曾建立了与古代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帝国。其代表著作有徐炳国所著的《高句丽帝国史》与申滢植所著的《高句丽史》。
由于韩国学者在解读完全由汉语写成的古代史料时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中韩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上的交流也有着一定的难度。朝韩历史学者的主要问题是对史料存在着为我所用而任意曲解的倾向。对于古代史书中能彰显高句丽“独立性”的历史素材就大加凸显，而对于能说明高句丽与中原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联系的史料就刻意忽视。应该指出，在韩半岛历史学者中，这一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的。而中国学者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则是“象牙塔主义”。满足于在小圈子内取得的成绩，没有动力和意愿主动向大众展示学界已有的最新高句丽历史研究成果，从而使很多不合理的有关高句丽的历史认识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应有的澄清，造成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错误。
中韩对高句丽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应该要求任何一方屈已从人。而应该本着真理越辩越明的观点加强交流，以争取早日解决这一学术上的分歧。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学术交流而非任何其他的途径来解决。
考察高句丽的历史就必须了解韩半岛国家与民族的形成时间。中国的学者们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国家是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箕氏朝鲜，而韩、朝学者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是形成于公元前31世纪～公元前24世纪的檀君朝鲜，而朝鲜学者依据“檀君陵”出土的人骨，将此时间上推至公元前3018年）。
实际上，由于将神话中的“檀君”作为信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虚妄性，朝、韩历史学家的主张是难以成立的。具体原因我们将在对“檀君”这一词条的解释中予以阐述。中国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是韩半岛上最初形成的国家，而这两个古国是属于中华古代封国的性质。也有中国学者在最近出版的《东亚史》一书中认为，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之前曾存在于韩半岛上的箕氏朝鲜、卫氏朝鲜、辰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更接近于邑落联盟体系。半岛上的百济与新罗以及其邻近的高句丽才是在这一地区最初形成的国家（均为在公元2、3世纪前后）。
高句丽在政权建立后虽然很早就有了王，但这个王，在早期与随时面临罢免甚至被杀的扶余人的王类似，不是真正的国家君主。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的高句丽还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由“高句丽令主其名籍”（《三国志》卷30 《高句丽传》），而且从玄菟郡领取作为中国地方官应有的按品级的官服。高句丽政权的高官号“主簿”，正是中国县级官员的称号，也证明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地方政权而存在，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高句丽祠“灵星”，是因为执行西汉政府“郡国县立灵星祠”（《史记.封禅书》）的规定，充分体现其作为基层组织的性质。可知在当时，高句丽与真正的国家相去甚远。
魏晋以后，借中原战乱之机，高句丽的势力迅速发展。而其作为一个政权与中原政权发生的最早的大规模冲突是在三国时期的毋丘俭之役。此时的高句丽已经进入国家形态。由此可以知道，高句丽国家的形成应该是东汉末期的事（约为公元2、3世纪之间）。
另外，最初的高句丽国家的统治中心在今天中国吉林省的集安与辽宁省的桓仁一带，与韩半岛的关系不大。高句丽由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统治下的部族向国家过渡，与高句丽的势力进入韩半岛，大约都是在公元2世纪（韩半岛上正式形成国家也不早于公元2世纪，详细内容见本文后附《中国与韩半岛的早期关系》）。可以肯定的是，高句丽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过渡的过程至公元3世纪已基本完成。
高句丽因先后受到曹魏与前燕的连续打击，西向发展受阻，于是转而向韩半岛北部拓展，逐渐取代原中原王朝所设立的郡县（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立乐浪、真番、临屯、玄菟等四郡以后，韩半岛北部大同江流域一直是中国设立的郡县的统治区）。
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后，高句丽长期与百济、新罗争夺领土。由于统治层采取了较为正确的战略（在高句丽发展的后期，其统治中心进入韩半岛后，高句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不仅未受到削弱，反而得到加强。从而得以集中实力打击其在半岛上的敌人），高句丽由是逐渐强盛，蚕食了中原王朝在东北及半岛上的郡县统治区，最终成为西至今中国吉林、辽宁两省东部，东达韩半岛大同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强国。
据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统计，公元32年至666年的643年中，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 205次。其中，32～423年的391年时间里，朝贡仅有17次，平均23年才发生一次。而423～666年共朝贡188次，平均1.3年一次。（注：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高句丽的历史前期，其隶属于汉王朝的隶属性十分强，并不需要向中原王朝朝贡，在早期，其甚至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在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处于分裂中，此时高句丽政权已初具规模，但中原的混乱使其没有朝贡的具体对象而不需要经常性的朝贡。后期由于北魏这样的北方中原强大政权的建立，出于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高句丽遂大大增加了朝贡的频率与次数。）
虽然高句丽内部政治组织在向国家演进，但在其步入国家之初，其性质却仍是中国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高句丽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公元4世纪中叶，前燕就已经封高句丽王为营州刺史。自此之后，历代高句丽王一直承袭着都督营州诸军事、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都督辽海诸军事等具有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自435年以后，历代高句丽王还经常带有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的头衔，表明中原朝廷授予其代表中央政府管辖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权力。这一切，都明显反映着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中央王朝地方行政组织的特性。此时的高句丽绝不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与成熟，高句丽作为中国的地方政权，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中央王朝对高句丽政权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自6世纪末期开始，中央已不再授予高句丽王具有地方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而是改授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等散官与勋官，这表明中国中央王朝对作为其地方政权的高句丽的独立倾向十分不满，已开始不再授予其管辖东北各地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这种矛盾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
隋唐征高句丽，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试图独立的地方政权的征讨，是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
第4个回答 2009-05-15
隋炀帝打高丽应该说从国内来讲是有积极意义，隋炀帝并不是亡于打高丽，而是亡于其他方面，但在这方面开始爆发。
应该说有楼主说的这方面的可能，但实际可能性不大，因为当时中原已经统一，高丽从头到尾都是在防守，所以这方面实际可能性不大，但如果任由其发展，很有可能。
这方面我不太了解，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是世袭军人，祖上倒三代都是军人，战略意识非常强，如果高丽没必要打，他也不会力排众意去打高丽。
应该说有楼主说的这方面的可能，但实际可能性不大，因为当时中原已经统一，高丽从头到尾都是在防守，所以这方面实际可能性不大，但如果任由其发展，很有可能。
这方面我不太了解，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是世袭军人，祖上倒三代都是军人，战略意识非常强，如果高丽没必要打，他也不会力排众意去打高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