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韩愈在艺术上有独创之处。他的风格多样,但主要特点是深险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正如《调张籍》中所说:“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具体地说表现以下点:
一、题材选择上的不平凡。韩愈的诗,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形象,气势雄伟,想象丰富。喜欢描写自然界的奇景奇物、人世间的奇事奇态,如《调张籍》、《月蚀诗效玉川子作》、《陆浑山火》、《记梦》等。即使在一般常见的题材中,韩愈喜欢别出心裁,出人意料地挖掘一些别人笔下所未有的东西。他还喜欢掇拾琐屑情事而大肆铺陈,如《雉带箭》全从动态中把握雉、箭和将军的形象,大笔淋漓,一气呵成。这种题材选择上的特点,固然是独创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追求过甚,不免陷于极端。清人刘熙载云:“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艺概》),就是指这些方面。《南山》连用五十多个新颖的比喻,把南山写得光怪陆离,表现出惊人的想象力。
二、这种风格表现为构思和想象的奇特新颖。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形象,气势雄伟,想象丰富。如《孟东野失子》一诗,本为劝慰孟郊丧子而作,却以寓言形式入诗,说明“有子且勿喜,无子固勿叹”的道理。《陆浑山火》的构思更为奇特。本是一场山林大火,韩愈却描绘成火神宴客,场面极为壮观。韩诗的想象更是丰富,立喻取譬,务为奇特。他的《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和《听颖师弹琴》,一写击马毯,一叙弹琴,俱描摹逼真,形象生动。在《听颖师弹琴》中,作者首先用了一连串的比喻,以描绘音乐的形象:“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战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接着运用通感的手法,描写自己听琴时的感受,使听觉、触觉和视觉相贯通,予难于捕捉的声音变化为可视可感的形象,渲染出琴声的感染力量。韩诗在这方面的一个特点,就是极尽想象之能事。在《南山》一诗中,作者连用了五十一个“或”字来描摹山势形状,取譬设喻的范围极其广阔。举凡天上地下,人兽鬼神,乃至琴棋书画,碗盆锄耨,都成了比喻的对象。这一切也正是韩诗“力大思雄”的一个特征。与此相联系的是韩诗奇特的夸张。在《苦寒》诗中,作者描摹寒风之烈,是“凶飚搅宇宙,铓刀甚割砭”。《嘲酣睡》诗形容澹师鼾声之大,是“马牛惊不食,百鬼聚相待。铁佛闻皱眉,石人战摇腿。”这种夸诞的描写简直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三、这种风格还表现为遣词造句的奇特和“以文为诗”。韩愈为文主张“务去陈言”,作诗讲求推敲文字。他不仅爱用古词奥语,也喜欢用俗口语,力求出新。他曾自言:“壮非少者哦七字,六字常污一字难”(《记梦》)。这种推敲的例子在其诗中俯拾即是。如“露泣秋树高,虫吊寒夜永”(《秋怀》);“山作剑攒江写镜,扁舟斗转疾如飞”(《郴口又赠二首》)。韩诗又极喜欢设色敷彩,形成浓艳的色调。如《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诗云:“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万株红叶满。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烧树大实骈,金乌下啄赦虬卵。魂翻眼倒忘处所,亦气冲融无间断。”韩愈这种奇崛险怪的诗风,也影响了其他一些诗人的作品,蔚为一时风气。
与韩诗这种风格相联系的另一大特色,便是韩愈“以文为诗”,形成诗歌的散文化。这首先表现为韩愈的不少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和散文大致相同。在这些诗中,韩愈不仅大发议论,而且在形式上也脱离了诗歌的轨道。如《南山》一诗,用汉赋的铺张排比手法,极力描写终南山的四时景色变化和各种形状的山势,就是这种表现之一。而这在《嗟哉董生行》中,表现得就更为淋漓尽致,几乎和作者的散文名作《送董召南序》出自一辙,“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这种句法一扫浮艳之习,但往往破坏了诗的韵律,正如沈括所说:“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山石》这首诗在文字上较为平易,不代表其险怪的文字风格。诗中所写是游山寺,是一篇纪游之作。一般说来,游览诗大都是截取一些景物片断,即景抒怀,这首诗却写了游览的全过程。从黄昏到寺,到坐阶观景,到夜深静卧,到天明独去,都按时间的先后、游程的次第写入诗中,路数颇像一篇游记文。但它以诗的形式表现,也保有诗的艺术特色,是揉合诗、文而为一,自成一格。这首诗虽然在结构和笔墨蹊径上采取文的路数,但艺术表现上,不只是诗魄形式,也是诗的艺术手法。诗人对游山寺的整个行程,做了匠心的剪裁,对已选择入诗的关节,用笔的详略也有不同。对展开描写的部分,也都能捕捉事物突出的特点,使之最大程度的形象化和力传事物情景之神。因此我们接触到的是一幅幅鲜明生动的画面的转移,虽写过程而不觉其平淡与拖沓,是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的。
以散文句法入诗,便于诗人驰骋笔力,提高诗歌的表现能力。但片面强调,就会模糊诗文的界限,损害诗歌特有的审美特征。韩愈在这方面有过失败,也有不少成功之作。
四、韩诗的散文化还表现为章法、句法的不平常。用奇字、造拗句、押险韵,避熟求生、因难见巧。如“虎熊麋猪逮猿猨,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鹍,燖炰煨爊孰飞奔。”(《陆浑山火》)“母从子走者为谁”(《汴州乱》),他故意打破这种节奏,变成上五下二的节奏。)“乃一龙一猪”(《符读书城南》)。(五言诗是上二下三的节奏,他改为上一下四的节奏。)又如七言诗,常作上四下三,而韩诗却有作上三下四的,(“子去矣——时若发机”,“虽欲悔——舌不可扪”等。韩愈务去陈言,力求创新是好的,但有的诗刻意求工,斧凿痕迹很重,甚至佶屈聱牙,妨害了诗的音乐性和形象性,不能不说是落入了另一种形式主义。
无可否认,做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是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的。散文自是没得说,诗稍差些,勉强还能过得去。古文运动是他发起的,至少影响了唐宋几代。只是此人说话有点儿不着调,亦真亦幻。说他真,是因为这首诗,也是因为这件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韩愈是因为说实话被贬的,不失忠正。但是韩愈又好像有些爱拍马屁的毛病,如裴度,他就给拍过。不过此公一生混迹官场,难免会有些应酬话,这也就难怪他了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
韩愈
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①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②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前),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③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④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⑤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⑥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
柳宗元
“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湜、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
一、题材选择上的不平凡。韩愈的诗,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形象,气势雄伟,想象丰富。喜欢描写自然界的奇景奇物、人世间的奇事奇态,如《调张籍》、《月蚀诗效玉川子作》、《陆浑山火》、《记梦》等。即使在一般常见的题材中,韩愈喜欢别出心裁,出人意料地挖掘一些别人笔下所未有的东西。他还喜欢掇拾琐屑情事而大肆铺陈,如《雉带箭》全从动态中把握雉、箭和将军的形象,大笔淋漓,一气呵成。这种题材选择上的特点,固然是独创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追求过甚,不免陷于极端。清人刘熙载云:“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艺概》),就是指这些方面。《南山》连用五十多个新颖的比喻,把南山写得光怪陆离,表现出惊人的想象力。
二、这种风格表现为构思和想象的奇特新颖。善于捕捉和表现变态百出的形象,气势雄伟,想象丰富。如《孟东野失子》一诗,本为劝慰孟郊丧子而作,却以寓言形式入诗,说明“有子且勿喜,无子固勿叹”的道理。《陆浑山火》的构思更为奇特。本是一场山林大火,韩愈却描绘成火神宴客,场面极为壮观。韩诗的想象更是丰富,立喻取譬,务为奇特。他的《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和《听颖师弹琴》,一写击马毯,一叙弹琴,俱描摹逼真,形象生动。在《听颖师弹琴》中,作者首先用了一连串的比喻,以描绘音乐的形象:“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战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接着运用通感的手法,描写自己听琴时的感受,使听觉、触觉和视觉相贯通,予难于捕捉的声音变化为可视可感的形象,渲染出琴声的感染力量。韩诗在这方面的一个特点,就是极尽想象之能事。在《南山》一诗中,作者连用了五十一个“或”字来描摹山势形状,取譬设喻的范围极其广阔。举凡天上地下,人兽鬼神,乃至琴棋书画,碗盆锄耨,都成了比喻的对象。这一切也正是韩诗“力大思雄”的一个特征。与此相联系的是韩诗奇特的夸张。在《苦寒》诗中,作者描摹寒风之烈,是“凶飚搅宇宙,铓刀甚割砭”。《嘲酣睡》诗形容澹师鼾声之大,是“马牛惊不食,百鬼聚相待。铁佛闻皱眉,石人战摇腿。”这种夸诞的描写简直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三、这种风格还表现为遣词造句的奇特和“以文为诗”。韩愈为文主张“务去陈言”,作诗讲求推敲文字。他不仅爱用古词奥语,也喜欢用俗口语,力求出新。他曾自言:“壮非少者哦七字,六字常污一字难”(《记梦》)。这种推敲的例子在其诗中俯拾即是。如“露泣秋树高,虫吊寒夜永”(《秋怀》);“山作剑攒江写镜,扁舟斗转疾如飞”(《郴口又赠二首》)。韩诗又极喜欢设色敷彩,形成浓艳的色调。如《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诗云:“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万株红叶满。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烧树大实骈,金乌下啄赦虬卵。魂翻眼倒忘处所,亦气冲融无间断。”韩愈这种奇崛险怪的诗风,也影响了其他一些诗人的作品,蔚为一时风气。
与韩诗这种风格相联系的另一大特色,便是韩愈“以文为诗”,形成诗歌的散文化。这首先表现为韩愈的不少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和散文大致相同。在这些诗中,韩愈不仅大发议论,而且在形式上也脱离了诗歌的轨道。如《南山》一诗,用汉赋的铺张排比手法,极力描写终南山的四时景色变化和各种形状的山势,就是这种表现之一。而这在《嗟哉董生行》中,表现得就更为淋漓尽致,几乎和作者的散文名作《送董召南序》出自一辙,“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这种句法一扫浮艳之习,但往往破坏了诗的韵律,正如沈括所说:“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山石》这首诗在文字上较为平易,不代表其险怪的文字风格。诗中所写是游山寺,是一篇纪游之作。一般说来,游览诗大都是截取一些景物片断,即景抒怀,这首诗却写了游览的全过程。从黄昏到寺,到坐阶观景,到夜深静卧,到天明独去,都按时间的先后、游程的次第写入诗中,路数颇像一篇游记文。但它以诗的形式表现,也保有诗的艺术特色,是揉合诗、文而为一,自成一格。这首诗虽然在结构和笔墨蹊径上采取文的路数,但艺术表现上,不只是诗魄形式,也是诗的艺术手法。诗人对游山寺的整个行程,做了匠心的剪裁,对已选择入诗的关节,用笔的详略也有不同。对展开描写的部分,也都能捕捉事物突出的特点,使之最大程度的形象化和力传事物情景之神。因此我们接触到的是一幅幅鲜明生动的画面的转移,虽写过程而不觉其平淡与拖沓,是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的。
以散文句法入诗,便于诗人驰骋笔力,提高诗歌的表现能力。但片面强调,就会模糊诗文的界限,损害诗歌特有的审美特征。韩愈在这方面有过失败,也有不少成功之作。
四、韩诗的散文化还表现为章法、句法的不平常。用奇字、造拗句、押险韵,避熟求生、因难见巧。如“虎熊麋猪逮猿猨,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鹍,燖炰煨爊孰飞奔。”(《陆浑山火》)“母从子走者为谁”(《汴州乱》),他故意打破这种节奏,变成上五下二的节奏。)“乃一龙一猪”(《符读书城南》)。(五言诗是上二下三的节奏,他改为上一下四的节奏。)又如七言诗,常作上四下三,而韩诗却有作上三下四的,(“子去矣——时若发机”,“虽欲悔——舌不可扪”等。韩愈务去陈言,力求创新是好的,但有的诗刻意求工,斧凿痕迹很重,甚至佶屈聱牙,妨害了诗的音乐性和形象性,不能不说是落入了另一种形式主义。
无可否认,做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是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的。散文自是没得说,诗稍差些,勉强还能过得去。古文运动是他发起的,至少影响了唐宋几代。只是此人说话有点儿不着调,亦真亦幻。说他真,是因为这首诗,也是因为这件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韩愈是因为说实话被贬的,不失忠正。但是韩愈又好像有些爱拍马屁的毛病,如裴度,他就给拍过。不过此公一生混迹官场,难免会有些应酬话,这也就难怪他了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为了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
韩愈
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①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②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前),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③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④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⑤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⑥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
柳宗元
“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湜、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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