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牛都用到什么技术

简答

克隆技术其实就是从动物A上拿一个细胞,取出细胞核!再到同种动物B的身上拿一个细胞,去掉细胞核!把取出来的细胞核放到另一个去掉细胞核的细胞中!再把它放到同种动物母体C的子宫中!这样将C将会生出一个和A一模一样的动物来!还有就是直接拿一种动物的细胞放到另一种动物的身体里!让它繁殖出上面的那种动物!
也就是说!有了这种技术!只要有你的一个细胞!你就可以不死!但这种技术国际规定不能用人来做实验!所以还没有出现克隆人的情况!一、克隆的早期研究
克隆一词是英文单词clone的音译,作为名词,c1one通常被意译为无性繁殖系。同一克隆内所有成员的遗传构成是完全相同的,例外仅见于有突变发生时。自然界早已存在天然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克隆,例如:同卵双胞胎实际上就是一种克隆。然而,天然的哺乳动物克隆的发生率极低,成员数目太少(一般为两个),且缺乏目的性,所以很少能够被用来为人类造福,因此,人们开始探索用人工的方法来生产高等动物克隆。这样,克隆一词就开始被用作动词,指人工培育克隆动物这一动作。

目前,生产哺乳动物克隆的方法主要有胚胎分割和细胞核移植两种。克隆羊“多莉”,以及其后各国科学家培育的各种克隆动物,采用的都是细胞核移植技术。所谓细胞核移植,是指将不同发育时期的胚胎或成体动物的细胞核,经显微手术和细胞融合方法移植到去核卵母细胞中,重新组成胚胎并使之发育成熟的过程。与胚胎分割技术不同,细胞核移植技术,特别是细胞核连续移植技术可以产生无限个遗传相同的个体。由于细胞核移植是产生克隆动物的有效方法,故人们往往把它称为动物克隆技术。

采用细胞核移植技术克隆动物的设想,最初由汉斯·施佩曼在1938年提出,他称之为“奇异的实验”,即从发育到后期的胚胎(成熟或未成熟的胚胎均可)中取出细胞核,将其移植到一个卵子中。这一设想是现在克隆动物的基本途径。

从1952年起,科学家们首先采用青蛙开展细胞核移植克隆实验,先后获得了蝌蚪和成体蛙。1963年,我国童第周教授领导的科研组,首先以金鱼等为材料,研究了鱼类胚胎细胞核移植技术,获得成功。

哺乳动物胚胎细胞核移植研究的最初成果在1981年取得——卡尔·伊尔门泽和彼得·霍佩用鼠胚胎细胞培育出发育正常的小鼠。1984年,施特恩·维拉德森用取自羊的未成熟胚胎细胞克隆出一只活产羊,其他人后来利用牛、猪、山羊、兔和猕猴等各种动物对他采用的实验方法进行了重复实验。1989年,维拉德森获得连续移核二代的克隆牛。1994年,尼尔·菲尔斯特用发育到至少有120个细胞的晚期胚胎克隆牛。到1995年,在主要的哺乳动物中,胚胎细胞核移植都获得成功,包括冷冻和体外生产的胚胎;对胚胎干细胞或成体干细胞的核移植实验,也都做了尝试。但到1995年为止,成体动物已分化细胞核移植一直未能取得成功。

二、克隆羊“多莉”的意义和引起的反响
以上事实说明,在1997年2月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维尔穆特博士科研组公布体细胞克隆羊“多莉”培育成功之前,胚胎细胞核移植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实际上,“多莉”的克隆在核移植技术上沿袭了胚胎细胞核移植的全部过程,但这并不能减低“多莉”的重大意义,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例经体细胞核移植出生的动物,是克隆技术领域研究的巨大突破。这一巨大进展意味着:在理论上证明了,同植物细胞一样,分化了的动物细胞核也具有全能性,在分化过程中细胞核中的遗传物质没有不可逆变化;在实践上证明了,利用体细胞进行动物克隆的技术是可行的,将有无数相同的细胞可用来作为供体进行核移植,并且在与卵细胞相融合前可对这些供体细胞进行一系列复杂的遗传操作,从而为大规模复制动物优良品种和生产转基因动物提供了有效方法。

在理论上,利用同样方法,人可以复制“克隆人”,这意味着以往科幻小说中的独裁狂人克隆自己的想法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此,“多莉”的诞生在世界各国科学界、政界乃至宗教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引发了一场由克隆人所衍生的道德问题的讨论。各国政府有关人士、民间纷纷作出反应:克隆人类有悖于伦理道德。尽管如此,克隆技术的巨大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促使科学家们加快了研究的步伐,从而使动物克隆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进入一个高潮。

三、近3年来克隆研究的重要成果
克隆羊“多莉”的诞生在全世界掀起了克隆研究热潮,随后,有关克隆动物的报道接连不断。1997年3月,即“多莉”诞生后1个月,美国、中国台湾和澳大利亚科学家分别发表了他们成功克隆猴子、猪和牛的消息。不过,他们都是采用胚胎细胞进行克隆,其意义不能与“多莉”相比。同年7月,罗斯林研究所和PPL公司宣布用基因改造过的胎儿成纤维细胞克隆出世界上第一头带有人类基因的转基因绵羊“波莉”(Polly)。这一成果显示了克隆技术在培育转基因动物方面的巨大应用价值。

1998年7月,美国夏威夷大学Wakayama等报道,由小鼠卵丘细胞克隆了27只成活小鼠,其中7只是由克隆小鼠再次克隆的后代,这是继“多莉”以后的第二批哺乳动物体细胞核移植后代。此外,Wakayama等人采用了与“多莉”不同的、新的、相对简单的且成功率较高的克隆技术,这一技术以该大学所在地而命名为“檀香山技术”。

此后,美国、法国、荷兰和韩国等国科学家也相继报道了体细胞克隆牛成功的消息;日本科学家的研究热情尤为惊人,1998年7月至1999年4月,东京农业大学、近畿大学、家畜改良事业团、地方(石川县、大分县和鹿儿岛县等)家畜试验场以及民间企业(如日本最大的奶商品公司雪印乳业等)纷纷报道了,他们采用牛耳部、臀部肌肉、卵丘细胞以及初乳中提取的乳腺细胞克隆牛的成果。至1999年底,全世界已有6种类型细胞——胎儿成纤维细胞、乳腺细胞、卵丘细胞、输卵管/子宫上皮细胞、肌肉细胞和耳部皮肤细胞的体细胞克隆后代成功诞生。

2000年6月,中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利用成年山羊体细胞克隆出两只“克隆羊”,但其中一只因呼吸系统发育不良而早夭。据介绍,所采用的克隆技术为该研究组自己研究所得,与克隆“多莉”的技术完全不同,这表明我国科学家也掌握了体细胞克隆的尖端技术。

在不同种间进行细胞核移植实验也取得了一些可喜成果,1998年1月,美国威斯康星一麦迪逊大学的科学家们以牛的卵子为受体,成功克隆出猪、牛、羊、鼠和猕猴五种哺乳动物的胚胎,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某个物种的未受精卵可以同取自多种动物的成熟细胞核相结合。虽然这些胚胎都流产了,但它对异种克隆的可能性作了有益的尝试。1999年,美国科学家用牛卵子克隆出珍稀动物盘羊的胚胎;我国科学家也用兔卵子克隆了大熊猫的早期胚胎,这些成果说明克隆技术有可能成为保护和拯救濒危动物的一条新途径。

四、克隆技术的应用前景
克隆技术已展示出广阔的应用前景,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1)培育优良畜种和生产实验动物;(2)生产转基因动物;(3)生产人胚胎干细胞用于细胞和组织替代疗法;(4)复制濒危的动物物种,保存和传播动物物种资源。以下就生产转基因动物和胚胎干细胞作简要说明。

转基因动物研究是动物生物工程领域中最诱人和最有发展前景的课题之一,转基因动物可作为医用器官移植的供体、作为生物反应器,以及用于家畜遗传改良、创建疾病实验模型等。但目前转基因动物的实际应用并不多,除单一基因修饰的转基因小鼠医学模型较早得到应用外,转基因动物乳腺生物反应器生产药物蛋白的研究时间较长,已进行了10多年,但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仅有2例药品进入3期临床试验,5~6个药品进入2期临床试验;而其农艺性状发生改良、可资畜牧生产应用的转基因家畜品系至今没有诞生。转基因动物制作效率低、定点整合困难所导致的成本过高和调控失灵,以及转基因动物有性繁殖后代遗传性状出现分离、难以保持始祖的优良胜状,是制约当今转基因动物实用化进程的主要原因。

体细胞克隆的成功为转基因动物生产掀起一场新的革命,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为迅速放大转基因动物所产生的种质创新效果提供了技术可能。采用简便的体细胞转染技术实施目标基因的转移,可以避免家畜生殖细胞来源困难和低效率。同时,采用转基因体细胞系,可以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转基因整合预检和性别预选。在核移植前,先把目的外源基因和标记基因(如LagZ基因和新霉素抗生基因)的融合基因导入培养的体细胞中,再通过标记基因的表现来筛选转基因阳性细胞及其克隆,然后把此阳性细胞的核移植到去核卵母细胞中,最后生产出的动物在理论上应是100%的阳性转基因动物。采用此法,Schnieke等(Bio Report,1997)已成功获得6只转基因绵羊,其中3只带有人凝血因子IX基因和标记基因(新霉素抗性基因),3只带有标记基因,目的外源基因整合率高达50%。Cibelli(Science,1997)同样利用核移植法获得3头转基因牛,证实了该法的有效性。由此可以看出,当今动物克隆技术最重要的应用方向之一,就是高附加值转基因克隆动物的研究开发。

胚胎干细胞(ES)是具有形成所有成年细胞类型潜力的全能干细胞。科学家们一直试图诱导各种干细胞定向分化为特定的组织类型,来替代那些受损的体内组织,比如把产生胰岛素的细胞植入糖尿病患者体内。科学家们已经能够使猪ES细胞转变为跳动的心肌细胞,使人ES细胞生成神经细胞和间充质细胞和使小鼠ES细胞分化为内胚层细胞。这些结果为细胞和组织替代疗法开辟了道路。目前,科学家已成功分离到人ES细胞(Thomson等1998,Science),而体细胞克隆技术为生产患者自身的ES细胞提供了可能。把患者体细胞移植到去核卵母细胞中形成重组胚,把重组胚体外培养到囊胚,然后从囊胚内分离出ES细胞,获得的ES细胞使之定向分化为所需的特定细胞类型(如神经细胞,肌肉细胞和血细胞),用于替代疗法。这种核移植法的最终目的是用于干细胞治疗,而非得到克隆个体,科学家们称之为“治疗克隆”。

克隆技术在基础研究中的应用也是很有意义的,它为研究配子和胚胎发生,细胞和组织分化,基因表达调控,核质互作等机理提供了工具。

五、克隆技术存在的问题
尽管克隆技术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但离产业化尚有很大距离。因为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克隆技术在理论和技术上都还很不成熟,在理论上,分化的体细胞克隆对遗传物质重编(细胞核内所有或大部分基因关闭,细胞重新恢复全能性的过程)的机理还不清楚;克隆动物是否会记住供体细胞的年龄,克隆动物的连续后代是否会累积突变基因,以及在克隆过程中胞质线粒体所起的遗传作用等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实践中,克隆动物的成功率还很低,维尔穆特研究组在培育“多莉“的实验中,融合了277枚移植核的卵细胞,仅获得了“多莉”这一只成活羔羊,成功率只有0.36%,同时进行的胎儿成纤维细胞和胚胎细胞的克隆实验的成功率也分别只有1.7%和1.1%,即使是使用“檀香山”技术,以分化程度较低的卵丘细胞为核供体,其成功率也只有百分之几。

此外,生出的部分个体表现出生理或免疫缺限。以克隆牛为例,日本、法国等国培育的许多克隆牛在降生后两个月内死去;到2000年2月,日本全国已共有121头体细胞克隆牛诞生,但存活的只有64头。观察结果表明,部分犊牛胎盘功能不完善,其血液中含氧量及生长因子的浓度都低于正常水平;有些牛犊的胸腺、脾和淋巴腺未得到正常发育;克隆动物胎儿普遍存在比一般动物发育快的倾向,这些都可能是死亡的原因。

即使是正常发育的“多莉”,也被发现有早衰迹象。染色体的未端被称为端粒,它决定着细胞能够分裂的次数:每一次分裂端粒都会缩短,而当端粒耗尽后细胞就失去了分裂能力。1998年,科学家发现“多莉”的细胞端粒比正常的要短,即其细胞处于更衰老的状态。当时认为,这可能是用成年绵羊的细胞克隆“多莉”造成的,使其细胞具有成年细胞的印记,但这一解释目前受到了挑战,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医生罗伯特·兰扎等用培养的衰老细胞克隆牛,得到6头小牛,出生5~10个月后发现这些克隆牛的端粒比普通同龄小牛要长,有的甚至比普通新生小牛的端粒还长。现在还不清楚这一现象的原因,也不清楚为何与“多莉“的情况有巨大差别。但这一实验说明,在一些情况下克隆过程能改变成熟细胞的分子钟,使其“恢复青春”,关于这种变化对克隆动物寿命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除了以上的理论和技术障碍外,克隆技术(尤其是在人胚胎方面的应用)对伦理道德的冲击和公众对此的强烈反应也限制了克隆技术的应用。但几年来克隆技术的发展表明,世界各科技大国都不甘落后,谁也没有放弃克隆技术研究。这一点上英国政府的态度非常具有代表性,在1997年2月底宣布中止对“多莉”研究小组投资后不到1个月,英国科技委员会就对克隆技术发表专题报告,表明英国政府将重新考虑这一决定,认为盲目禁止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是明智之举,关键在于建立一定的规范利用它为人类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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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04-15
“浩荡离愁白日斜”写出了诗人离开京城时的感情。诗人究竟愁什么呢?诗人离京时,正是鸦片战争的前一年,他目睹了清王朝的腐朽,不愿意与封建势力同流合污,辞官回乡;但是他仍然为国家的命运忧愁,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命运忧愁。“浩荡”本指水势浩大,在这里喻“愁”,李煜曾有词写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诗人以李煜亡国被囚之愁自诩,可见忧愁之深。诗人为了衬托离愁,特别把离京时间选在了傍晚,马致远散曲“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用晚景衬托离愁。诗人通过喻、衬把愁表现得淋漓尽致。

“吟鞭东指即天涯”本句虽无愁字,但也能表现诗人离京之愁。天涯是指诗人家乡——杭州,马鞭一挥,离京远去,直至天涯 ,很难再回京城,用夸张的手法,表现离别之愁,伤怀之意,含而不露。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人笔锋一转,由抒发离别之情转入抒发报国之志。并反用陆游的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落红,本指脱离花枝的花,但是,并不是没有感情的东西,即使化做春泥,也甘愿培育美丽的春花成长。不为独香,而为护花。表现诗人虽然脱离官场,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不忘报国之志,充分表达诗人的壮怀,成为传世名句。

名句欣赏: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落花有情,死而不已,化做春泥也护花。诗人以落花有情自比,表达自己虽前途不畅也不忘报国的情怀
回答者:xiaoniu_01 - 秀才 三级 11-26 23:47
【清】龚自珍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②
我劝天公重抖擞,③
不拘一格降人材。
【作者】
1792-1841,字璱人,更名巩祚,号定庵、羽岑(左应加王旁)山民,仁和人。 道光进士,官礼部主事。有《定庵全集》。自珍为近代学术思想的启蒙学者, 其诗能开拓新宇,气势磅礴, 色彩瑰丽, 影响清末诗界革命派及南社诗人。 “同光体”首领沈植亦称之为“奇才”,以为“定庵之才,数百年所仅有也。”
【注释】
①己亥:道光十九年(1839)。这年作者四十八岁,因不满于清朝官场的黑暗, 辞官去京返杭。后因接眷属又往返一次。这一年往返京杭道中,共作七绝三百 一十五首,统名《己亥杂诗》。这里选录的一首,原列第一百二十五首。作者 自注:“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祠无数,道士乞撰青词。” ②万马齐喑:语出苏轼《三马图赞序》:“振鬣(马鬃)长鸣,万马皆喑。” 喑:哑。 ③抖擞:奋举,振作精神。
品评】
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是自传式的大型组诗,是宋末汪元量以后这一诗
歌体式的新发展。程金凤评赞说:“行间璀璨,吐属瑰丽”,“声情沉烈,恻遒上,如万玉哀鸣。”这和青乔《咄咄吟》内容集中反映鸦片战争甬东之役者不同,也和后来黄遵宪《己亥杂诗》的风格有异。这一首是龚自珍《己亥杂诗》中最突出的一首,最能体现作者的精神及对时代的要求。作者就眼前赛神会的玉皇等形象,巧妙地联系到“天公”、“风雷”进行构思,表现了清王朝统治下人们的思想十分压抑,社会一片死寂的“万马齐喑”的现实。这一现实是“可哀”的,作者在召唤着巨大的社会变革风雷的到来,期待着生气勃勃的新局面的出现。新局面是不可能自动出现的,他要依靠人才去破坏旧世界,缔造新世界。而人材需要多种多样,不应嵌在一个框子里。这首诗的重心,前半提出了“生气”问题,后半提出了人材的“不拘一格”问题,这是个新问题,作者要求人们去重新考虑,振奋起来,以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这诗的启蒙意 义就在于此,两诗句当然是健笔拿云的。

翻译:满怀离愁而对夕阳西下,鸣鞭东指从此浪迹天涯。
凋落的花朵仍然有情有意,化作春泥培育出新的鲜花。
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字尔玉,又字璱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盦,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父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母段驯,著名小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
生平: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①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小学。12岁从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19岁,倚声填词;到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怀人馆词序》)。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②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嘉庆十五年(1810),龚自珍19岁,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二十三年(1818)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次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始入仕,为内阁中书。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腐败,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公羊传》。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谱外纪》)。同年,他开始戒诗。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
③29岁至去世。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道光十五年(1835),迁宗人府主事。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岁,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1839)。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也有不少文学散文名篇,如《捕蜮》、《书金伶》、《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能令公少年行》、《咏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杂诗》等,也都是这时期作品。龚自珍墨迹政治学术思想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梁启超说:“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龚自珍、魏源)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清代学术概论》)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议》)。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他对时代的危机,不止是敏锐地感觉它,而且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它;他肯定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并寄以热情的幻想和希望。龚自珍处在过渡时代的开始阶段。他的思想发展,有一个艰苦、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他最初接受的是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的正统派考据学。但他冲出考据学的藩篱,不为家学和时代学风所囿。在现实社会运动主要是农民起义的启发下,他以特有的敏锐的眼光,观察现实,研究现实。在《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文中,他对腐朽黑暗的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平均篇》指出了贫富不均所造成的社会败坏现象及其危险的后果:“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提出“均田”的改革主张,要求“贵乎操其本源,与随其时而剂调之”,“挹彼注兹”,平均贫富。在《尊隐》中,他隐晦曲折地表现出对农民起义的大胆想象和热情颂扬,向往着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彻底的。后来他看到均田制是办不到的,又作《农宗篇》。主张按宗法分田:大宗百亩,小宗、群宗二十五亩,其余闲民为佃农。其目的是“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建立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封建统治。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阶级的根本立场,因此,他在《农宗答问第一》及《农宗答问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龚自珍到30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从对正统派考据学严历地批判到坚决抛弃考据学,接受今文经学《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从刘逢禄学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但他肯定考据学的有用的部分;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恶习”,而主张“经世致用”,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密切地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他“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地理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写《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他深入探讨了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并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则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钩沉论二》)这里有前辈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的影响,但比章说更扩大、通达、完整,更有科学性和战斗性。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从全面着眼,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这就是他在《尊隐》里所尊“横天地之隐”的具体化。
与此同时,他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始终没有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污。道光九年(1829)殿试《对策》中,他肯定经史的作用,更指出经史之用必以现实问题为依据,“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对现实问题,特别关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国苍生”,“益诫西边将帅”。同年十二月,有《上大学士书》,建议改革内阁制度。他对腐朽的官僚机构和庸俗官僚深恶痛绝。道光十二年(1832)夏,又有手陈“当今急务八条”,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滥”(《己亥杂诗》自注)。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海口查禁鸦片,他作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主张严禁鸦片,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主张和外国作有益的通商,严格禁止奢侈品的输入;并驳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贾、绅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论调。在中英鸦片战争发生后,江苏巡抚梁章巨驻防上海,他在丹阳书院于暴死前数日写信给梁“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梁章巨《师友集》卷六《仁和龚定盦主事》条),表示希望参加梁章巨的幕府,共同抵抗英国侵略者,更表现出坚决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龚自珍在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撰羽林山馆金石墨本记成,弁端二十字》)。有时想以“搜罗文献”自慰,“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甚至想“发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间的解脱。但他爱祖国,关心现实,无法排除“外缘”,终于成不了佛教徒。龚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说,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改良的目标不明确,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也是始终一贯的。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文学创作 龚自珍的文学创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龚自珍认为文学必须有用。他说,“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语在斯,求文学之美,岂不在斯”(《同年生吴侍御杰疏请唐陆宣公从祀瞽宗……》)。指出儒学、政事和诗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认为诗和史的功用一样,都在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文章、诗歌都和史有源流的关系。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经》是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际箸议第十七》)。因此,选诗和作史的目的,都是“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进行社会历史批评。所以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清议”或“评论”,“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杂诗,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夜直》)。从这一诗论观点出发,他认为诗歌创作的动机是由于“外境”即现实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与江居士笺》),不得不然。而创作方法则和撰史一样,应利用一切历史资料(《送徐铁孙序》)。龚自珍的诗和他的诗论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绝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历史家、政治家的诗。他从15岁开始诗编年,到47岁,诗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听高歌,少作精严故不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己亥杂诗》)。这些“精严”而“字字真”的少作,虽然都已失传,但当时却是针对政治腐败和官僚庸俗的“伤时”、“骂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视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几次戒诗。
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开始戒诗,次年夏因考军机章京未被录取,赋《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编了两卷《破戒草》后,又发誓戒诗,“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正是愤慨于他的诗不能为腐朽庸俗社会所容忍。所以后来他又破戒作诗。龚自珍诗今存的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内容仍是“伤时”、“骂坐”。道光五年的一首《咏史》七律是这类诗的代表作。诗中咏南朝史事,感慨当时江南名士慑服于清王朝的险恶统治,庸俗苟安,埋头著书,“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诗末更用田横抗汉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诱骗文士的用心:“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释言四首之一》,愤怒反讥庸俗官僚对自己的诽谤,“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对自己的嫌弃,“守默守雌容努之战虽然失败,但却牵制了叛军攻打潼关的兵力, 减轻了关中的压力。
第2个回答  2009-04-15
克隆牛要用到基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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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个回答  200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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