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建立代议制的制约因素

西方代议制的确立与发展

代议制虽然最早起源于13世纪的英国议会，但直到近代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才最终形成，并不断发展和完善。最早建立起比较完善的近代议会制度的是英国。议会最早是作为限制王权的一个咨询机构开始的，并由贵族控制逐步转为“民选”的立法机构。1688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1689年颁布了《权利法案》。法案许诺言论和选举自由；确认议会的立法权、决定征税权；承认申诉权；禁止苛刑；许诺国王无权自立军队和废除法律。这个法案和1701年颁布的《王位继承法》明确地限制了君王的政治权力，确认了议会的立法、征税、建军等重大权力。从此王权衰落下去，议会权势稳步上升。直到19世纪30年代，议会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英国议会制是议会和国王长期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并成为西方代议制度的典范。随后法国、美国等西欧和北美国家及日本都普遍建立了资本主义民主共和代议制和君主立宪代议制。

从本质上讲，代议制民主的产生是西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直接后果，是资产阶级兴起和市民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发展和壮大，他们通过发动资产阶级革命，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从而改变了以往的政治社会结构，在政治社会中逐渐分离出了一个市民社会。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市民社会是一种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是一种通过各个成员之间的互相需要而联结起来的体系。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各个个人的物质需求必须以市场为中介，通过他人才能得到满足，从而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大到足以独立地构成一个“需要的体系”。在黑格尔看来，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是同一的，而现代社会中，二者则是分离的。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相分离的情况下，市民社会需要一种中介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反之，政治社会也需要这一中介参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参与政治社会的中介即是立法权，政治社会参与市民社会的中介即是行政权。与此相适应，体现立法权的议会便成为市民社会在政治社会中的全权代表，而体现行政权的官僚机关则是政治社会在市民社会中的全权代表。这样，议会作为市民社会的全权代表，就成为一个代议机关。代议机关的代表由有选举权的公民选举产生，代议机关作为国家最高的立法机关或权力机关代表民众行使国家权力。也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摧毁了封建等级制度，而且导致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这种分离促使社会从等级制发展到代议制。

在资本主义初期，政府的活动以不破坏市场的自由运行为限，政府遵守“守夜人”的角色定位。正因如此，这一时代的西方国家政治的中心不在政府，而在议会，行政权从属于立法权，议会的各项职权获得了充分的发挥。这一时期，被称为代议制的“黄金时期”，议会作为宪政体系的中心，拥有广泛和强大的立法权和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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