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宗圣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祭祀先祖,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即使多元化文化共存的今天,“祭祀尽其敬”的社会风气依然不能改变。铭记过去,传承历史,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今天从昨天走来,今天就是昨天的延续,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没有先祖就没有后昆,忘记先祖就是不忠不孝,就是大逆不道。尊崇、缅怀、祭祀先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也是激励中华儿女富民强国、奋斗不息的精神动力,与荒诞不经之封建迷信迥然不同,当明察焉。
因此,今天,海内外华夏徐氏宗亲云集郯城,祭祀圣祖是“慎终追远”的善事善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要承前启后,世代相传,继而发扬之、光大之。
中华徐氏始祖陵,俗称豹公墩,位于郯城县城北7华里处。为什么说豹公墩,就是中华徐氏始祖陵呢?笔者不揣冒昧,谨述如下理由予以确认,以就教诸位方家、学者和广大宗亲。 按徐国建立时间及其活动范围确认,具有合理性
大家知道,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逐渐由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完全的血缘关系得以确立。抵距今约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代,进入以城池为标志的“古国时代”。这时家庭、宗教成为古国、方国社会的重要组织基础,姓与氏出现,随之产生了“姓氏文化”。这就是费、徐等大批古国、方国形成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
那么,徐国建于何时,前期活动范围又在哪些地方呢?
《史记·夏本记》载:“禹,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褒氏、费氏、杞氏、缯氏……”由此可知,费国建于夏代,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国家。
《史记·秦本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女修,生大业,大业生大费。”
《史记正义》认定,大费就是伯益。伯益是禹的接班人,《孟子·万章章句上》称:“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府志》载:“箕山,费县东南四十五里。自方山而东南起此山,顶平长数里,石灰紫色,可作砚(即金星砚,笔者注)。山前有古寺,山西有隐真洞。”
《黄志》载:“岩壑幽杳,泉流石壁下。”益避箕山,当即此山也。
《竹书纪年》载:“夏启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然而启不服,公开提出“儿继父业理所当然”的主张,废止禅让制,实行王位世袭制,形成“夏传子,家天下”的格局。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也记载:“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而立启。”
《战国策·燕策》有同样记载:“启与友攻益而夺天下。”伯益失败后,只好退居原封地即费国。夏启六年伯益惨遭杀害,费国被灭。因为伯益是东夷人的领袖,他被杀害引起东夷人的强烈不满,启不得不于夏启九年,封伯益次子若木于徐。于是,若木继承父亲之封爵,在原地盘上即“以山东费县为中心”、“伯益多年经营的兴旺发达地区建立徐国”。(李浙江《秦人起源东方考》)其活动范围,主要包括今郯城、费县、平邑、泗水、临沂、苍山、临沭、邳州等地。尤其郯城,沂沭两条大河纵穿南北,东部马陵山,又是平原大地与浩瀚大海的天然分界,且为东西南北文化、交通的交汇点,是徐国的战略大后方,地理位置极端重要。
有资料显示,徐国自夏启九年建立,至周敬王八年(前512年)失国,共存在1600多年。其中,自建国至公元前1100年前后,因战争徐国败于鲁国,而被迫南迁,其间近千年,传位30世,计夏袭国君12世,商袭国君16世,周袭国君2世,徐国一直游动在以郯城为大后方的广阔地带,从时空概念上判断,徐氏立国的几代先祖葬于“食邑东海”的郯城,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恕本文不论述徐国南迁后的疆域)。 遵众多徐氏族谱记载确认,具有唯一性
对豹公墩,即中华徐氏始祖陵,从现存之众多的《徐氏族谱》的记载,都可得到印证。我们可以断定,从若木始祖至五代国君豹,死后均葬于“食邑东海”的郯城北七里。除此之外,江西临川草坪《徐氏宗谱》、安徽新安《徐氏宗谱》、福建南城龙溪《徐氏宗谱》、贵州铜仁《徐氏宗谱》、山东《东鲁徐氏族谱》等均有与上述内容基本相同的记载,迄今无二说,唯一成必然。相比之下,黄帝陵尚不止“桥山”一说,曹操墓多达72座,而徐氏始祖陵在郯城历时4000多年尚无二说,真可谓“根扎郯城,枝繁华夏,远播海外”,一脉相承,不紊不乱,“天下徐氏一家人”。幸哉,大矣哉!
谱牒学,源远流长。早在商代武丁时期甲骨文中,就有氏姓世系的记载。《史记·太史公自序》:“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谱牒旧闻。”可见太史公司马迁对谱牒的重视和信赖。东晋太宁元年(公元323年),有徐令意、徐行坚等撰修的《东海徐氏老谱》。唐太宗李世民,曾修订《氏族志》。宋、明、清撰修姓氏家谱,渐进鼎盛时期。《家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国史、方志形成中国史学的三大支柱。谱者,记也,谱乃信史。自然,族谱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信程度很高。故对上述族谱记载的徐氏立国的几代先祖,均葬于郯城是肯定无疑的,确认中华徐氏始祖陵是天经地义的。 以郯城徐氏为望族确认,具有渊源性
2004年,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成立,拉开了望族文化研究的序幕。研究会确定,苍山肖氏、郯城徐氏、费县颜氏、兰山王氏、沂南诸葛氏等为临沂市望族,分别编纂《望族志》和开展望族文化研究,以期为现实服务。把郯城徐氏列为望族不难理解,以余之愚见,至少有三条依据。
其一、郯城徐姓人口多。全县867个行政村,有徐姓人居住的即有200多个,其中徐姓居民占80%以上的行政村超过40个。全县近百万人,徐姓就有九万多,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过去有民谚:“郯城县,徐一半”。虽有夸张,但可理解。
其二,郯城以徐姓命名的村庄多。诸如:徐庄、徐集、徐圩子、徐出口、徐蒲坦、徐大墙、徐海子、徐林等,多达十几个。其三,郯城徐姓名人多。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多郯城籍的著名人物,从正史、地方志、家谱中能够查到的即有:徐宁、徐湛之、徐羡之、徐孝嗣、徐凭道、徐勉、徐摛、徐陵、徐俭、徐伯阳、徐有功等。他们当中,有千古名相,有一代重臣,有文学巨匠,有皇亲国戚。据上所述,郯城徐氏确实无愧为一方之望族。探其究竟,盖因徐氏发祥于斯,幸赖先祖荫佑。先祖为源,后裔为流,源远而流长,此乃必然也。 从民间祭祀相沿成习确认,具有渊源性
“落叶归根”,是中华民族的习俗。一般来说,人死了要葬于祖籍。徐氏既然发脉于“东海郯城”,先祖们仙逝后葬于郯城是顺理成章的事。由此推理,作直言判断,豹公墩就是中华徐氏始祖陵,当然也就不难理解了。再从民间的相传习俗看,据世居豹公墩附近的郑城后村年逾八旬的徐祗法老人说:他小时,爷爷每逢年过节,即带他到豹公墩扫墓祭祖。还有许多徐姓族人相沿成习,经常到豹公墩烧纸、磕头、凭吊、祭祀。试想,不是时代相传,视豹公墩为徐氏始祖陵,徐氏后裔能这样虔诚祭祀吗!事实上,不仅郯城徐姓族人不忘先祖,而且在历史上远道而来郯城寻根问组的徐氏宗亲也不乏其例。清乾隆三年撰修的《新安徐氏族谱》中,有徐禋写的《新安徐氏开族始祖昶公考》其文中大意说,徐昶任歙州刺史,是新安徐氏始祖,但他的祖籍是哪里,众说纷纭,考察无据,历访无踪,难成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唐懿宗宰相相徐商的五世孙、唐昭宗宰相徐彦若的四世孙,而徐商、徐彦若都是徐有功的苗裔,先世家东海郯城,而《唐书》却把徐商、徐彦若记成河南新郑人。究竟如何对呢?为此,新安徐氏族人结伴,于乾隆元年赴郯城考察。文中曰:“……
不惮往还四千余里,泛舟钱塘,涉扬子,渡淮而航东海,越海州,历赣榆,抵山左之郯城,遍访徐之故家巨族,茫然不识先代渊源,未有能出其典故者,则亦灾于兵焚水溢也,不得不废然返而还……。”这些记述,一方面说明他们未能如愿,另方面也衬托出他们身居千里之外,尚知道祖籍是郯城。因为徐有功是郯人,他们都是相隔几代的后人,自然也是郯人。由此更说明天下徐氏“根扎”郯城,中华徐氏始祖陵也在郯城就成为不争的事实了。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得祖国面貌日新月异,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安居乐业。近几年来,海内外徐氏宗亲纷至沓来,寻根问祖,此乃人心之所向,众望所归。我们应该敞开大门,优化环境,铺平绿道,热烈欢迎五洲四海的徐氏宗亲都能畅通无阻地回归老家探亲访友,祭祀先祖,并为家乡建设建言献策,添砖加瓦。 凭徐子氽鼎等出土文物确认,具有可信性 1965年,在费县上冶镇台子沟古墓中出土的徐子氽鼎,经考古专家鉴定,为周初青铜器,其下面有阴铸铭文“徐子氽之鼎百岁用之”9个字,系徐子氽的随葬品,属国家一级物。
徐子氽鼎出土,具有重大意义。其一,填补了山东省境内没有徐国文物出土的空白,证明蒙山前怀费县、平邑等一大片土地,确实曾是徐国的活动疆域。其二,徐氽就是徐渰,系徐国第28代国君。湖北学者徐显之《徐国纪略》称:“……
二十八代君氽,即后人所称之徐渰,建都与山东蒙山南麓之费县、平邑一带。”四川学者徐建维《古徐国始末简述》:“再封徐国。建国第28代君徐渰建都费,有1965年在山东费县出土的徐子氽(渰)之鼎百岁用之可作证。”他分析:“氽、渰字形、字音、字义与费县的环境气候和徐渰在44代国君的座次排列是吻合的。”我赞成上述说法。其三,费城一带是古徐国的遗址。费县上冶镇境内的东西两个毕成村,原写为鄪城村,因为“鄪”字生僻难认,直到上世纪80年代编纂地名志才改为“毕”字的。古费国都遗址就在这两个村附近。城成长方形,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出土文物有瓦当、陶罐、铁枷、铜镞等。而出土徐子氽鼎的台子沟,距城遗址仅有3公里。有国就有都。城市、文字、冶金术,是判断国家起源的三要素。此处上有古城遗址,下有铜鼎出土,而铜鼎既能显示精湛的冶金术,又有工整秀丽的阴铸文字,三要素齐备,完全符合地上资料和地下资料“二重证据法”,可谓徐国商末周初地理位置是明据铁证。再与《尚书·费誓》相印证,更说明费县、平邑是徐国的前沿阵地,而郯城则是极其稳定的大后方。由此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徐国自建立至周初近千年的势力范围,就是今郯城、费县、平邑、泗水、临沂、苍山、临沭、邳州一带;二是郯城既然是徐国的发祥地、大后方,把祖陵建在这里,无疑是最稳定、最安全、最适当的。
据风水学要素确认,具有吉祥性 人所共知,大千世界,无处不学问。在万事万物中,已知的是有限的,未知的是无限的;已破译的是科学,未被解释的是神秘;神秘是科学的胚胎,科学是神秘的归宿。在科学研究领域里,没有绝对的是与非。我们应该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敢立潮头勇探索,正确对待和参与研究未知世界。 中国风水学,是在自然威胁人类生存的时候,由古代先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实践、思考和感悟而建立起来的,历经50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由理论实践、实用方法、实践案例组成的庞大的体系,其中虽然包含着某些非科学的成份,但是以“天地人合一”为出发点的追求和认识,却闪烁着中国先哲们大量的真知灼见。可惜在“五四”运动后,一度当作“封建糟粕”而摈弃,已相对滞后于外国。当今欣逢昌明盛世,言路渐开,人们打消了顾虑,敢于涉足边缘学科,使几乎濒临消失的风水学,又逐渐得以复苏。据说,武汉、天津等大学,已开设了“建筑风水学专业”,预示着正朝科学风水的道路前进。
《黄帝宅经》认为:“阳者生化物之父也,阴者生化物之母也。”“阴阳之理,顺之则亨,逆之则否。”现代科学证明:“环境的改变能够引起生物的变异,环境的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原因。”说白了,风水学就是环境条件学,环境影响一切,甚至决定一切。殊不知,现代人在享用现代科技所带来“文明”的同时,无不感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可怕前景。“人定胜天”的理念,当然促进了现代科技的发展;而其本身所造成的破坏,又何尝不令人担忧。我国西南五省市所发生的特大干旱,不正印证了自然生态环境破坏所带来的后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