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秦始皇

正面评价 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几百年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谓“汉承秦制”，“自秦以来，其制未变”，“百代犹行秦法政”，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为中国其后近二千年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使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先进于西方、从而在经济文化上也发达于西方。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确立了中央的权威和集权。除了政治体制的改革，秦始皇还广泛统一了其他各种制度，包括全国的水陆交通建制（车同轨）、全国的文字（书同文）、全国的度量衡制度（度同尺、权同衡）和全国的币制（钱同币、币同形）。他还试图统一全国的思想（焚书籍 坑方士），但由于手段过于暴力而没有完成（统一思想要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才而得以初步完成）。应该说，正是由于秦始皇对征服后的土地注重统治和制度的建设，不似其它同时代的征服者（如马其顿的亚力山大，或罗马的凯撒等人）只重征服而不重制度和文化上的建设和统一，才使得统一的土地统治稳固，才使得中国在以后几千年中都没有像其他古代文明那样经历真正不可挽回的分裂或灭亡，为现代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历史基础。有人认为，中国虽然经历过长期的分裂，不同地区的语言也差别很大，却一直拥有同样的文化，并且在数次分裂后又一次次地统一，是因为秦始皇统一了文字。 秦始皇首创驿站制度，并修驿道，为庞大帝国的政令通达以及由此而来的郡县制皇权国家奠定了技术基础。“修驿道，设郡县”，这是中国能够采用郡县制这种先进制度，而非类似西方的分封制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期的罗马不能有效控制占领区，只能设权利极大的总督（总督总揽一地的军政大权，都是贵族，基层组织都依靠当地的原有组织），仍旧类似于分封制，这是罗马帝国后来分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郡县制是一种平民制度，其军政首脑都由皇帝任命，依政绩军功可上可下，可平职调动，这就导致了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的出现。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都可以来自平民，郡县官僚制有效的保证了平民（布衣）参政议政的权利（如李斯，蒙敖等都是布衣，依军功政绩才出将入相），相比分封制这种贵族政治，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有人认为，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和军队制度就是起源于此。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重视以法治国，秦始皇继承了这个传统，并十分推崇法家人物韩非，曾自叹“若与其同游，则无恨矣”。战争时期，秦始皇对将领赏功罚罪，皆依法。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以秦国原有的法律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全国统一的法律。秦始皇虽专制，认为“朕即天下”，但有秦一代，仍是依法治国。陈胜吴广起义，其理由也是“秦法严苛”，其罪当死、不得不反，乃是“法逼民反”，而并非如后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般因严重腐败而造成的“官逼民反”。有人认为，后世儒家倡导依靠教化而施行人治，治国不依法而依人情礼制，甚至由君主一言而决，致使至今人治之风、马屁之风犹在。 在经济上，秦始皇重视农业，重视土地的政策。当军队还在使用青铜兵器厮杀的时候，秦国就鼓励农民大量使用铁制农具。与牛耕一样，铁农具的应用也是革命性的。中国最早利用铁农具的很有可能就是秦人 [16] 。在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时代，秦国却通过严谨的法律实现了对农业有效的宏观管理，先进的管理最终造就了秦人发达的农业。秦始皇还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秦始皇还大力发展了全国的水陆交通，修建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直达九原的直道，并在西南地区修筑“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此外，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和统一币值，使秦国在各方面都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也为后世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秦始皇在统治期间还发兵南征北讨，扩大了国家的版图。始皇末年，秦郡数由统一之初的36郡增至40余郡，其版图“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载“北扩千里”，“百越之地，尽皆俯首”。按战国地图看，领土几乎比战国七雄控制范围扩大了一倍。为了大力开发南越地区，秦始皇强令50万人口迁移进越族地区与越人杂居，促进民族之间长期的融合和统一。 为了消除北方游牧民族的屡次侵犯，秦始皇强令修筑了长城抵御匈奴，至今，万里长城已经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最主要的象征性标志之一。 总之，秦始皇一生并天下、称皇帝、废分封、置郡县、征百越、逐匈奴、修长城、通沟渠、销兵器、迁富豪、车同轨、书同文、钱同币、币同形、度同尺、权同衡、行同伦、一法度、以法治国、焚书籍、坑方士，对于中国之大一统、对于中国政制之创建、对于中国版图之确立、对于中国民族之传承，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关键作用，堪称“千古一帝”。所谓“功莫大过秦皇汉武”，其意就是指在文治武功方面，历代君王无秦始皇之右。至今，英语中对中国的称呼China，也是从罗马语Chin（秦）演变过来的，这也在一个侧面上表现了秦帝国的影响力。(另一观点认为：china是瓷器的意思，因为早期中西方货物流通，西方特别喜爱中国的瓷器，直接称瓷器为中国之名。) 历代文人和政治家中对秦始皇大加褒扬的不乏其人。例如，西汉名臣桑弘羊的论著中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是“功如丘山，名传后世”。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唐朝大诗人李白在诗《古风》中写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唐朝思想家柳宗元在名著《封建论》指出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符合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所谓“非圣人意也，势也。”清末思想家章太炎在1913年撰写的秦政记也赞扬秦始皇，说：“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 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柳翼谋在《中国文化史》评论道：“始皇时代之法制，实具伟大之精神，以一政府而统制方数千里之中国，是固国家形式之进化，抑亦其时思想之进化也。”“盖嬴政称皇帝之年，实前此二千数百年之结局，亦为后此二千数百年之起点，不可谓非历史一大关键。惟秦虽有经营统一之功，而未能尽行其规划一统之策。凡秦之政，皆待汉行之。秦人启其端，汉人竟其绪。”“汉之政治，多沿秦法，间参以儒家之言。”“秦、汉政体，虽为君主专制，而其地方行政，犹有周代人民自治之遗意。”“秦、汉之时，人民言论甚自由，而地方之事，多由人民自主，民治且盛于官治也。”“秦以专制，为后世诟病，而其实人民转有自治之权。”秦俗“重男女平等”，“秦不专责女子以节义”，对男子也有对等的要求。“第执‘焚书坑儒’一语，遽以为秦之对于古代文化摧灭无余，是实不善读史耳”。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创始人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也是甚高，他不仅有“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的诗句，还说过：“孔夫子是有些好处……但秦始皇比孔子还要伟大的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一些人骂了几千年。……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之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在某些场合，毛泽东甚至说他自己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当然，毛泽东对于秦始皇也不是完全肯定，他也说过：“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后，丧失了进取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这也是完全正义的。” 钟澈在评价历代帝王时说: 世界历史上，开创庞大帝国的帝王之中，排名没有比得上秦始皇的，因为无论是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希腊帝国的亚历山大、还是罗马帝国的凯撒，他们的帝国早已不存在了，对世界的影响远无法与秦始皇相比。其实，即使他们在位时，其对帝国统一性的重组也远远小于秦始皇。 负面评价 秦始皇的专制独裁、横征暴敛、严刑峻法、生活奢侈，不仅使秦朝在统一中国后只历15年即告覆亡，而且也开启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集权统治。 秦始皇推行的是“以法治国”的法家学说，而从汉武帝以后的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推行以仁爱、中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而且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极端措施，得罪了天下士人（即知识分子阶层）。因此，秦始皇常作为负面典型出现在各种散文、史籍中。 秦始皇的建筑工程，包括万里长城、秦驰道、灵渠、阿房宫及秦始皇陵等，规模均极为庞大，动辄劳动举国人口兴修，不少文献均斥责在工程进行时造成不少人命死伤。但另一方面，这些工程也使各地的交通进一步发展，有助日后交通、经贸、国家安全以及各民族之融合。故此，这些工程是功大还是过大，一直是史学家的争论点。对于长城，有人指出当时所修筑的长城，并非今所见之长城（今长城主为明朝时所修建），秦长城主要目的是标名与匈奴的防卫基准界线，始皇仍遣蒙恬发兵十万攻击匈奴，后人对此的评价是：“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不虑其害”。蒙恬死后没多久，匈奴便轻松跨过秦长城，不但收复了原来的失地，并且占领了燕、代等郡。可见，长城本身在后世抗击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是否有意义还属争议话题，但至少在秦始皇时代的作用除了虚耗国力以外，作用微乎其微。 历代文人对秦始皇大加批判的同样不乏其人，例如： 西汉思想家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写道：“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 唐朝文学家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评论：“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秦始皇被很多史学家看作是一个暴君。但也有很多史学家指出，要区分秦始皇的个人性质的“暴”和时代的、社会的、制度的“暴”。因为秦始皇所推行的“暴政”，有很多是不得不借助暴力来完成激烈巨大的社会变革，这种“暴”，实质上是在大转型、大变革背景下产生的时代的、社会的、制度的“暴”，和秦始皇个人并没有太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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