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八月，金国以张觉事件为由，遣完颜宗望和完颜宗翰分两路伐宋。仅仅5个月以后，完颜宗望便率东路军渡过黄河，随即包围北宋国都汴梁。幸亏完颜宗翰率领的西路军受阻于太原城下，又有西军及时回援，完颜宗望才退兵撤围，不过还是迫使北宋割让了太原、中山和河间三镇。
靖康之变是华夏民族的奇耻大辱，但都是北宋君臣自己作出来的
不过仅过了数月金兵就卷土重来，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再度包围汴梁。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丙辰日，金兵攻破汴梁，徽钦二帝被俘，北宋就此亡国，这就是著名的靖康之变，也称靖康之耻。
靖康之变的发生其实显得非常突兀。北宋虽然素来以军力孱弱、对外无能而著称，但是当看家狗的本事还不错的。想当年在五代十国时期，契丹人简直将中原当成了公厕般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先后灭掉了后唐和后晋这五代中的两代。北宋立国以后，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炅为了恢复北方版图先后发动北伐，结果无一例外的被契丹人打成了狗，于是立马改头换面变成了守家之犬。
赵炅两次北伐的惨败，让北宋君臣从此对辽人闻风丧胆，再无收复故土的胆量
从此北宋除了没完没了的往外送“岁币”，就是没完没了的修城筑堡、死守家门而且效果还挺好——北方的契丹人、西北的党项人都堪称凶悍善战，宋人要是敢探出头来铁定被揍得满头是包，可一旦缩进乌龟壳里任何人都拿他们没办法。
北宋也因此得以存国167年，除了边关时有烽火，内地几乎不知刀兵为何物。至于北兵南下、亡国灭种，在当时的宋人看来简直就是笑话——北方的胡人若想南下，首先就要面对固若金汤的河北防线，其次有黄河天险为恃，还要面对驻扎在汴梁周边数十万禁军以及各地勤王军的阻截和反击，如此强大的防线谁能攻得破？你以为宋辽之间保持百余年的和平，是因为契丹人仁慈？
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契丹人其实也就能欺负一下宋人，跟匈奴、女真、蒙古等“前后辈”们比起来差远了
可契丹人做不到的事，女真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而且简直如同逛自家后院一般轻松自在，这是怎么回事？
这其中固然有北宋末年昏君当道、奸佞横行、文恬武嬉以及出现重大战略误判等原因，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北宋曾经倚之为干城的河北防线，此时已经名存实亡了。
河北防线的无所作为，表面看应归罪于北宋君臣的愚蠢和女真人的勇猛，实际上早在几十年前，经过北宋三代“明君”和无数“贤臣”的不懈努力，早就彻底玩完了。
北宋盛产“名臣”，但虚名之下大多是迂腐误国之辈
这就是北宋君臣畏敌如虎，畏惧到了敢于跟老天作对的“回河之争”。
背景：河北防线关系着北宋的生死存亡。
北宋立国以后，依据“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原则致力于一统天下，先后灭掉了后蜀、南汉、南唐、北汉等割据政权，最后就剩下个被后晋“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没得手。宋太宗赵炅即位后两次发动北伐结果两次大败，连赵炅都挨了契丹人一箭，最终死于旧疮复发。
不夺回燕云十六州，北宋的北方防线永无宁日
来而不往非礼也。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太后萧绰和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军20万大举侵宋，一口气打到了黄河北岸的
澶州（今河南濮阳）。一时间北宋有亡国之忧，宋真宗畏敌意欲南逃，幸被宰相寇凖生拉硬拽着来了把“御驾亲征”。于是乎宋军士气大振，又一不小心弄死了辽国大将萧挞凛，使得宋辽两军陷入了僵持，最后双方议和，达成了澶渊之盟。从此宋辽两国结束了25年来的战争状态，并保持了长达百余年的和平。
辽国之所以同意与北宋议和，固然有想一鼓作气吞并中原实在是力不能及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宋军野战无能，但守城实在是太猛了。辽军一路南下，看似来势汹汹、一口气杀到了黄河边上，距离汴梁也不过200多里之遥，但实际情况呢？
辽军入寇后，先是集重兵攻打威虏军（今河北徐水）、顺安军（今河北高阳），宋军顽强抵抗，辽军屡攻不克；于是辽军转攻北平寨（今河北完县），又受挫；不死心的辽军再绕道攻保州（今河北清宛）、定州（今河北定州），仍不克；于是辽军打算换换运气改攻瀛州（今河北河间），守将季延渥率部死守，杀伤辽军万余人；此后辽军主力全力围攻冀州（今河北衡水）、贝州（今河北清河）仍无进展，只好彻底放弃治疗——对澶州（今河南濮阳）围而不打，试图吸引北宋援军，再在野战中取得一场大胜来遮羞。
契丹人看似来势汹汹，实则危机四伏，随时有倾覆之危也就是说，辽国倾举国之兵全力攻宋，结果在河北大地上转悠了好几个月，在无数座坚城之下撞得头破血流，最后只拿下了遂城（今河北徐水附近）、祁州（今河北安国）、德清（今河南清丰）等几座不重要的小城。像保州、定州、冀州这样的大城契丹人根本啃不动，至于雄州、霸州、大名这样的战略要地，契丹人干脆连打都不敢打，只能绕着走。
最后看似契丹人守着澶州跟宋军打了个不分胜负，实则是孤军深入、身陷重围——前有北宋禁军主力拦截，侧翼有河东军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只要身后无数座军城中的河北守军齐出，那就是铁壁合围、关门打狗之势，辽国就此一朝灭国也非妄言。后来富弼在出使辽国时曾遭到战争威胁，就直接拿澶州之战说事，让辽兴宗耶律宗真哑口无言：“弼曰：‘北朝忘章圣皇帝（赵恒）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宋史·卷三百一十三·列传第七十二》）可惜宋真宗赵恒徒有“大德”，实际是个没胆的怂货，色厉内荏的契丹人才拿到了澶渊之盟这份大礼。
宋军野战无能主要是因为皇帝、文官瞎指挥和缺乏战马，但并不乏精兵强将此后契丹人再未敢重兵南下，除了知难而退，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还在为那场澶州之战而感到后怕。而北宋君臣也因此战认识到河北防线对于阻击辽人、保家卫国的重要性，于是不惜血本巩固和加强之。
北宋强化河北防线，主要采取了以下三种方式：一是修城筑垒、梯次布防。在河北东路以雄州、霸州、莫州为骨干，在河北西路以保州、定州、真定为根基，周边堡垒密布、工事纵横并屯驻重兵把守，形成了一个完善的防御体系，即便有一点或数点被突破也无碍大局。
河北防线的防御方针是据城而守，可契丹人要是再绕城而过、偷袭内地咋办？这就有了第二和第三种防御方式，那就是屯田和种树。
河东路地势不利骑兵驱驰，所以契丹人南侵的主要方向就是河北路
此屯田可非种粮食那么简单，而是将水系发达、河流湖泊密布之处的土地统统改造成水田——这是效东晋南北朝时以江淮水网阻北方骑兵之故智。于是朝廷一声令下，河北的大半老百姓统统种起了稻子、吃起了大米饭，养活了燕赵儿女上千年的麦子一时间倒成了稀罕物。
当时的黄河北岸水系远比今日发达，但还是跟江淮地区没法比，那些改不成水田的地方咋办？答案是种树。
早在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朝廷就号召河北边民植树成林以阻碍骑兵，并予以赋税上的优惠，“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到了澶渊之盟后，宋真宗赵恒化身种树狂人，不但将大规模植树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黄河北岸，还搞出了个名为《北面榆柳图》的整体规划作为全面打造军事防御林的指导方针，此后的仁宗、神宗、哲宗等数代皇帝都是在此基础上继续疯狂种树。
即便在现代战争中，密集的森林也能起到阻隔敌军的作用，何况古时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沈括调任河北西路察访使，返京后给宋神宗赵顼做汇报时，就对河北的植树造林规模惊叹不已：“定州北境先种榆柳以为寨，榆柳植者以亿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七·神宗熙宁八年》）不光是在边地，整个黄河北岸几乎都被宋人搞成了一个规模无比巨大的“森林公园”：“太祖尝令于瓦桥一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中通一径，仅能容一骑。后至真宗朝，以为使人每岁往来之路，岁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络翳塞。”（《挥麈后录·卷一》宋·王明清）
可是种了这么多树，真能起到阻止契丹骑兵南下的作用吗？
密林中有树木阻隔，骑兵难以驱驰，战斗力自然大大下降
河北地处我国三大平原之一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正适合大规模的骑兵作战。可是北宋以坚城固垒为根本，在城外以防御林与水塘、水田相配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地理和军事上的劣势，并使得契丹人深感头疼之余又深恶痛疾之。史书中类似“雄州种木道上，契丹遣人夜伐去”（《宋史·卷三百一十七·列传第七十六》）的记载并非显见——话说当年不比现今，木头既非紧俏资源也不值钱，堂堂契丹铁骑竟然被用来趁夜越境搞盗砍盗伐，可见辽人对于“人工防御林”的忌惮和恼火。
“三冗”是北宋财政的死穴，而其中的冗军、冗费这两冗，其实都与为了防止契丹人南下而大力经营河北防线密切相关。可以说北宋君臣为了阻止辽国南下，算是下了血本。
经过：北宋君臣因为对辽国的恐惧竟然产生了“人定胜天”的执念，这才有了回河之争。
宋辽之间能维持长达百余年的和平，固然有契丹人日益堕落、不思进取之故，但也证明河北防线对其的威慑作用是真实有效的。不过若以为北宋君臣因此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可以关门过起自家的小日子，那还真是小看了他们对于契丹人的恐惧之心。
北宋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唯独军力孱弱，其实不是打不过，而是统治阶层畏敌如虎
人在极端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往往会陷入偏执和猜忌。因为这种偏执，宋太宗赵炅在缺乏足够把握的情况下举倾国之兵北伐燕云，想给自己的江山永固加上最后一道锁，结果连番大败之下使得北宋永远失去了主动进攻能力；又因为这种猜忌，自宋真宗赵恒之后的数代北宋皇帝，在大力经营河北防线的同时，又对这条防线是否能够挡住契丹人的铁蹄深表怀疑。
因此在北宋君臣眼中，人力不如天险。唯有黄河横亘于京师汴梁之北并滔滔东去，才是大宋国真正可以凭恃，而且是契丹人永远无法逾越的最后一道屏障——河北守军可能会战败、会投降；水田到了冬季一定会结冰、遇到旱灾会干涸；而防御林也不牢靠，因为火可以烧掉，用刀斧也能砍出无数条南下之路来。所以这些玩意统统都没有黄河靠谱，毕竟黄河又没长腿，不会突然间跑掉，让宋辽之间天堑变通途。
北宋君臣以为黄河比人可靠，结果人还在，黄河却跑了
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有朝一日黄河还真的长腿跑掉了。
因为黄河是一条含沙量极大的河流，一旦河道中的泥沙淤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改道决口、四处泛滥。为了治黄，历朝历代所采取的办法大都只能是加高和加固河堤，使得到了北宋年间，黄河的河南、山东段已经成为了“地上河”，到了“河势高民屋殆逾丈矣，民苦久役，而终忧水患”（《宋史·卷九十一·志第四十四》）的地步。最终在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黄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决口，泛滥大名府、恩、冀等州，给北宋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不过黄河改道不是啥新鲜事，北宋高度发达的文官治政体系对付这样的灾害也极有经验，基本闹不出大的乱子。可是没过多久就有一份紧急军情从北方传来，如一道晴天霹雳将北宋君臣给打傻了。
其实黄河改道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北宋君臣实在是短了些见识
原来这次黄河决口水势极大，“决口广五百五十七步”（引用同上）。然后就再也不肯回归故道，而是就着地势一路向北奔大名、经聊城，最后与卫河相合后入海——这是啥意思呢？就是原来一直东流、并被北宋倚之为阻挡契丹铁骑的天然防线的黄河，这回改往北流了。而黄河一旦北流，若是辽国南下、河北防线又不靠谱，北宋君臣靠什么保命？
早在宋真宗天禧年间，自称精通水利的祠部员外郎李垂就曾提出过修六塔河以防止黄河北流的方案。当然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治河、为了民生，仅仅是害怕“摇动边鄙”而已。
不过“摇动边鄙”恰是赵祯最恐惧的，所以他想起了李垂的那个馊主意，于是大把的钱粮立刻拨发下去、大批的军民被征发起来，第一次回河改道工程紧急上马。8年后工程完工，结果庆功的酒宴尚未结束、南下报捷的信使还没跑出几里地，就在当天夜里新修的六塔河便再度决口，“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宋史·卷九十一·志第四十四》）
黄河一旦决口，就是能夺走无数生命和财富的大灾难
六塔河决口，固然有回河工程时间紧、任务重以及经手官吏贪腐弄出了豆腐渣工程的缘故，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以区区的六塔河根本容纳不了黄河巨大的流量。正如坚决反对回河工程的欧阳修所言：
“然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开三尺之方，倍为六尺，且阔厚三尺而长六尺，自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为劳苦。云六尺之方，以开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岂人力之所胜？是则前功既大而难兴，后功虽小而不实。”（引用同上）
老欧阳给赵祯做了一道数学题以证明回河之愚蠢，然而他却小看了契丹铁骑可能的大举南下给北宋君臣带来的巨大恐惧。在他们看来，修六塔河引黄河回归故道是否愚蠢不重要，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他们的蠢行也不重要，只要把黄河拉回故道重新成为阻挡辽国的一道天堑，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毕竟这一次失败了，下一次兴许就能成功，说不定就“人定胜天”了呢？
北宋的回河之争完全源于对契丹铁骑的刻骨恐惧，以至于歇斯底里
于是北宋朝野上下掀起了回河之争，一众大臣们口水满天飞，吵得不可开交。结果还没等他们吵完，在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黄河又在大名第六埽决为二股河——即除了北流一股外，又沿马颊河故道至信阳（今山东无棣）入海，被称为东流。
这里插一句，滚滚东流的黄河倾泻到梁山脚下与古巨野泽连成一片，形成了一望无际的大水泊，号称“八百里梁山泊”——即《水浒传》中所描绘的那个“
港汊
纵横数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的梁山泊。在此聚义的108名好汉正是凭水泊天险“啸聚山林，筑营扎寨，替天行道”，当然这都是小说家言。历史上以宋江为首的“三十六盗”其实是群来去如风、居无定所的马贼，跟梁山泊并没有多大交集。
所谓的“水浒将”不过是群马贼而已，规模最大时也不过千人，更跟水泊梁山没啥交集
至此黄河一分为二，虽有一股北流，但毕竟还有一股东流，使得朝野上下的回河之争稍有平息。不过到了宋神宗赵顼即位以后，回河之争再起，主要是觉得东流的河水不够大、不够猛，让大家伙心里没底。于是赵顼从谏如流，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下诏封闭北流以增东流水势。结果北流河道刚刚封闭没多久，暴脾气的黄河再度咆哮，于闭口处决口，糜烂了河北大地。至此黄河流向完全失控，终于在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于澶州决口后，彻底淤塞了东流河道，二股河变成了一股，统统都归于北流。
赵顼君臣偷鸡不成蚀了米，一番瞎折腾之后反倒把东流给整没了。这下子汴梁与河北之间一马平川、再无阻隔。幸亏契丹人此时已经快烂透了，否则他们要是绕开河北防线重兵南下，北宋君臣会被揍成个什么熊样还真不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