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隔与不隔，表达了物与人的距离。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隔与不隔”这一文学命题，众多学者对该命题的内涵进行了探究。在我们现实生活的创作当中“隔与不隔”已经是我们经常用到的创作元素，只是作者本人并没有发现其中的理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比较认同“不隔”。
“隔”即为“隐”“不隔”即为“显”。
诗词原本就有“显”和“隐”的分别，“不隔”对应于“显”，“隔”相当于“隐”。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认为“显”则轮廓分明，“隐”则含蓄隽永，功用不同罢了。比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便是被王国维评为“隔”且“隐”，意思是：二十四桥仍然还在，却见桥下江中的波浪浩荡，凄冷的月色，处处寂静无声。诗词的下半句就开始写杜牧情事，主要目的不在于评论和怀念杜牧，而是通过“化实为虚”的手法，点明这样一种“情思”。
不隔的美在于清晰、直感、形象，瞬间理解，当下受用。不隔的美是对对象情境的欣赏。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
王国维是推崇“不隔”而排斥“隔”的。其中王国维批评过南宋词人姜夔，认为姜夔的诗词太过含蓄，不够直观。
姜夔是南宋文学家、音乐家。他少年孤贫，屡试不第，终生未仕，一生转徙江湖，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
王国维一直主张文字要塑造出鲜明的形象，反对形象模糊、“终隔一层”的作品。在《人间词话》中，他要求写“真景物、真感情”，反对用典故、用替代字，这些与形象无关的词语。他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景物、情感都是具体的，词人如实地把它们表现出来，就能达到形象具体的效果。
但是用典故、替代字，虽然格韵过于高绝，但都会造成形象的模糊和不直接，使读者不能凭借自己的生活体验，直接把握作品中表现的形象。所以王国维认为“隔”是要避免的。
不主张思力安排，赞赏直接感发，这是王国维讨论“隔”与“不隔”问题的实质。《人间词话》中，作者极力避免形象模糊，尽可能造成“即兴当场之悬词”感。他认为文学一定要有直观的形象，形象乃文学的本质。
“贵具体而不贵抽象”，即使要表现某种抽象的思想或道理，也要选取具体的人与事来进行描写，而将抽象的思想或道理隐含在这具体的人、事之中，由读者通过对这些人与事所形成的形象的解读，去加以“发见”。所以，如果一篇诗词写得太过抽象，就与文学的本质相冲突。
扩展资料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人间词话》作于1908～1909年，最初发表于《国粹学报》。该作是作者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
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深远。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王国维以“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高度评价了李煜的词，说它“神秀”，韦庄的词被称为“骨秀”，温庭筠的词称作“句秀”。
创作背景
王国维生活在中国黑暗的时代，外族入侵，清政府没落崩溃，社会失控，价值体系紊乱，人们的思想观念经历着剧烈动荡，个体生命在精神上处于迷茫和苦痛。王国维的人生也经历着时代痛苦的洗礼。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回国，他说自己的身体是如此的虚弱，而性格又是如此的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自是始决计从事于哲学的研究”。人生问题的困扰使他走向了哲学。在哲学之中他涉足到康德、叔本华哲学，希望通过哲学能够揭示人生的真理，摆脱人生的痛苦与无奈。
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1907年，他又感叹：“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对于王国维来说，“可信”与“不可爱”的哲学是以现象界为对象，可以得到确切的实证科学知识，这种知识可信，不过这种知识只是陈述经验事实，并不能满足人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所以他觉得不可爱。
他追求的是“可爱”与“可信。的统一，这就便他陷入学术界自近代以来形而上学与科学实证的内在紧张，非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冲突、对峙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王国维本以为研究哲学可以解决“人生之问题”，从中寻觅人生解脱之途。
但事与愿违，倒使王国维陷入了“可爱”与“可信”两难境地的烦闷之中，他不得不放弃哲学的研究，另寻解脱之路。他的学术注意力由哲学移于文学，以期在文学中能够寻觅到人生痛苦的慰藉，找到自己的人生境界与目标。在文学研究中，文学本身的非功利给他带来了审美的愉悦，于是他撰写了《人间词话》。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人间词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