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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诗歌从题材上划分主要有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其次还有行役诗、赠答诗等。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田园诗:描写了自然恬静的田园风光和自然纯朴的田园生活。这是被诗人理想化、艺术化了的一种境界。反映了诗人的恬淡闲适的生活情趣和悠然自得的超脱心境,同时也是对当时黑暗现实和官场丑恶的一种否定。如《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野外罕人事]、《饮酒》[结庐在人境]、《和郭主簿》等。抒写了对躬耕生活的体验和对劳动的热爱,并体现了诗人对农民的深情厚谊。如《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描写自己生活的困顿和农村的凋敝,反映了诗人的理想化境界之外的现实世界。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归园田居》[久去山泽游]、《乞食》等。
2.咏怀诗和咏史诗:陶渊明的咏怀诗和咏史诗内容相近,咏史亦是咏怀,它继承了阮籍《咏怀》和左思《咏史》的诗歌传统。诗的主要内容是抒发个人思想、情怀和志节。有的表现了理想与现实、入世与出世的思想矛盾;有的忧患生命价值的实现,抒发了壮志难酬的苦闷;有的反映了不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坚守个人志节的高尚品格;也有的以“金刚怒目式”的方式抒发着激愤的情怀。如《饮酒》、《拟古》、《杂诗》、《咏贫士》、《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多属这一类。
3.其它:陶渊明的行役诗是其宦游其间的作品,多是写行役之苦和厌倦仕宦思慕归隐的内容。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等。赠答诗多是写朋友之间的友情。如《答庞参军》、《与殷晋安别》等。此外陶渊明还有一些哲理诗。如《形影神》等。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成就:
1.恬淡自然、醇厚隽永的艺术风格。陶渊明的诗歌题材和内容贴近平淡的日常生活,诗歌的形象也往往取自习见常闻的事物,而且是直写其事,不假雕琢,不尚辞采,陶渊明田园诗深厚的意蕴只以淡淡的白描和真情实感,托出诗的艺术形象和意境,然平淡之中见神奇,朴素之中见绮丽。朱熹说:“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朱子语类》)苏轼说他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又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上卷《评韩柳诗》)元好问说他的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三十首》)陶诗除了这种基本风格外,还有一些被鲁迅称为“金刚怒目式”(《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的诗歌。朱熹也曾谈到他豪放的一面:“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
2.高远拔俗、天然浑成的艺术境界。陶渊明的诗歌意象看似平淡无奇,然却创造了高远拔俗的艺术境界。其诗的主旨在于写意,在于表达自己的心志、情趣和人生体悟,而写景、叙事只是为意造境。陶诗的许多作品达到了物我合—、主客融合的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做到情、景、理的交融统一。
3.天然本色、精练传神的语言。陶渊明的诗歌不尚藻饰,不事雕琢,而是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和疏淡的笔法精练地勾勒出生动的形象,传达出深厚的意蕴,达到了写意传神的艺术效果。他善于提炼日常生活口语入诗,沾染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也常用比喻、象征、寄托等手法,即使使用典故也是俗语化。
陶渊明的生平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宋书》、《晋书》、《南史》都有他的传记。
1.田园诗:描写了自然恬静的田园风光和自然纯朴的田园生活。这是被诗人理想化、艺术化了的一种境界。反映了诗人的恬淡闲适的生活情趣和悠然自得的超脱心境,同时也是对当时黑暗现实和官场丑恶的一种否定。如《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野外罕人事]、《饮酒》[结庐在人境]、《和郭主簿》等。抒写了对躬耕生活的体验和对劳动的热爱,并体现了诗人对农民的深情厚谊。如《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描写自己生活的困顿和农村的凋敝,反映了诗人的理想化境界之外的现实世界。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归园田居》[久去山泽游]、《乞食》等。
2.咏怀诗和咏史诗:陶渊明的咏怀诗和咏史诗内容相近,咏史亦是咏怀,它继承了阮籍《咏怀》和左思《咏史》的诗歌传统。诗的主要内容是抒发个人思想、情怀和志节。有的表现了理想与现实、入世与出世的思想矛盾;有的忧患生命价值的实现,抒发了壮志难酬的苦闷;有的反映了不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坚守个人志节的高尚品格;也有的以“金刚怒目式”的方式抒发着激愤的情怀。如《饮酒》、《拟古》、《杂诗》、《咏贫士》、《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多属这一类。
3.其它:陶渊明的行役诗是其宦游其间的作品,多是写行役之苦和厌倦仕宦思慕归隐的内容。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等。赠答诗多是写朋友之间的友情。如《答庞参军》、《与殷晋安别》等。此外陶渊明还有一些哲理诗。如《形影神》等。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成就:
1.恬淡自然、醇厚隽永的艺术风格。陶渊明的诗歌题材和内容贴近平淡的日常生活,诗歌的形象也往往取自习见常闻的事物,而且是直写其事,不假雕琢,不尚辞采,陶渊明田园诗深厚的意蕴只以淡淡的白描和真情实感,托出诗的艺术形象和意境,然平淡之中见神奇,朴素之中见绮丽。朱熹说:“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朱子语类》)苏轼说他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又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上卷《评韩柳诗》)元好问说他的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三十首》)陶诗除了这种基本风格外,还有一些被鲁迅称为“金刚怒目式”(《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的诗歌。朱熹也曾谈到他豪放的一面:“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
2.高远拔俗、天然浑成的艺术境界。陶渊明的诗歌意象看似平淡无奇,然却创造了高远拔俗的艺术境界。其诗的主旨在于写意,在于表达自己的心志、情趣和人生体悟,而写景、叙事只是为意造境。陶诗的许多作品达到了物我合—、主客融合的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做到情、景、理的交融统一。
3.天然本色、精练传神的语言。陶渊明的诗歌不尚藻饰,不事雕琢,而是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和疏淡的笔法精练地勾勒出生动的形象,传达出深厚的意蕴,达到了写意传神的艺术效果。他善于提炼日常生活口语入诗,沾染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也常用比喻、象征、寄托等手法,即使使用典故也是俗语化。
陶渊明的生平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宋书》、《晋书》、《南史》都有他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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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06-15
一、陶渊明的生活背景与诗歌的艺术特色
(一)生活背景: 陶渊明(公元356--427)又名陶潜、字元亭,是东晋末年的田园大诗人。据史书记载,东至县东流镇东晋时期属浔阳柴桑(今属九江彭泽县),陶渊明在彭泽做县令,经常到东流种菊。留下千古佳话,后人敬羡先生,建祠以祀。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有所作为。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开始时前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那时一个动乱的年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让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最终“爱丘山”的夙愿就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开始身在仕途,心在田园了。所以说,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思想与当时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二)诗歌的艺术特色:陶渊明在诗歌、散文、辞赋诸多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在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其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1.平淡与醇美的统一:前人常用平淡概括陶诗的风格,这是不错的。我们在陶诗里很难找到奇特的形象,夸张的手法和华丽的辞藻,甚至连形容词都很少用。一切如实说来,平平淡淡。然而,如果仅仅是平淡,不会产生强烈的艺术魅力。陶诗的好处是在平淡的外表下,含蓄着炽热的思想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正和陶渊明的为人一样。因此读来韵味隽永,越读越觉的它美。试看《劝农》诗中的一节: 熙熙令音,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 这里呈现出一幅和平的农作图,实际是把中国农村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特点加以美化的结果。《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久享盛名,也有类似的特点: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诗大约作于从彭泽令解职归田的次年,抒发回到田园生活的愉悦心情。中间写景的一节,“方宅”以下四句,以简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己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所谓“樊笼”——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 想和人生观念。结末“复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 作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开头就是:“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具端。孰是都不营, 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 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 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结尾两句再一次说明,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以上主要分析了陶渊明的田园诗所反映的社会理想,以及他对个人在社会中的生活 方式的思考。此外,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陶渊明对生命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诗现存不过一百多首,竟有几十 处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学上,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这在组诗《形、影、神》 中表达得最明白。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度(这近于《古诗十九首》),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这近于建 安文学)。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 《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归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自然”哲学的这一种内涵,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如陶诗中最著名的《饮酒》之五就是: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开头四句,说只要心境旷远,就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下面说采菊东篱,不经意中 目遇南山(即庐山),在暮岚紫霭、归鸟返飞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奥秘,参透了人生的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辩已忘言”,但如果联系陶渊明的其他作品来考察,他在本诗 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暗示的人生真理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尤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本质吗? 那么,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归依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 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
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 向往。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摆脱现实利害的矛盾。但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诗歌的理蕴,它更带 来独特的效果。 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 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 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平淡醇美、旷洁悠远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静穆”。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 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换言之,“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 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陶诗中最集中的就是写田园生活的作品。其代表作除了前面提及的以外,还有《移 居》、《和郭主簿》、《咏贫士》、《杂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
2.情、景、理的统一: 陶渊明并不是只有这种以平淡醇美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 或直接表现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虽然辞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对刘裕于义熙 十三年北伐破长安之役,显得十分高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 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 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咏荆轲》结末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诗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二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 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不过,应当看到两者也并不 是截然对立的。 从诗歌渊源关系来说,陶渊明有继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并多用组诗的形式。另一方面, 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言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 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 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言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 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 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浓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 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的踪迹,都是有名的例子。 西晋诗歌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某个片断吸引人。做到了情、景、理的统一。
二、陶渊明的人生境界与对后世的影响
陶渊明从小就是博学能文的材料,对知识的追求,一向是认真的。少年时期,是“猛志逸四海”,对国家社会胸怀大志。生于华夷混战的时代,深受离乱的刺激和痛苦,他从小就立下“澄清中原”的大志。但身处乱世,有志不得伸,陶渊明只做过几个小官,且时间皆不长。最为人所知的是担任彭泽令。在这期间,有一督邮到当地视察,属下请陶渊明戴冠束带前往城外迎接,陶渊明很不乐意,尤其那督邮是把自己的妹妹嫁给郡守做小妾而得了这官职,行为令人不齿,陶渊明视之为小人。督邮至,县吏应束带见之,陶渊明慨叹:“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后来,灵魂不卖的陶渊明挂冠解印而归回田园,写了《归去来辞》一文以见其志。“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陶渊明为官的结果,获得的是苦痛与烦恼,因他“质性自然”,人事的束缚当然不适合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对率性真淳的陶渊明真是痛苦无比。在“饥冻”和“违己”的矛盾下,他做了不容易的抉择。辞去官职,意味著妻儿将和他一起挨饿受冻,意味著没钱买他最爱的酒;但是继续留任,便是违背自己的真性情,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了“钱”而如此,在陶渊明看来,真是大大不值得。与其在浑浊的溪流中随之浮沈,心中时时呜咽悲鸣,不如跳出这浑水,给自己的灵魂自由。他因为透彻了解自己,才能毅然决然舍弃安适的生活及世俗的虚名。对陶渊明而言,“违己”甚于“饥冻”。于是,陶渊明选择隐居务农,回到山林的怀抱,唯有归回田园,才能活得像自己。
然而,辞官归隐后,生活并不顺利。不谙农事的陶渊明种田常是“草盛豆苗稀”,这使得他不得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但辛苦的生活并没有改变陶渊明的初衷,他说:“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当时挂冠拂袖而去,固然是快人快事,但现实的生活才足以考验一个人的勇气与心志。陶渊明深深了解精神的自由远胜于物质环境的安适,因此,无论生活多么艰苦,他都会坚持下去,只求“愿无违”。
虽然陶渊明最后仍死在他所厌恶的时代中,以他小小的力量,是不足以扭转时代的巨流,但至少,他对得起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灵魂,死在山林的怀抱中,拥抱所爱的自然,这样,也是死而无憾了。
我很佩服陶渊明的勇气。若非真正了解自己,若非热切地想寻求生命的价值与自由,我们很难在“饥冻”和“违己”间做一抉择。
陶渊明对后代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他蔑视富贵,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给后代有进步理想的作家作出了榜样。他们在反抗权贵和腐朽政治的斗争中从陶诗中汲取了力量。另一方面,陶渊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的思想和逃避现实斗争的态度,也给后代诗人以消极的思想。
(一)生活背景: 陶渊明(公元356--427)又名陶潜、字元亭,是东晋末年的田园大诗人。据史书记载,东至县东流镇东晋时期属浔阳柴桑(今属九江彭泽县),陶渊明在彭泽做县令,经常到东流种菊。留下千古佳话,后人敬羡先生,建祠以祀。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有所作为。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开始时前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那时一个动乱的年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让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最终“爱丘山”的夙愿就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开始身在仕途,心在田园了。所以说,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思想与当时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二)诗歌的艺术特色:陶渊明在诗歌、散文、辞赋诸多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在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其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1.平淡与醇美的统一:前人常用平淡概括陶诗的风格,这是不错的。我们在陶诗里很难找到奇特的形象,夸张的手法和华丽的辞藻,甚至连形容词都很少用。一切如实说来,平平淡淡。然而,如果仅仅是平淡,不会产生强烈的艺术魅力。陶诗的好处是在平淡的外表下,含蓄着炽热的思想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正和陶渊明的为人一样。因此读来韵味隽永,越读越觉的它美。试看《劝农》诗中的一节: 熙熙令音,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 这里呈现出一幅和平的农作图,实际是把中国农村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特点加以美化的结果。《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久享盛名,也有类似的特点: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诗大约作于从彭泽令解职归田的次年,抒发回到田园生活的愉悦心情。中间写景的一节,“方宅”以下四句,以简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己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所谓“樊笼”——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 想和人生观念。结末“复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 作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开头就是:“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具端。孰是都不营, 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 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 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结尾两句再一次说明,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以上主要分析了陶渊明的田园诗所反映的社会理想,以及他对个人在社会中的生活 方式的思考。此外,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陶渊明对生命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诗现存不过一百多首,竟有几十 处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学上,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这在组诗《形、影、神》 中表达得最明白。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度(这近于《古诗十九首》),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这近于建 安文学)。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 《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归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自然”哲学的这一种内涵,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如陶诗中最著名的《饮酒》之五就是: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开头四句,说只要心境旷远,就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下面说采菊东篱,不经意中 目遇南山(即庐山),在暮岚紫霭、归鸟返飞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奥秘,参透了人生的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辩已忘言”,但如果联系陶渊明的其他作品来考察,他在本诗 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暗示的人生真理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尤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本质吗? 那么,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归依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 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
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 向往。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摆脱现实利害的矛盾。但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诗歌的理蕴,它更带 来独特的效果。 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 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 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平淡醇美、旷洁悠远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静穆”。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 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换言之,“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 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陶诗中最集中的就是写田园生活的作品。其代表作除了前面提及的以外,还有《移 居》、《和郭主簿》、《咏贫士》、《杂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
2.情、景、理的统一: 陶渊明并不是只有这种以平淡醇美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 或直接表现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虽然辞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对刘裕于义熙 十三年北伐破长安之役,显得十分高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 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 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咏荆轲》结末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诗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二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 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不过,应当看到两者也并不 是截然对立的。 从诗歌渊源关系来说,陶渊明有继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并多用组诗的形式。另一方面, 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言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 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 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言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 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 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浓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 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的踪迹,都是有名的例子。 西晋诗歌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某个片断吸引人。做到了情、景、理的统一。
二、陶渊明的人生境界与对后世的影响
陶渊明从小就是博学能文的材料,对知识的追求,一向是认真的。少年时期,是“猛志逸四海”,对国家社会胸怀大志。生于华夷混战的时代,深受离乱的刺激和痛苦,他从小就立下“澄清中原”的大志。但身处乱世,有志不得伸,陶渊明只做过几个小官,且时间皆不长。最为人所知的是担任彭泽令。在这期间,有一督邮到当地视察,属下请陶渊明戴冠束带前往城外迎接,陶渊明很不乐意,尤其那督邮是把自己的妹妹嫁给郡守做小妾而得了这官职,行为令人不齿,陶渊明视之为小人。督邮至,县吏应束带见之,陶渊明慨叹:“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后来,灵魂不卖的陶渊明挂冠解印而归回田园,写了《归去来辞》一文以见其志。“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陶渊明为官的结果,获得的是苦痛与烦恼,因他“质性自然”,人事的束缚当然不适合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对率性真淳的陶渊明真是痛苦无比。在“饥冻”和“违己”的矛盾下,他做了不容易的抉择。辞去官职,意味著妻儿将和他一起挨饿受冻,意味著没钱买他最爱的酒;但是继续留任,便是违背自己的真性情,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了“钱”而如此,在陶渊明看来,真是大大不值得。与其在浑浊的溪流中随之浮沈,心中时时呜咽悲鸣,不如跳出这浑水,给自己的灵魂自由。他因为透彻了解自己,才能毅然决然舍弃安适的生活及世俗的虚名。对陶渊明而言,“违己”甚于“饥冻”。于是,陶渊明选择隐居务农,回到山林的怀抱,唯有归回田园,才能活得像自己。
然而,辞官归隐后,生活并不顺利。不谙农事的陶渊明种田常是“草盛豆苗稀”,这使得他不得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但辛苦的生活并没有改变陶渊明的初衷,他说:“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当时挂冠拂袖而去,固然是快人快事,但现实的生活才足以考验一个人的勇气与心志。陶渊明深深了解精神的自由远胜于物质环境的安适,因此,无论生活多么艰苦,他都会坚持下去,只求“愿无违”。
虽然陶渊明最后仍死在他所厌恶的时代中,以他小小的力量,是不足以扭转时代的巨流,但至少,他对得起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灵魂,死在山林的怀抱中,拥抱所爱的自然,这样,也是死而无憾了。
我很佩服陶渊明的勇气。若非真正了解自己,若非热切地想寻求生命的价值与自由,我们很难在“饥冻”和“违己”间做一抉择。
陶渊明对后代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他蔑视富贵,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给后代有进步理想的作家作出了榜样。他们在反抗权贵和腐朽政治的斗争中从陶诗中汲取了力量。另一方面,陶渊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的思想和逃避现实斗争的态度,也给后代诗人以消极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