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
——宋代孟元老
从上面叙述,你得到关于宋朝经济的那些有消息?可以看出宋代商业与唐代商业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导致宋朝商人的社会地位产生了什么变化?
五、婉约与豪放——宋词中的两种主要艺术风格
明张綖:“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当以婉约为主。”清王士祯加以补充道:“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见《花草蒙拾》)这些从宏观角度概括宋词中两川主要艺术风格,而以秦观、李清照和苏轼、辛弃疾分别为其代表作者。这几乎已成为宋词研究中的通论。前代论词者多崇尚婉约而以豪放为别调,近世论者则有独推豪放为积极而以婉约为低靡。那些硬把宋代词人划分为对立的两派并在其间强分优劣的,均不免有其片面性或属机械论,有些学者完全否论两种风格流派的存在,也似矫枉过正。按词中之豪放与婉约乃属艺术风格范畴,犹南宋严羽论诗“大概”有“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清姚鼐论散文风格之分阳刚与阴柔,近世王国维论美学之有宏壮与优美。两种概念本身有着相当的模糊性,两者相互关系也是辩证的,并非壁垒分明。宋代词人之分派乃后人参照其代表作品的主要特色而作大概的归纳,不是说其作品都是清一色,不妨碍他们创作或欣赏多种艺术风格,尤其大作家往往是多面手,更不是说婉约、豪放之外,词坛别无其他艺术风格存在。
“婉约”一词,早见于先秦古籍《国语·吴语》的“故婉约其辞”,晋陆机《文赋》用以论文学修辞:“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按诸诂训,“婉”“约”两字都有“美”“曲”之意。分别言之:“婉”为柔美、婉曲。“约”的本义为缠束,引伸为精炼、隐约、微妙。故“婉约”与“烦滥”相对立。南北宋之际《许彦周诗话》载女仙诗:“湖水团团夜如境,碧树红花相掩映。北斗阑干移晓柄,有似佳期常不定。”并评云:“亦婉约可爱。”此诗情调一如小词。“婉约”之名颇能概括一大类词的特色。从晚唐五代到宋的温庭筠、冯延巳、晏殊、欧阳修、秦观、李清照等一系列词坛名家的词风虽不无差别、各擅胜场,大体上都可归诸婉约范畴。其内容主要写男女情爱,离情别绪,伤春悲秋,光景留连;其形式大都婉丽柔美,含蓄蕴藉,情景交融,声调和谐。因之,形成一种观念,词就应是这个样子的。北宋中期时人曾说:苏轼的“以诗为词”为“要非本色”(见陈师道《后山诗话》);秦观“诗似小词”,苏轼“小词似诗”(见《王直方诗话》)。“本色”“小词”之论当属婉约派的主张。李清照“别是一家”说中认为只有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始能知之”(《词论》),反映她所崇尚也是婉约一宗,虽然贺铸以至李清照都有并不婉约之作。宋末沈义父《乐府指迷》标举的作词四个标准:“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可说是对婉约艺术手法的一个总结。
宋人也有以婉约手法抒写爱国壮志、时代感慨的,如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及宋未周密、张炎等一些词章。但其表现多用“比兴”象征手段,旨意朦胧,须读者去体味。有些论者对原来也许并无专门寄托的委婉隐约之词,也深求其微言大义,如清代词论家张惠言《词选》评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句句为之落实时事,以为讽喻政治,那就不免穿凿附会,反而缩小这些词作的感慨万端而难以名状的典型意义。
婉约词自有其思想艺术价值,已见上文。然而有些词人把它作为凝固程式,不许逾越,以至所作千篇一律,或者过于追求曲折隐微以至令人费解,这就走到创作的穷途了。
“豪放”一词其义自明。宋初李煜的“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浪淘沙》),已见豪气。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也是“沉雄似张巡五言”。正式高举豪放旗帜的是苏轼,其《答陈季常书》云:
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
又其《与鲜于子骏书》云: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永)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是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子,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这了说明他有意识地在当时盛行柔婉之风的词坛别开生面。这里谈到的近作当即其《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词中抒写自己“亲射虎,看孙郎”的豪概和“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壮志,与辛弃疾的“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破阵子》)及“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壮词”先后映辉。
豪放之作在词坛振起雄风,注入词中强烈的爱国精神,唱出当时时代的最强音。然而可以看到,苏轼的审美观念认为:“短长肥瘦各有态”,“淡妆浓抹总相宜”,“端庄杂流丽,风健含婀娜”。他是崇尚自由而不拘一格的。他提倡豪放是崇尚自由的一种表现,然也不拘泥于豪放一格。如所作《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即为王士禛《花草蒙拾》称为“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坡但解作‘大江东去’耶?”有些豪放词的作者气度才力不足而虚张声势,徒事叫嚣,或堆砌过多典故,也流于偏失了。
总之宋词中婉约、豪放两种风格流派的灿烂存在,两者中词人又各有不同的个性特色,加上兼综两格而独自名家如姜夔的“清空骚雅”等等,使词坛呈现双峰竞秀、万木争荣的气象。还应看到,两种风格既有区别的一面,也有互补的一面。上乘词作的风格即有偏胜,往往豪放而含蕴深婉,并非一味叫嚣,力竭声嘶;婉约而清新流畅、隐有豪气潜转,不是半吞半吐,萎弱不振。辛弃疾《沁园春》云:“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董士锡说秦观词云:“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终不能到。”(《介存斋论词杂著》引)冯煦《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秦观、晏几道“谈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刘过词为辛弃疾词“附庸”,“然得其豪放,未得其婉转”。可见峥嵘生妩媚、平易清浅而深致永味,乃辛弃疾、秦观等豪放、婉约词的极诣。
六、列岳峥嵘、百花竞艳的宋代词坛
公元 960年赵宋政权建立后,先后兼并了各地割据的势力。耐人寻味的是,西蜀、南唐政权虽为北宋所灭,可是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及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及大臣冯延巳的词风却深深影响着北宋词坛。特别李煜入宋以后所作,正如王国维所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王鹏运说李煜是“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矣。”所以李煜在政治上是亡国之君,在词坛则无愧为开创一代风气的魁首。
北宋前期重要词作家如张先、晏殊、宋祁、欧旭修以至晏几道等,都是承袭南唐、《花间》遗韵的,晏欧之词,甚至有与《花间》《阳春》(冯延巳词集名)“相杂”者。然而试读他们的代表作,其气象高华而感情深沉,也各具个性,“士大夫之词”的格调成熟了。尤其是晏殊之子晏几道,贵介公子而沉沦下位,落拓不羁,其词“清壮顿挫”,更胜乃父,故论者以晏氏父子比拟南唐李璟、李煜。柳永则是其时进一步发展词体的重要作者。他长期落魄江湖,因在其词中更能体现一部分城市市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且能采用民俗曲和俗语入词,善用铺叙手法,创作大量慢词。柳词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宋词的新潮。
北宋中期苏轼的登场,词坛上耸峙起气象万千的巨岳。他不仅倡导豪放词风,“指出向上一路”,(王灼《碧鸡漫志》),且“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词的境界更大为拓展。苏门弟子及追随者秦观、黄庭坚、贺铸等都能各自开辟蹊径,卓然成家,在词坛呈现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尤其秦观的词深婉而疏荡,与周邦彦的富艳精工、李清照的清新跌宕如天际三峰,各超婉约词之顶巅。前代论者或谓周邦彦是词艺的“集大成”者。周邦彦与柳永并称“周柳”,主要是指他们在词中的情意缠绵;与南宋姜夔并称“周姜”,则主要指他们对音律的精审,故也有称周姜为格律派的。然而在“淡语有味”“浅语有致”、“轻巧尖新”“姿态百出”方面,周邦彦是不及秦观、李清照以至柳永的。故明、清人推秦、李为婉约宗主,是很有见地的。李清照生当南北宋过渡时期,南渡以后词风由明丽而变为凄清,沈谦谓:“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见《填词杂说》),以与李煜相提并论,确也当之无愧。
南宋以后,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从宋金抗争到元蒙灭宋,爱国歌声始终回荡词坛,悲壮慷慨之调,应运发展,把豪放词风提高到一个新层次。张元干、向子諲、岳飞、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吴潜、刘辰翁、文天祥等,如连峰叠嶂,峥嵘绵亘。其中以辛弃疾的成就为最高,他一生有词六百多首,其中有抒写抗金和恢复中原的宏愿,壮志被抑的悲愤,对苟安投降派的批判,也有对自然风景、田园风光的赞美,深挚情意的低诉;风格以雄深雅健、激昂慷慨为主,也有潇洒超逸、清丽妩媚的。辛弃疾在宋词人中创作最为丰富,历来与北宋苏轼并称“苏辛”,也各有特色。前人或在苏、辛之间比较高低,正如唐人之作李(白)、杜(甫)优劣论,是很困难的。陈毅《吾读》曾说:“东坡胸次广,稼轩力如虎。”不加轩轾,允称卓识。南宋时期还有许多杰出词人对婉约词风进一步开拓,宛如丛丛奇葩争胜,也不可能都用婉约一格来概括。妻夔的“清空”“骚雅”,史达祖的“奇秀清逸”,吴文英的“如七宝楼台”,王沂孙的“运意高远”、“吐韵妍和”,张炎的“清远蕴藉”、“凄怆缠绵”,等等。他们都是在词的音律与修辞艺术上精益求精,有时也在所作中寓托家国之感。值得注意的还有与南宋大略同时北方金朝地区之词,大致都是受宋词的影响,而与南方桴鼓相应,故当为当时词坛的组成部分。金末元好问词为北国之冠,足与两宋词家媲美。在艺术上他学习苏(轼)辛(弃疾)而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兼有豪放婉约多种风格。元郝经《祭遗山先生文》说他“乐章之雅丽,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轩(辛弃疾)。”张炎《词源》谓其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风流蕴藉处不减周(邦彦)、秦(观)”。故可作为宋、金时代词艺发展的终结者。
明张綖:“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当以婉约为主。”清王士祯加以补充道:“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见《花草蒙拾》)这些从宏观角度概括宋词中两川主要艺术风格,而以秦观、李清照和苏轼、辛弃疾分别为其代表作者。这几乎已成为宋词研究中的通论。前代论词者多崇尚婉约而以豪放为别调,近世论者则有独推豪放为积极而以婉约为低靡。那些硬把宋代词人划分为对立的两派并在其间强分优劣的,均不免有其片面性或属机械论,有些学者完全否论两种风格流派的存在,也似矫枉过正。按词中之豪放与婉约乃属艺术风格范畴,犹南宋严羽论诗“大概”有“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清姚鼐论散文风格之分阳刚与阴柔,近世王国维论美学之有宏壮与优美。两种概念本身有着相当的模糊性,两者相互关系也是辩证的,并非壁垒分明。宋代词人之分派乃后人参照其代表作品的主要特色而作大概的归纳,不是说其作品都是清一色,不妨碍他们创作或欣赏多种艺术风格,尤其大作家往往是多面手,更不是说婉约、豪放之外,词坛别无其他艺术风格存在。
“婉约”一词,早见于先秦古籍《国语·吴语》的“故婉约其辞”,晋陆机《文赋》用以论文学修辞:“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按诸诂训,“婉”“约”两字都有“美”“曲”之意。分别言之:“婉”为柔美、婉曲。“约”的本义为缠束,引伸为精炼、隐约、微妙。故“婉约”与“烦滥”相对立。南北宋之际《许彦周诗话》载女仙诗:“湖水团团夜如境,碧树红花相掩映。北斗阑干移晓柄,有似佳期常不定。”并评云:“亦婉约可爱。”此诗情调一如小词。“婉约”之名颇能概括一大类词的特色。从晚唐五代到宋的温庭筠、冯延巳、晏殊、欧阳修、秦观、李清照等一系列词坛名家的词风虽不无差别、各擅胜场,大体上都可归诸婉约范畴。其内容主要写男女情爱,离情别绪,伤春悲秋,光景留连;其形式大都婉丽柔美,含蓄蕴藉,情景交融,声调和谐。因之,形成一种观念,词就应是这个样子的。北宋中期时人曾说:苏轼的“以诗为词”为“要非本色”(见陈师道《后山诗话》);秦观“诗似小词”,苏轼“小词似诗”(见《王直方诗话》)。“本色”“小词”之论当属婉约派的主张。李清照“别是一家”说中认为只有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始能知之”(《词论》),反映她所崇尚也是婉约一宗,虽然贺铸以至李清照都有并不婉约之作。宋末沈义父《乐府指迷》标举的作词四个标准:“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可说是对婉约艺术手法的一个总结。
宋人也有以婉约手法抒写爱国壮志、时代感慨的,如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及宋未周密、张炎等一些词章。但其表现多用“比兴”象征手段,旨意朦胧,须读者去体味。有些论者对原来也许并无专门寄托的委婉隐约之词,也深求其微言大义,如清代词论家张惠言《词选》评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句句为之落实时事,以为讽喻政治,那就不免穿凿附会,反而缩小这些词作的感慨万端而难以名状的典型意义。
婉约词自有其思想艺术价值,已见上文。然而有些词人把它作为凝固程式,不许逾越,以至所作千篇一律,或者过于追求曲折隐微以至令人费解,这就走到创作的穷途了。
“豪放”一词其义自明。宋初李煜的“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浪淘沙》),已见豪气。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也是“沉雄似张巡五言”。正式高举豪放旗帜的是苏轼,其《答陈季常书》云:
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
又其《与鲜于子骏书》云: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永)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是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子,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这了说明他有意识地在当时盛行柔婉之风的词坛别开生面。这里谈到的近作当即其《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词中抒写自己“亲射虎,看孙郎”的豪概和“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壮志,与辛弃疾的“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破阵子》)及“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壮词”先后映辉。
豪放之作在词坛振起雄风,注入词中强烈的爱国精神,唱出当时时代的最强音。然而可以看到,苏轼的审美观念认为:“短长肥瘦各有态”,“淡妆浓抹总相宜”,“端庄杂流丽,风健含婀娜”。他是崇尚自由而不拘一格的。他提倡豪放是崇尚自由的一种表现,然也不拘泥于豪放一格。如所作《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即为王士禛《花草蒙拾》称为“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坡但解作‘大江东去’耶?”有些豪放词的作者气度才力不足而虚张声势,徒事叫嚣,或堆砌过多典故,也流于偏失了。
总之宋词中婉约、豪放两种风格流派的灿烂存在,两者中词人又各有不同的个性特色,加上兼综两格而独自名家如姜夔的“清空骚雅”等等,使词坛呈现双峰竞秀、万木争荣的气象。还应看到,两种风格既有区别的一面,也有互补的一面。上乘词作的风格即有偏胜,往往豪放而含蕴深婉,并非一味叫嚣,力竭声嘶;婉约而清新流畅、隐有豪气潜转,不是半吞半吐,萎弱不振。辛弃疾《沁园春》云:“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董士锡说秦观词云:“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终不能到。”(《介存斋论词杂著》引)冯煦《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秦观、晏几道“谈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刘过词为辛弃疾词“附庸”,“然得其豪放,未得其婉转”。可见峥嵘生妩媚、平易清浅而深致永味,乃辛弃疾、秦观等豪放、婉约词的极诣。
六、列岳峥嵘、百花竞艳的宋代词坛
公元 960年赵宋政权建立后,先后兼并了各地割据的势力。耐人寻味的是,西蜀、南唐政权虽为北宋所灭,可是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及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及大臣冯延巳的词风却深深影响着北宋词坛。特别李煜入宋以后所作,正如王国维所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王鹏运说李煜是“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矣。”所以李煜在政治上是亡国之君,在词坛则无愧为开创一代风气的魁首。
北宋前期重要词作家如张先、晏殊、宋祁、欧旭修以至晏几道等,都是承袭南唐、《花间》遗韵的,晏欧之词,甚至有与《花间》《阳春》(冯延巳词集名)“相杂”者。然而试读他们的代表作,其气象高华而感情深沉,也各具个性,“士大夫之词”的格调成熟了。尤其是晏殊之子晏几道,贵介公子而沉沦下位,落拓不羁,其词“清壮顿挫”,更胜乃父,故论者以晏氏父子比拟南唐李璟、李煜。柳永则是其时进一步发展词体的重要作者。他长期落魄江湖,因在其词中更能体现一部分城市市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且能采用民俗曲和俗语入词,善用铺叙手法,创作大量慢词。柳词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宋词的新潮。
北宋中期苏轼的登场,词坛上耸峙起气象万千的巨岳。他不仅倡导豪放词风,“指出向上一路”,(王灼《碧鸡漫志》),且“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词的境界更大为拓展。苏门弟子及追随者秦观、黄庭坚、贺铸等都能各自开辟蹊径,卓然成家,在词坛呈现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尤其秦观的词深婉而疏荡,与周邦彦的富艳精工、李清照的清新跌宕如天际三峰,各超婉约词之顶巅。前代论者或谓周邦彦是词艺的“集大成”者。周邦彦与柳永并称“周柳”,主要是指他们在词中的情意缠绵;与南宋姜夔并称“周姜”,则主要指他们对音律的精审,故也有称周姜为格律派的。然而在“淡语有味”“浅语有致”、“轻巧尖新”“姿态百出”方面,周邦彦是不及秦观、李清照以至柳永的。故明、清人推秦、李为婉约宗主,是很有见地的。李清照生当南北宋过渡时期,南渡以后词风由明丽而变为凄清,沈谦谓:“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见《填词杂说》),以与李煜相提并论,确也当之无愧。
南宋以后,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从宋金抗争到元蒙灭宋,爱国歌声始终回荡词坛,悲壮慷慨之调,应运发展,把豪放词风提高到一个新层次。张元干、向子諲、岳飞、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吴潜、刘辰翁、文天祥等,如连峰叠嶂,峥嵘绵亘。其中以辛弃疾的成就为最高,他一生有词六百多首,其中有抒写抗金和恢复中原的宏愿,壮志被抑的悲愤,对苟安投降派的批判,也有对自然风景、田园风光的赞美,深挚情意的低诉;风格以雄深雅健、激昂慷慨为主,也有潇洒超逸、清丽妩媚的。辛弃疾在宋词人中创作最为丰富,历来与北宋苏轼并称“苏辛”,也各有特色。前人或在苏、辛之间比较高低,正如唐人之作李(白)、杜(甫)优劣论,是很困难的。陈毅《吾读》曾说:“东坡胸次广,稼轩力如虎。”不加轩轾,允称卓识。南宋时期还有许多杰出词人对婉约词风进一步开拓,宛如丛丛奇葩争胜,也不可能都用婉约一格来概括。妻夔的“清空”“骚雅”,史达祖的“奇秀清逸”,吴文英的“如七宝楼台”,王沂孙的“运意高远”、“吐韵妍和”,张炎的“清远蕴藉”、“凄怆缠绵”,等等。他们都是在词的音律与修辞艺术上精益求精,有时也在所作中寓托家国之感。值得注意的还有与南宋大略同时北方金朝地区之词,大致都是受宋词的影响,而与南方桴鼓相应,故当为当时词坛的组成部分。金末元好问词为北国之冠,足与两宋词家媲美。在艺术上他学习苏(轼)辛(弃疾)而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兼有豪放婉约多种风格。元郝经《祭遗山先生文》说他“乐章之雅丽,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轩(辛弃疾)。”张炎《词源》谓其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风流蕴藉处不减周(邦彦)、秦(观)”。故可作为宋、金时代词艺发展的终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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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6-04-22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第2个回答 2009-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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