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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市人(祖籍浙江嘉兴),1904年11月25日生于成都一个旧式的大家庭中。
1920年秋巴金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尤其受到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1921年与朋友一起参与半月社和均社等社会团体的工作,1922年开始发表诗歌创作。1923年4月离开成都,到上海、南京等地,并在东南大学附中读完中学。1925年与朋友组织民众社,办《民众》半月刊,并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探索和社会运动。
1927年巴金赴法国巴黎求学,这期间积极参与营救被美国政府陷害的意大利工人领袖萨坷、凡宰特的国际性活动,并受其影响写作了中篇小说《灭亡》,歌颂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青年。1929年回国后,因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失败,将绝望与愤怒的心情寄托于文学虚构。所创作的小说有两大主题:一是探索青年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道路,代表作有《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二是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以影射社会专制制度的罪恶,代表作有《春天里的秋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热烈、真诚,文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巴金于20世纪30年代起在上海定居,又不断到南方和北方去旅游,写下了大量的散文游记。1934年秋去日本,写作小说《神》、《鬼》、《人》,风格渐趋平和稳健。1935年回国参加朋友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杜,任总编辑。编辑了《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化生活丛书》等大型丛书,在发现文学新人,推荐优秀作品方面,为20世纪30-40年代的新文学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抗战爆发以后,辗转于广州、桂林、上海、重庆等地,将理想融入知识分子的民间出版事业。抗战后期创作风格转变,以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为主,表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1946年返回上海定居。
1949年以后,历任全国文联三、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收获》和《上海文学》主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多次出国访问,创作了大量散文游记,以及反映朝鲜战争的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李大海》等,以歌颂新的时代和歌颂英雄为主调,并与作家靳以创办合编大型文学刊物《收获》。
1958年到1962年,《巴金文集》14卷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以致失去爱妻。1973年起悄悄翻译俄国民主革命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1978年“文革“结束后,以沉痛的心情反思知识分子在20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和教训,并以个人为解剖对象,写作了五卷《随想录》(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挖掘知识分子心理缺陷,提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写得沉重、真诚、深刻,被文化界誉为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
巴金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1990年获前苏联“人民友谊勋章“,1990年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创设特别奖“,1993年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的“资深作家敬慰奖“,1998年获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
巴金晚年出版随笔集《再思录》、整理出版《巴金全集》(16卷)、《巴金译文全集》(10卷)等。由于在思想上和文学上的突出成就,也由于在20世中国知识分子道路探索上的典型性,80年代以后一直成学术界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和知识分子道路的重要对象,自1989年起,全国共召开过四届巴金国际研讨会,出版过十几种研究年谱、传记和理论专著。
1920年秋巴金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尤其受到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1921年与朋友一起参与半月社和均社等社会团体的工作,1922年开始发表诗歌创作。1923年4月离开成都,到上海、南京等地,并在东南大学附中读完中学。1925年与朋友组织民众社,办《民众》半月刊,并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探索和社会运动。
1927年巴金赴法国巴黎求学,这期间积极参与营救被美国政府陷害的意大利工人领袖萨坷、凡宰特的国际性活动,并受其影响写作了中篇小说《灭亡》,歌颂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青年。1929年回国后,因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失败,将绝望与愤怒的心情寄托于文学虚构。所创作的小说有两大主题:一是探索青年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道路,代表作有《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二是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以影射社会专制制度的罪恶,代表作有《春天里的秋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热烈、真诚,文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巴金于20世纪30年代起在上海定居,又不断到南方和北方去旅游,写下了大量的散文游记。1934年秋去日本,写作小说《神》、《鬼》、《人》,风格渐趋平和稳健。1935年回国参加朋友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杜,任总编辑。编辑了《文学丛刊》、《译文丛书》、《文化生活丛书》等大型丛书,在发现文学新人,推荐优秀作品方面,为20世纪30-40年代的新文学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抗战爆发以后,辗转于广州、桂林、上海、重庆等地,将理想融入知识分子的民间出版事业。抗战后期创作风格转变,以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为主,表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代表作有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1946年返回上海定居。
1949年以后,历任全国文联三、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收获》和《上海文学》主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多次出国访问,创作了大量散文游记,以及反映朝鲜战争的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李大海》等,以歌颂新的时代和歌颂英雄为主调,并与作家靳以创办合编大型文学刊物《收获》。
1958年到1962年,《巴金文集》14卷陆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以致失去爱妻。1973年起悄悄翻译俄国民主革命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1978年“文革“结束后,以沉痛的心情反思知识分子在20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和教训,并以个人为解剖对象,写作了五卷《随想录》(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挖掘知识分子心理缺陷,提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写得沉重、真诚、深刻,被文化界誉为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
巴金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1990年获前苏联“人民友谊勋章“,1990年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创设特别奖“,1993年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的“资深作家敬慰奖“,1998年获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
巴金晚年出版随笔集《再思录》、整理出版《巴金全集》(16卷)、《巴金译文全集》(10卷)等。由于在思想上和文学上的突出成就,也由于在20世中国知识分子道路探索上的典型性,80年代以后一直成学术界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和知识分子道路的重要对象,自1989年起,全国共召开过四届巴金国际研讨会,出版过十几种研究年谱、传记和理论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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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5-11-06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0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求学期间参加了反封建的进步刊物《半月社》活动。1927年旅法在巴黎读书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次年回国从事文学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救亡工作,和鲁迅有了交往。抗日战争爆发后,和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文学桂冠:1982年 获意大利国际但丁奖
1983年 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1984年 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1985年 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
1990年 获苏联人民友谊勋章
2001年 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主要著作:
长篇小说《灭亡》、《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抗战三部曲》(《火》之一、之二、之三),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憩园》、《寒夜》,散文集《新声集》、《赞歌集》、《随想录》(5集)。译作有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巴金-- 现、当代作家。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四川成都人。1920年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1923年从封建 家庭出走,就读于上海和南京的中学。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用巴金的笔名。1928年底回 到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从1929年到1937年中,创作了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雪》)、《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中长篇小说, 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海行集记》、《忆》。《短简》等散文集。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 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 问题》)。其间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主编有《文季月刊》等刊物和《文学丛刊》等从书。
新华网上海10月24日电 巴金同志生平
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大师,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同志,因病于2005年10月1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巴金同志,原名李尧棠
,字芾甘,笔名有王文慧、欧阳镜蓉、黄树辉、余一等。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在1919年爆发的伟大的“五四”运动影响下,他开始大量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步接受反帝反封建、科学民主等进步思想。1920年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广泛接触西方文学及社会科学著作,并参加了《半月》杂志的工作和一些进步社会活动。1922年2月在《文学旬刊》上发表诗歌《被虐(待)者底哭声》12首,从此开始了辉煌的文学创作生涯。1922年冬,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预科和本科班(英文)肄业。1923年到上海求学,1924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1925年高中毕业后在上海从事社会活动和编译工作。1927年1月赴法国巴黎求学。在法期间,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和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时时关心着祖国的命运,思念着苦难中的国家和人民。他怀着这份深厚的感情,写下了反抗黑暗势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1929年第一次以“巴金”的笔名在《小说月报》发表,引起文坛内外的普遍关注。1928年12月,他从法国回到上海。在这期间,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高尔基的《草原的故事》等大量外国文学、思想文化作品;随后,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文学创作之中,写下了长篇小说《家》、《春》、“爱情的三部曲”、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出版了《复仇集》、《光明》等多部短篇小说集。1933年参与《文学专刊》的工作。1934年至1935年在日本学习日文。回国后在上海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他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编辑和出版工作上,支持许多进步作家的创作,为发展进步文艺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担任郭沫若主持的《救亡日报》的编委,并和茅盾共同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杂志,其间写下不少充满爱国激情的诗文。1938年后,他在广州、上海、昆明、重庆、桂林、成都等地从事出版工作,并发表了宣传抗战的小说《火》(三部曲),完成了长篇小说《秋》、《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的创作。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继续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从事出版和翻译工作。1949年7月,他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作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同志历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华东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荣誉委员。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巴金同志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也是举世公认的杰出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出色的翻译家、卓越的编辑家、出版家。他先后创作了《灭亡》、《新生》、“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火》、《憩园》、《寒夜》、《第四病室》等长篇、中篇小说以及为数众多的短篇小说、散文、报告特写、游记、童话等等。他通晓英、法、俄、德、世界语等多种语言文字,翻译了十几部世界名著。《家》对中国封建专制家庭罪恶的强烈控诉与反抗,曾经引起无数青年的共鸣,激励他们走出封建牢笼,参加革命和社会进步运动。《寒夜》反映抗战最困难时期底层知识分子及其家庭的悲惨命运,为被践踏被蹂躏的小人物申诉,表达了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的良知。1958年至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四卷《巴金文集》,这是他解放前创作成就的结晶。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深入到工厂、农村和革命老区体验生活,两次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创作了大量的报告特写、散文随笔,出版了反映朝鲜战争的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李大海》等。根据他的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在观众中引起热烈的反响。他与靳以创办、主编了大型文学刊物《收获》,是国内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之一,数十年间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他年近八旬的时候,仍克服巨大的病痛,用坚强的毅力写完了五卷《随想录》,使他的散文创作在思想艺术上达到了一个高峰。90年代后又出版随笔集《再思录》,编辑出版了《巴金全集》(二十六卷)等。他以一部部饱含激情的作品和一颗挚爱祖国人民的赤子之心饮誉海内外,他创作的大量优秀作品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他的许多作品先后被译成英、俄、日、法、德、意、瑞典、朝鲜和世界语等近30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巴金同志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重要领导,重视团结广大作家,关心作家队伍建设,推动优秀作品不断涌现,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巴金同志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全国解放后,他作为民间的外交使者多次出国访问,参加国际文化交流等活动。1950年11月,他参加了华沙第二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后又五次访问前苏联。1961年4月,出席亚洲作家东京紧急会议,并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1962年8月,率团参加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以后又多次去日本访问。1979年4月,他率中国作家代表团首次访问法国,在巴黎掀起了一股“巴金热”,极大地促进了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1981年春,他率代表团出席在瑞典召开的世界语代表大会。同年参加了国际笔会里昂━━巴黎大会。1984年5月,作为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应邀参加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他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和国际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在海内外获得了多种荣誉称号。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名誉院士称号,1990年获前苏联“人民友谊勋章”、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1993年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资深作家敬慰奖”,1998年获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2003年国务院授予他“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巴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著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几十年来,他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风雨同舟。民主革命时期,他积极参加进步社会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热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抗战全面爆发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皖南事变后,他参加签名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他积极拥护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他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晚年虽病魔缠身,仍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他积极呼吁和组织建设中国现代文学馆,并将自己几十万元的积蓄、稿酬和8000多册藏书捐赠给文学馆。他参与创建中华文学基金会,并一直担任会长。还多次为希望工程、社会慈善事业捐款。因其特殊贡献,1999年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下属的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8315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巴金星。他连续五届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关心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心人民政协的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巴金同志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是对国家和人民忠心耿耿、为文学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他秉性耿直,识大体、顾大局。他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他把整个身心交给了人民,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巴金同志的爱国情操和高尚品德以及他为我国现当代文学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文学桂冠:1982年 获意大利国际但丁奖
1983年 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1984年 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1985年 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
1990年 获苏联人民友谊勋章
2001年 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主要著作:
长篇小说《灭亡》、《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抗战三部曲》(《火》之一、之二、之三),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憩园》、《寒夜》,散文集《新声集》、《赞歌集》、《随想录》(5集)。译作有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巴金-- 现、当代作家。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四川成都人。1920年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1923年从封建 家庭出走,就读于上海和南京的中学。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用巴金的笔名。1928年底回 到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从1929年到1937年中,创作了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雪》)、《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中长篇小说, 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海行集记》、《忆》。《短简》等散文集。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 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 问题》)。其间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主编有《文季月刊》等刊物和《文学丛刊》等从书。
新华网上海10月24日电 巴金同志生平
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大师,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同志,因病于2005年10月1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巴金同志,原名李尧棠
,字芾甘,笔名有王文慧、欧阳镜蓉、黄树辉、余一等。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在1919年爆发的伟大的“五四”运动影响下,他开始大量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步接受反帝反封建、科学民主等进步思想。1920年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广泛接触西方文学及社会科学著作,并参加了《半月》杂志的工作和一些进步社会活动。1922年2月在《文学旬刊》上发表诗歌《被虐(待)者底哭声》12首,从此开始了辉煌的文学创作生涯。1922年冬,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预科和本科班(英文)肄业。1923年到上海求学,1924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1925年高中毕业后在上海从事社会活动和编译工作。1927年1月赴法国巴黎求学。在法期间,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和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时时关心着祖国的命运,思念着苦难中的国家和人民。他怀着这份深厚的感情,写下了反抗黑暗势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1929年第一次以“巴金”的笔名在《小说月报》发表,引起文坛内外的普遍关注。1928年12月,他从法国回到上海。在这期间,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高尔基的《草原的故事》等大量外国文学、思想文化作品;随后,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文学创作之中,写下了长篇小说《家》、《春》、“爱情的三部曲”、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出版了《复仇集》、《光明》等多部短篇小说集。1933年参与《文学专刊》的工作。1934年至1935年在日本学习日文。回国后在上海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他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编辑和出版工作上,支持许多进步作家的创作,为发展进步文艺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担任郭沫若主持的《救亡日报》的编委,并和茅盾共同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杂志,其间写下不少充满爱国激情的诗文。1938年后,他在广州、上海、昆明、重庆、桂林、成都等地从事出版工作,并发表了宣传抗战的小说《火》(三部曲),完成了长篇小说《秋》、《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的创作。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继续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从事出版和翻译工作。1949年7月,他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作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同志历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华东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荣誉委员。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巴金同志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也是举世公认的杰出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出色的翻译家、卓越的编辑家、出版家。他先后创作了《灭亡》、《新生》、“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火》、《憩园》、《寒夜》、《第四病室》等长篇、中篇小说以及为数众多的短篇小说、散文、报告特写、游记、童话等等。他通晓英、法、俄、德、世界语等多种语言文字,翻译了十几部世界名著。《家》对中国封建专制家庭罪恶的强烈控诉与反抗,曾经引起无数青年的共鸣,激励他们走出封建牢笼,参加革命和社会进步运动。《寒夜》反映抗战最困难时期底层知识分子及其家庭的悲惨命运,为被践踏被蹂躏的小人物申诉,表达了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的良知。1958年至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四卷《巴金文集》,这是他解放前创作成就的结晶。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深入到工厂、农村和革命老区体验生活,两次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创作了大量的报告特写、散文随笔,出版了反映朝鲜战争的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李大海》等。根据他的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在观众中引起热烈的反响。他与靳以创办、主编了大型文学刊物《收获》,是国内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之一,数十年间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他年近八旬的时候,仍克服巨大的病痛,用坚强的毅力写完了五卷《随想录》,使他的散文创作在思想艺术上达到了一个高峰。90年代后又出版随笔集《再思录》,编辑出版了《巴金全集》(二十六卷)等。他以一部部饱含激情的作品和一颗挚爱祖国人民的赤子之心饮誉海内外,他创作的大量优秀作品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他的许多作品先后被译成英、俄、日、法、德、意、瑞典、朝鲜和世界语等近30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巴金同志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重要领导,重视团结广大作家,关心作家队伍建设,推动优秀作品不断涌现,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巴金同志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全国解放后,他作为民间的外交使者多次出国访问,参加国际文化交流等活动。1950年11月,他参加了华沙第二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后又五次访问前苏联。1961年4月,出席亚洲作家东京紧急会议,并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1962年8月,率团参加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以后又多次去日本访问。1979年4月,他率中国作家代表团首次访问法国,在巴黎掀起了一股“巴金热”,极大地促进了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1981年春,他率代表团出席在瑞典召开的世界语代表大会。同年参加了国际笔会里昂━━巴黎大会。1984年5月,作为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应邀参加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他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和国际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在海内外获得了多种荣誉称号。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名誉院士称号,1990年获前苏联“人民友谊勋章”、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1993年获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资深作家敬慰奖”,1998年获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2003年国务院授予他“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巴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著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几十年来,他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风雨同舟。民主革命时期,他积极参加进步社会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热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抗战全面爆发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皖南事变后,他参加签名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他积极拥护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他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晚年虽病魔缠身,仍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他积极呼吁和组织建设中国现代文学馆,并将自己几十万元的积蓄、稿酬和8000多册藏书捐赠给文学馆。他参与创建中华文学基金会,并一直担任会长。还多次为希望工程、社会慈善事业捐款。因其特殊贡献,1999年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下属的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8315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巴金星。他连续五届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关心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心人民政协的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巴金同志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是对国家和人民忠心耿耿、为文学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他秉性耿直,识大体、顾大局。他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他把整个身心交给了人民,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巴金同志的爱国情操和高尚品德以及他为我国现当代文学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
第2个回答 2005-11-06
巴金:现代著名作家,原名李芾甘,笔名巴金,四川成都人。1928年写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后来写了《爱情三部曲》即:《雾》《电》《雨》;《激流三步曲》即《家》《春》《秋》后又发表中篇小说《寒夜》《憩园》等。1981年获得“国际但丁文学奖”
参考资料:语文基础知识手册
第3个回答 2005-11-06
下期的艺术人生节目是《阅读巴金》,相信对你会有所帮助。
第4个回答 2005-11-20
新华网上海频道记者 赵兰英10月17日报道:一个多世纪的生命长河,淌过崇山,流过峻岭,穿过峡谷,在这一刻停留了。巴金,多少人在呼唤这一名字,多少人在哀哭中国文坛的参天大树倒下了。
伟岸的巴金,是以他卓越的人品、文品,屹立在中国文坛,存活于人们心中的。他留给我们的财富,是以数字无法计算的,是以金钱无法买到的,是以文字无法表全的。文坛,因他而生辉;国家,因他而美丽;人民,因他而自豪。
“祖国永远在你身边”
“你是光,你是热,你是二十世纪的良心。”10年前,曹禺先生书下此言,赞美巴金。
1927年,巴金以第一部小说《灭亡》,被人们认识以后,正是以自己全部的光和热,逐渐成为中国文坛的领军人,并且长达数十年之久,无人可以替代,没人可以撼动。巴金的光和热,是他26卷本的不朽著作和10卷本的精采译著。这一笔丰赡财富,中国几代人已经享受了,还会被几代、十几代甚至更多的人享用。巴金的光和热,更是他高尚的精神境界和完美的人格力量。这一笔巨大财富,更被人推崇,为人瞻仰,受人感化。
爱国主义,是巴金两大财富的重要基础。从年少到年衰,巴金的爱国情怀,从未受任何环境的影响而改变。反之,更热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风云跌宕,世事乱变。她,曾经受三座大山压迫,贫穷、落后、愚味。她,曾经受种种干扰,走过许多弯路,使人迷惆、心虑、屈辱。巴金没有厌弃这一切的一切,始终用行为,追求心中的理想,表达自己的情愫。
巴金12岁那年通读了《说岳全传》,深深被岳飞的爱国精神、民族精神震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祖父珍藏的《醉墨山房诗话》。书中,明代诗人兼书画家文征明的《满江红》词,使巴金爱不释手,百看不厌。巴金一直将这本书珍藏在身边,即使在“文革”动乱中,家被数次抄劫,这本书也没有被毁。上世纪90年代,巴金在众人的劝说下,到杭州休养。从来怕麻烦别人的他,有一天却提出了要求,想去拜谒岳坟。在岳飞塑像前,轮椅上的巴金目不转睛,久久地凝视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深深被这一情景感动,谁也不轻易移动一下脚步。后来,他们来到文征明《满江红》词碑前。此时,年过九十,平时说话吐字不太清楚的他,却象小学生那样吟诵起这首词来,那声音越来越清楚,越来越高亢:“拂试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每一句、每一字,其实巴金早就熟背心底,融化在血液中。
巴金是一个不善言笑的人,双眉总是紧锁着。冰心老人曾经快言快语笑评她的这位“老弟”:“他很忧郁。我看,他痛苦时就是快乐着。”忧郁、痛苦,是巴金爱国情怀的一种表现。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并且终身都在追求着。他希望他的祖国强大起来,人民富足起来。他曾说:“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无穷无尽的感情。”
这是一段巴金撰写的关于《灭亡》的创作经过:“每夜回到旅馆里,我稍微休息了一下疲倦的身子,就点燃了煤气炉煮茶来喝。于是,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敲响了,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的回忆继续来折磨我了。我想到在上海的活动的生活,我想到那些在苦斗中的朋友,我想到那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我底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为了安慰这一颗寂寞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每晚上一面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我一面在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写成了《灭亡》底(的)前四章。”
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巴黎。这是离别巴黎半个世纪后,巴金第一次再踏上这片国土。故地重游,对于任何人都会有很多感慨。然而,每天清晨,巴金静静地坐在窗前,眼前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而是北京的长安街、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子湖、成都的双眼井,广州的乡村……他说:“就这样,我每天回到我亲爱的祖国,心里很充实。离开祖国,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我是中国人。这个感觉,50年前也有过。我们常把祖国比作母亲,祖国确实是母亲。但是,过去这位母亲贫病交加,朝不保夕,哪里管得了自己儿女的死活。可是,今天不同了。出了国境,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觉得有一双慈爱的眼睛关心地注视着我。不管你跑到天涯海角,你始终摆脱不了祖国,祖国永远在你身边。”
在很多荣誉前,在许多外事场合,记者多次听他说:“我生长在中国,我的一切都属于中国人民。”1983年,巴金在获得法国荣誉勋章时,对前来授勋的法国总统密特朗说:“谢谢总统阁下光临上海,在我病中给我授勋。我认为,这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成就。这是总统阁下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尊重,对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的尊重。这是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象征。”
“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
巴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革除旧思想、旧意识、旧制度,迎来一个具有民主、自由与科学精神的新中国,是巴金毕生理想。
用全部的真诚和热情,关爱人民,“让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巴金的心里始终珍藏着这一美好的愿望。
巴金出生于成都正通顺街一个封建大家庭。仁爱的母亲,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老师。他从母亲这里懂得了爱,懂得了宽容。巴金幼年另一位老师是轿夫老周。那时,他常去马房,躺在老周的烟灯旁,听他讲故事。每讲完一个故事,老周总要教育他:“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他还时常去厨房,帮助他们烧火。坐在灶前的石头上,巴金不停地把柴放进去,结果常常把火弄灭了。这时,老周就把他拉开,用火钳往灶膛里捅几下,火又蹭地烧起来了。老周放下火钳,关照巴金:“你一定要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
成年后的巴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什么精神和力量,使瘦弱的老周在那样困苦的条件下,讲出这番深刻的道理。这就是仁义、道德、忠爱。而恰恰这些,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是为人之本。
巴金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他把他的爱,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由此,巴金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反映了时代的呼声、人民的要求。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的主要内容。这也是巴金作品,在经历70多年后,仍为今天的读者,接受与喜爱的根本原因。
在巴金许多文论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反对那摧残爱的,在众人的幸福里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自由。”“我的生活的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每颗心都得着光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人的发展都得着自由。”“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场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
他善待每一个人。在朋友面前,总是赤诚地捧出自己的心。50年代,作家萧乾受到莫须有的批判。这时候,昔日的朋友,避之不及,形同陌路人。只有巴金,在公众场合,大声地唤着他,大方地坐在他的一边,悄悄地关照他:要谦虚,要谨慎。而当曹禺,头上的头衔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时,他却批评他:不要太顾及事务,应该多写些好作品。曹禺逝世后,他又嘱人帮助曹禺夫人李玉茹,整理出版曹禺未发表过的文稿,留下曹禺在最后的真实形象。
巴金对于他人的关心,从来都是润物细无声的。天冷了,巴金站在窗前,看到在风中修整花苗的师傅,就担心师傅会冻着,便赶快让家人买来羽绒背心和棉帽送去。小张、小吴,从农村到巴老身边工作,一晃多年过去了。巴金一直担心,自己百年后,这2个孩子怎么办?有一天,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翟泰丰来探视,问巴老有什么要求?从来不象组织提任何要求的他,不假思索地提出:希望安排好小张、小吴的工作。一桩桩、一件件,在巴金身边或与巴金有过接触的人,都会说出许多故事,由衷地说一句:“巴老这个人就是好。”
仁爱、忠诚、正义、自律,人道主义相伴巴金一生。
“让生命开花”
文品与人品的高度一致,是巴金身上最为感染人的地方。
巴金在晚年,多次与记者谈及这样的话:“我现在不能工作了。但是,我的一颗心还在燃烧。我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所写的和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探究巴金的一生,是巴金人格不断完美的一生。而贯串始终的,是他的“让生命开花”的奉献精神。
在巴金的随笔、序跋、通信、言谈中,我们读到许多巴金关于“让生命开花”的论述,我们更看到一位有着独立人格思想的老人,渴求生命开花的迫切心情:
“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要是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死,就会从内部干枯。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朋友》(1936年)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起了一阵雾,满腔泪水中我看见一朵巨大的、奇怪的、美丽的花。那不就是沙漠中的异卉?不,不是。我从未到过沙漠。它若隐若现,一连三天,不曾在我脑中消失,也有可能它永远不会消失。它就是生命的花吧。”--《致卫缙云信》(1986年)
“我愿意再活一次,重新学习,重新工作,让我的生命开花结果。”--《给和平街小学学生的信》(1990年)
“为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结果。否则我们就憔悴地死去。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我不断地自问: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花?那么就让我再活一次吧,再活一演,再活一次!”--《让我再活一次》(1991年)
“有人问我,生命开花是什么意思。我说:人活着,不是为了白吃干饭,我们活着要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添一点光彩,这个我们办得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维持我们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只有为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一心为自己,一生为自己的人什么也得不到。”--《致东城根街小学的信》(1991年)
……
巴金还在刚踏上文学之路时,朋友约他到自己办的书店做编辑,每个月给80元大洋。可巴金却说:40元就够了。他将第一部小说《灭亡》的稿酬,给了一位生活困难的朋友。30年代至40年代,是巴金创作的高峰时期,他却将14年的宝贵时间,用在编辑他人的书上。而且不取分文。解放后,他是中国唯一不拿工资的作家。晚年后,他悄悄地,将稿费、将藏书,一一捐了出去。老舍之子舒乙先生曾回忆这一幕:原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时,巴金虽行动不便,还是来剪彩了。那天,他端坐在沙发上,手往口袋里掏呀掏呀,最后摸出一个纸包来,交给舒乙,说道:“刚收到的稿费,上缴。”舒乙说:“我当时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这个人完全透明。爱祖国、爱人民,乐于奉献自己。”
在中国文坛,一代又一代作家,感受到巴金生命之花发散而来的幽香。1936年,在鲁迅先生的葬礼上,胡风的钱包被人偷了。巴金曾看到胡风掏钱给人,又随意地把钱包往口袋里一塞,当时就当心,人这么多,会不会被人偷走。想去提醒他,又挤不过去。葬礼结束后,人群像潮水似地散去。巴金看到,胡风在原地正着急地寻着什么。赶忙走上去一问,钱包果真被人偷走了。巴金当场就建议:“胡风替公家办事丢了钱,大家应当帮助他。”那时,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任总编辑,便和社长吴朗西商量,以预支稿费的方式,解了胡风的燃眉之急。30年代,刘白羽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巴金。巴金告诉他文化生活出版社准备出版一部他的作品集。刘白羽自然很高兴,但着急自己连一篇剪稿都没有带来。这时候,巴金拿出一个纸包,说道:“我已经帮你编好了,你只要自己再看看有没有修改的地方。”刘白羽拿来一看,自己在这一年中发表的作品,全被剪贴在这里,整整齐齐。这便是刘白羽的第一本小说集《草原上》。
在他身边工作40余年的徐钤,平实地概括了巴金在他心中的印象:“他总觉得自己欠别人的。所以,他要付出,他要奉献。而现实生活中,大多人总认为别人欠自己的。于是,心态很不平衡,怨这怨那。要说我们和巴老的差距,也就在这点上。但是,就这点差距,很难赶,赶也赶不上。
一个世纪的不凡人生,巴金为社会创造了无比辉煌的财富。而他在最后,对自己却是那样“苛刻”:他一次次提出,不能工作了,是废人了,不要用好药了,安乐死吧。
伟岸的巴金,是以他卓越的人品、文品,屹立在中国文坛,存活于人们心中的。他留给我们的财富,是以数字无法计算的,是以金钱无法买到的,是以文字无法表全的。文坛,因他而生辉;国家,因他而美丽;人民,因他而自豪。
“祖国永远在你身边”
“你是光,你是热,你是二十世纪的良心。”10年前,曹禺先生书下此言,赞美巴金。
1927年,巴金以第一部小说《灭亡》,被人们认识以后,正是以自己全部的光和热,逐渐成为中国文坛的领军人,并且长达数十年之久,无人可以替代,没人可以撼动。巴金的光和热,是他26卷本的不朽著作和10卷本的精采译著。这一笔丰赡财富,中国几代人已经享受了,还会被几代、十几代甚至更多的人享用。巴金的光和热,更是他高尚的精神境界和完美的人格力量。这一笔巨大财富,更被人推崇,为人瞻仰,受人感化。
爱国主义,是巴金两大财富的重要基础。从年少到年衰,巴金的爱国情怀,从未受任何环境的影响而改变。反之,更热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风云跌宕,世事乱变。她,曾经受三座大山压迫,贫穷、落后、愚味。她,曾经受种种干扰,走过许多弯路,使人迷惆、心虑、屈辱。巴金没有厌弃这一切的一切,始终用行为,追求心中的理想,表达自己的情愫。
巴金12岁那年通读了《说岳全传》,深深被岳飞的爱国精神、民族精神震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祖父珍藏的《醉墨山房诗话》。书中,明代诗人兼书画家文征明的《满江红》词,使巴金爱不释手,百看不厌。巴金一直将这本书珍藏在身边,即使在“文革”动乱中,家被数次抄劫,这本书也没有被毁。上世纪90年代,巴金在众人的劝说下,到杭州休养。从来怕麻烦别人的他,有一天却提出了要求,想去拜谒岳坟。在岳飞塑像前,轮椅上的巴金目不转睛,久久地凝视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深深被这一情景感动,谁也不轻易移动一下脚步。后来,他们来到文征明《满江红》词碑前。此时,年过九十,平时说话吐字不太清楚的他,却象小学生那样吟诵起这首词来,那声音越来越清楚,越来越高亢:“拂试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每一句、每一字,其实巴金早就熟背心底,融化在血液中。
巴金是一个不善言笑的人,双眉总是紧锁着。冰心老人曾经快言快语笑评她的这位“老弟”:“他很忧郁。我看,他痛苦时就是快乐着。”忧郁、痛苦,是巴金爱国情怀的一种表现。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并且终身都在追求着。他希望他的祖国强大起来,人民富足起来。他曾说:“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无穷无尽的感情。”
这是一段巴金撰写的关于《灭亡》的创作经过:“每夜回到旅馆里,我稍微休息了一下疲倦的身子,就点燃了煤气炉煮茶来喝。于是,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敲响了,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的回忆继续来折磨我了。我想到在上海的活动的生活,我想到那些在苦斗中的朋友,我想到那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我底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为了安慰这一颗寂寞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每晚上一面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我一面在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写成了《灭亡》底(的)前四章。”
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巴黎。这是离别巴黎半个世纪后,巴金第一次再踏上这片国土。故地重游,对于任何人都会有很多感慨。然而,每天清晨,巴金静静地坐在窗前,眼前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而是北京的长安街、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子湖、成都的双眼井,广州的乡村……他说:“就这样,我每天回到我亲爱的祖国,心里很充实。离开祖国,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我是中国人。这个感觉,50年前也有过。我们常把祖国比作母亲,祖国确实是母亲。但是,过去这位母亲贫病交加,朝不保夕,哪里管得了自己儿女的死活。可是,今天不同了。出了国境,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觉得有一双慈爱的眼睛关心地注视着我。不管你跑到天涯海角,你始终摆脱不了祖国,祖国永远在你身边。”
在很多荣誉前,在许多外事场合,记者多次听他说:“我生长在中国,我的一切都属于中国人民。”1983年,巴金在获得法国荣誉勋章时,对前来授勋的法国总统密特朗说:“谢谢总统阁下光临上海,在我病中给我授勋。我认为,这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成就。这是总统阁下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尊重,对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的尊重。这是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象征。”
“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
巴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革除旧思想、旧意识、旧制度,迎来一个具有民主、自由与科学精神的新中国,是巴金毕生理想。
用全部的真诚和热情,关爱人民,“让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巴金的心里始终珍藏着这一美好的愿望。
巴金出生于成都正通顺街一个封建大家庭。仁爱的母亲,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老师。他从母亲这里懂得了爱,懂得了宽容。巴金幼年另一位老师是轿夫老周。那时,他常去马房,躺在老周的烟灯旁,听他讲故事。每讲完一个故事,老周总要教育他:“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他还时常去厨房,帮助他们烧火。坐在灶前的石头上,巴金不停地把柴放进去,结果常常把火弄灭了。这时,老周就把他拉开,用火钳往灶膛里捅几下,火又蹭地烧起来了。老周放下火钳,关照巴金:“你一定要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
成年后的巴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什么精神和力量,使瘦弱的老周在那样困苦的条件下,讲出这番深刻的道理。这就是仁义、道德、忠爱。而恰恰这些,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是为人之本。
巴金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他把他的爱,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由此,巴金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反映了时代的呼声、人民的要求。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的主要内容。这也是巴金作品,在经历70多年后,仍为今天的读者,接受与喜爱的根本原因。
在巴金许多文论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反对那摧残爱的,在众人的幸福里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自由。”“我的生活的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每颗心都得着光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人的发展都得着自由。”“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场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
他善待每一个人。在朋友面前,总是赤诚地捧出自己的心。50年代,作家萧乾受到莫须有的批判。这时候,昔日的朋友,避之不及,形同陌路人。只有巴金,在公众场合,大声地唤着他,大方地坐在他的一边,悄悄地关照他:要谦虚,要谨慎。而当曹禺,头上的头衔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时,他却批评他:不要太顾及事务,应该多写些好作品。曹禺逝世后,他又嘱人帮助曹禺夫人李玉茹,整理出版曹禺未发表过的文稿,留下曹禺在最后的真实形象。
巴金对于他人的关心,从来都是润物细无声的。天冷了,巴金站在窗前,看到在风中修整花苗的师傅,就担心师傅会冻着,便赶快让家人买来羽绒背心和棉帽送去。小张、小吴,从农村到巴老身边工作,一晃多年过去了。巴金一直担心,自己百年后,这2个孩子怎么办?有一天,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翟泰丰来探视,问巴老有什么要求?从来不象组织提任何要求的他,不假思索地提出:希望安排好小张、小吴的工作。一桩桩、一件件,在巴金身边或与巴金有过接触的人,都会说出许多故事,由衷地说一句:“巴老这个人就是好。”
仁爱、忠诚、正义、自律,人道主义相伴巴金一生。
“让生命开花”
文品与人品的高度一致,是巴金身上最为感染人的地方。
巴金在晚年,多次与记者谈及这样的话:“我现在不能工作了。但是,我的一颗心还在燃烧。我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所写的和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探究巴金的一生,是巴金人格不断完美的一生。而贯串始终的,是他的“让生命开花”的奉献精神。
在巴金的随笔、序跋、通信、言谈中,我们读到许多巴金关于“让生命开花”的论述,我们更看到一位有着独立人格思想的老人,渴求生命开花的迫切心情:
“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要是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死,就会从内部干枯。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朋友》(1936年)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起了一阵雾,满腔泪水中我看见一朵巨大的、奇怪的、美丽的花。那不就是沙漠中的异卉?不,不是。我从未到过沙漠。它若隐若现,一连三天,不曾在我脑中消失,也有可能它永远不会消失。它就是生命的花吧。”--《致卫缙云信》(1986年)
“我愿意再活一次,重新学习,重新工作,让我的生命开花结果。”--《给和平街小学学生的信》(1990年)
“为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结果。否则我们就憔悴地死去。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我不断地自问: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花?那么就让我再活一次吧,再活一演,再活一次!”--《让我再活一次》(1991年)
“有人问我,生命开花是什么意思。我说:人活着,不是为了白吃干饭,我们活着要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添一点光彩,这个我们办得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维持我们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只有为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一心为自己,一生为自己的人什么也得不到。”--《致东城根街小学的信》(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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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还在刚踏上文学之路时,朋友约他到自己办的书店做编辑,每个月给80元大洋。可巴金却说:40元就够了。他将第一部小说《灭亡》的稿酬,给了一位生活困难的朋友。30年代至40年代,是巴金创作的高峰时期,他却将14年的宝贵时间,用在编辑他人的书上。而且不取分文。解放后,他是中国唯一不拿工资的作家。晚年后,他悄悄地,将稿费、将藏书,一一捐了出去。老舍之子舒乙先生曾回忆这一幕:原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时,巴金虽行动不便,还是来剪彩了。那天,他端坐在沙发上,手往口袋里掏呀掏呀,最后摸出一个纸包来,交给舒乙,说道:“刚收到的稿费,上缴。”舒乙说:“我当时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这个人完全透明。爱祖国、爱人民,乐于奉献自己。”
在中国文坛,一代又一代作家,感受到巴金生命之花发散而来的幽香。1936年,在鲁迅先生的葬礼上,胡风的钱包被人偷了。巴金曾看到胡风掏钱给人,又随意地把钱包往口袋里一塞,当时就当心,人这么多,会不会被人偷走。想去提醒他,又挤不过去。葬礼结束后,人群像潮水似地散去。巴金看到,胡风在原地正着急地寻着什么。赶忙走上去一问,钱包果真被人偷走了。巴金当场就建议:“胡风替公家办事丢了钱,大家应当帮助他。”那时,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任总编辑,便和社长吴朗西商量,以预支稿费的方式,解了胡风的燃眉之急。30年代,刘白羽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巴金。巴金告诉他文化生活出版社准备出版一部他的作品集。刘白羽自然很高兴,但着急自己连一篇剪稿都没有带来。这时候,巴金拿出一个纸包,说道:“我已经帮你编好了,你只要自己再看看有没有修改的地方。”刘白羽拿来一看,自己在这一年中发表的作品,全被剪贴在这里,整整齐齐。这便是刘白羽的第一本小说集《草原上》。
在他身边工作40余年的徐钤,平实地概括了巴金在他心中的印象:“他总觉得自己欠别人的。所以,他要付出,他要奉献。而现实生活中,大多人总认为别人欠自己的。于是,心态很不平衡,怨这怨那。要说我们和巴老的差距,也就在这点上。但是,就这点差距,很难赶,赶也赶不上。
一个世纪的不凡人生,巴金为社会创造了无比辉煌的财富。而他在最后,对自己却是那样“苛刻”:他一次次提出,不能工作了,是废人了,不要用好药了,安乐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