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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从家乡那部电话说起

当我还在襁褓的时候,祖辈们就已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当作是天方夜谭。后来,随着我渐渐懂事成人,“电话”在家乡也成了现实。再以后,我参加了工作,对“电话”的接触也多了起来。然而,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的,当属家乡那部“黑砣子”式的摇把儿电话。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部“黑砣子”摇把儿电话在我那贫穷的老东乡可谓凤毛麟角,有电话的村并不多。我的老家作为有名的“穷大村”有部电话应该还是比较幸运。因为,这部电话不仅对本村的父老,而且对没有电话的邻村可是帮了大忙。

现在的乡镇那时叫“公社”,村庄叫“大队”。“公社”和“大队”的联络机构叫话务室,室内的通讯设备称之为“分机”,分机旁有话务员轮流值守。他们凭着一副戴在头上的耳机与双手的灵巧纤指,在面前那布满几十个频繁发出蜂鸣声的小圆孔上插拔着塞子,传递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但若超出公社管辖范围的区域通话,则视为“长途”了。那时,嫁入我们大队的外省籍媳妇,倘若想给娘家打个“长途”,便需在大队的那部电话机旁等上几个小时。更有甚者,为了照顾一个“长途电话”而耽误整整一天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

当年,邻村有一个“拔丝厂”(即现今习称的线材厂),因其村小而没有电话。于是,我们大队就成了这个“副业厂”与他们业务户的联络站。每遇业务户打来“长途”时,我们那具有男高音之称的大队会计即对着扩音器的话筒大声呼叫:“ⅹ庄子拔丝厂的,到ⅹ庄子来接长途!”听到高音喇叭的呼喊声,邻村便派人骑着自行车飞也似的跑到我村来接电话。虽然两村相距不足2公里,但一个来回总要耽误不少功夫。这期间,那部电话就只能听凭主人的安排,躺在办公桌上耐心地等待,等得时间长了,也会不时发出“喂,喂!”的求救声。正是由于这个长途的缘故,别的电话就自然是占线,无法打了。久而久之,人们对此便也习以为常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和历史的变革,电话这一通讯工具也踏着岁月的脚步,实现了必然而迅猛的新老交替。

先是老家的那部摇把儿电话代之以拨号电话,也不再是以前的“光杆司令”。继而,换成了无需通过公社分机拨转的“直拨电话”。接着,程控交换机走入了大队部,电话开始迈进农户安家。后来,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们,也装上了“直拨”。再后来,有人用黑皮包提来了一块拉出天线就随时可以打电话的“大砖头”,这就是现在手机的前身“大哥大”。渐渐的,经济发展了,人们富裕了,电话普及了。随之,手拿大哥大,腰挎BB机的人出现了……

管电话的机构有了“移动”和“网通”之别,而用电话的人则有了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之分。他们以电话为媒介,交流着致富的经济信息,畅谈着党的方针国策。他们依靠自己的智慧,改变着生产结构,改变着生活轮廓,改变着一个时代!现在,昔日的农民也享受上了足不出户即可随时拨打电话的幸福生活。那些远嫁过来的媳妇们再也不愁和娘家人通个电话等一天,而是晚上躺在被窝里愿意说到何时都可自我做主了。

30年前,邻村的那个“拔丝厂”已发展为“有限公司”,有了自己多种通讯工具和够档次的交通工具。两村之间也有了笔挺平滑的柏油公路。然而,这些年他们与我村直接“会晤”的几率却越来越低了。因为,时间就是金钱。有什么话用不着非得打头碰面,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即使隔着千山万水也可说得一清二楚。偶尔他们来我村时,也已不再是寻着高音喇叭的声波急匆匆跑到村部接“长途”,而是实实在在地作为老相邻、老朋友,更多地谈论着幸福的现在与美好的未来。在耳热酒酣之际,也时常回眸一下辛酸的过去。每当这时,他们都不由自主地想起曾经为两村的友谊牵线搭桥而立下汗马功劳的那部摇把儿电话——那部见证了尘封历史的“黑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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