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两汉都城，是古代中国都城制度中“两京制”的代表，进一步说是东西控制型“两京制”的代表。所谓“两京制”，就是设一首都一陪都，是古代中国前期都城制度的主体，其始于上古三代时的周朝，周前期以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为首都，另建陪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刘邦设首都于长安，而立陪都洛阳，刘秀反其道而行之，长安、洛阳角色互转，这实际上是上古周朝实施的中国都城东进战略的继续。刘邦之所以选择长安作为都城把洛阳作为陪都，是因为当时秦朝的旧势力并未从根本上消失，都城设于秦朝旧都附近有利于稳定国势，传统的堪舆术上叫作“压王气，镇龙脉”；刘秀选择都洛阳而陪长安，是因为长安乃刘姓汉朝开基肇始之都，不忘旧都即不忘根本，这在讲究正统的古代是相当重要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关中的物产资源已不能够支撑首都长安的消费需求。
在东汉以后，抬高帝王出身地（帝乡）和发迹处（龙兴之地）成为一种光荣的例行选择，于是在两京之外便多出了“一京”。唐朝集“两京制”和“多京制”于一身，是中国古代都城东西控制型“两京制”的成熟兼转型期。都城的安排和变化轨迹相当明显，由前期的“两京制”转向后期的“多京制”。这种转身是时局变化和加强统治的需要，说明东西控制型“两京制”已不再适合公元八世纪的中国。
宋、辽、金时期，“多京制”开始大流行。多京制又叫“多都制”，在“两京制”出现的东周时期已出现。在封建时代，有两大时期流行多京制，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唐末到宋元时期。第一时期以曹魏为代表，有首都洛阳和长安、谯、许昌、邺城四个陪都。无论是宋、辽、金、元时期还是明清时期流行的南北平衡型“两京制”孕育时期，如金国和元朝都行多京制，但发挥作用的还是“两京”，如金的上京与中都，元的上都与大都，都是一北一南。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都城南北平衡型“两京制”流行时期，之所以称之为“平衡型”，是这种一北一南的双都模式中的陪都，已不再有东西控制型双都模式中的同等地位，陪都的政治分担功能弱化，政治象征意义突出。如朱棣称帝后的南京，虽然有完整的机构，但实际上已流于形式。
在东汉以后，抬高帝王出身地（帝乡）和发迹处（龙兴之地）成为一种光荣的例行选择，于是在两京之外便多出了“一京”。唐朝集“两京制”和“多京制”于一身，是中国古代都城东西控制型“两京制”的成熟兼转型期。都城的安排和变化轨迹相当明显，由前期的“两京制”转向后期的“多京制”。这种转身是时局变化和加强统治的需要，说明东西控制型“两京制”已不再适合公元八世纪的中国。
宋、辽、金时期，“多京制”开始大流行。多京制又叫“多都制”，在“两京制”出现的东周时期已出现。在封建时代，有两大时期流行多京制，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唐末到宋元时期。第一时期以曹魏为代表，有首都洛阳和长安、谯、许昌、邺城四个陪都。无论是宋、辽、金、元时期还是明清时期流行的南北平衡型“两京制”孕育时期，如金国和元朝都行多京制，但发挥作用的还是“两京”，如金的上京与中都，元的上都与大都，都是一北一南。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都城南北平衡型“两京制”流行时期，之所以称之为“平衡型”，是这种一北一南的双都模式中的陪都，已不再有东西控制型双都模式中的同等地位，陪都的政治分担功能弱化，政治象征意义突出。如朱棣称帝后的南京，虽然有完整的机构，但实际上已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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