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 主要挑一些史传文学著名篇章来研究一下思想精髓 字数 最好上千~~~ 能帮忙的就谢谢了
一、《史记》是中国的史诗
李长之
常有人说中国没有史诗，这仿佛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憾事似的，但我认为这件大憾事已经由一个人给弥补起来了，这就是两千年前的司马迁。
不错，他把给绅先生所不道的事经过了选择，然而在《五帝本纪》中终于记载了上古的传说(像黄帝、尧、舜的故事)，在《封禅书》中也多少绘出了古代的神话，即在其他文字中也保存了一大部分春秋、战国、秦、汉间的传奇。保存古代史诗材料的，就是他。
诚然以形式论，他没有采取荷马式的叙事诗，但以精神论，他实在发挥了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
试想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首先是全体性，这就是其中有一种包罗万有的欲求。照我们看，司马迁的《史记》是做到了的。他所写的社会是全社会，他所写的人类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整体，他所写的世界乃是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二点是客观性，这就是在史诗中作者要处于次要的隐藏的地位，描写任何人物，无论邪恶或善良，描写任何事件，无论紧张或激动，而作者总要冷冷的，不动声色，在这点上，司马迁也做到了。他可以写典型的小人赵高，但也可以写仁厚的公子信陵;他可以写楚汉的大战，但也可以写魏其、武安的结怨;他可以写许多方士之虚玄弄鬼，但也可以写灌夫之使酒骂座;他可以写坚忍狠毒的伍子香，但也可以写温良尔稚的孔子;他可以写将军，可以写政客，可以写文人，可以写官僚，又可以写民间的流氓大侠;这些人物也有为他所痛恨的，也有为他所向往的，但他写时却都是一样不苟，他只知道应该忠实于他的艺术而已。有些场面，在读者或者已经忍不住恐怖或悲伤了，但他冷冷地，必须把故事写下去。他很巧妙地把他的主观意见和客观描写分开，对于前者，他已经尽量的划出，写在本文之外，而归入赞或者序里。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三.氛是发展性，那就是一个人物的性格发展，或者一件事情的逐渐形成。他又做到了。他写的李斯，是如何一步步下水，如何为了官禄地位，而和赵高合作，又如何终于为赵高所卖，那是写性格发展之最佳的例证。他写的魏其、武安之逐渐生怨，而灌夫之使酒骂座之逐渐爆发，这又是写事态的发展之最好的标本。他善于写一事之复杂的因素，以及这复杂的因素之如何产生一种后果。
最后一点，我们不能不说，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在造型性。这更是司马迁所拿手，他天生有种对事物要加以具体把握的要求。诸侯之没落，他是说他们或乘牛车;国家的富庶，他是说仓里的米已经腐烂，而穿钱的绳子是已经坏掉了。他写女人就是女人，骊姬、郑袖都纯然是女子的声口;他写英雄就是英雄，项羽是典型的青年男性。他写的冯唐，绝对是一个老人;他写的公孙弘，绝时是一个精于宦途的官僚。他写的李广，定是一个在性格上有着失败的悲剧的人物;他写的周勃，便又一定是一个粗卤无谋的勇夫。
同时难得的，他之写成他的史诗并不是专在谨细上用功夫，却在于他之善于造成一种情调，一种氛围。他同样写战场，韩信作战是军事学识的运用，项羽作战是凭才气，而卫将军、霍去病和匈奴作战那就是凭运气了，这三个不同的战场，司马迁便都能分别地写成不同的氛围。他同样写失意，写项羽之败是由于太刚必折，写李广之败是一个才气不能发展的人之抑郁，写信陵之败却是一个没受挫折的人之逢到不可抵杭的打击;而屈原之败，则仿佛哀怨无穷;孔子之败，却又似乎始终屹然而立了。这些浓淡不同的阴影，便都系诸司马迁所造成的情调。
文学家之造成情调，是要归功于他之控驭文字的能力的，那就又不能不让人想到司马迁之运用语汇的从容，以及遣词造句之创造的气魄了。
就抒情方面说，司马迁也许是一个最主观的诗人，但就造型艺术说，司马迁却能尽量地维持他对于艺术的忠实，于是中国便有了无比的史诗性的纪程碑——《史记》——了。
(选自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选人时本文有删节)
二、试论史传对古代小说之影响
邱瑞琳
长期以来，一般论者都认为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上古的神话，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至于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实际上，神话是一切意识形态的始祖，不仅是小说，就是所有的文学艺术，所有的意识形态如宗教、道德等等，都发端于神话。鲁迅先生说：“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中国小说史略》），也正说明了这个道理。再则，我国古代神话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神话和历史这两条线往往纠缠在一起，神话历史化，历史神话化，神话被历史意识所掩埋。因此，我们说小说起源于神话，并不能说明小说与神话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
我国上古时代产生的大量神话，但都散见于《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先秦和汉初的古籍中，始终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神话故事体系。我们从各种典籍中将那些神话残片收集起来加以复原，复原的只是神话的内容，而对神话的文体形式却无从考知。这与希腊神话直接演变出相当成熟的叙事文学不同，中国神话主要向历史学方向演变，与小说之间缺少一个文学的中介，没能产生像欧洲那样的史诗和传奇，但在中国却有叙事水平很高的史传为后世小说所仿效。中国古代小说在唐之前处于萌芽状态之时，便是作为一种补正史之不足的手段，在以后的发展中，小说受“史贵于文”观念的影响，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史传看齐。可以这样说，是史传孕育并催化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
我国先秦两汉产生的史传著作，主要有《国语》、《战国策》、《春秋》、《左传》、《史记》和《汉书》等，它们上承神话，下启小说，是我国叙事文学的艺术宝库。其中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国叙事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从神话到史传再到小说，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一条独特的发展路线。史传积累了丰富的叙事经验，孕育了小说的产生，尤其是在唐代小说作为叙事文学自成一体后，在它漫长的成长途程中仍然师从史传，从史传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必然要顾及其与史传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史传对古代小说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史传本身存在着极其丰富的小说因素，本文着重从结构方式、叙事方式和修辞传统三个方面来论析史传对中国古代小说所产生的内在而深刻的影响。
(一)
我国古代小说大多采用史传的叙事结构方式。史传结构方式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类型。《春秋》、《左传》是编年体，按时间顺序记叙历史大事，优点是对历史宏观变化可以作连贯的记叙，但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或事件却不能作连贯的完整的记叙。而《史记》所确立的纪传体，则对于历史人物的生平以及以人物为中心的事件可以作连贯而又完整的记叙，可以对某些重大的历史场面进行从容不迫的绘声绘色的描写，因而能够局部地再 现历史场景。纪传体对于后世小说的影响尤为深刻。
唐代传奇小说和清代的《聊斋志异》等文言短篇小说在结构方式上，就明显地受到了纪传体的影响。《史记》中的作品，大 多是以人物的名字作题目，故事亦围绕该人物的生平事迹展开，前文叙述故事，后面再直接发表一段议论。对比一下唐代传奇小说的传类作品，几乎也都是这个路数，开篇即介绍主人公姓名、籍贯、家世、时代等，篇末则交代主人公的结局，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主要人物都有交代。如《霍小玉传》、《柳毅传》、《谢小娥传》、《任氏传》、《李娃传》等，都是围绕着题名人物的生平经历展开，历叙其一生的起落、命运归宿，甚至包括后嗣情况，宛如纪传体。这是《史记》中《刺客列传》、《田单列传》等那种比较典型的小说结构的发展。陈磊在《略谈〈史记〉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认为：“在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的《紫玉》、《三王墓》、《李雪》、《干将莫邪》已显‘纪传体’的端倪，到了唐代传奇，纪传体特征就非常明显了，虽然每篇的格式不尽完全一样，但大体如此，几乎成了传奇的固定格套：开始简单地交代人物的姓氏、家庭状况，次叙故事本末，而故事也只是这个人物一生中有代表性的活动内容，结尾是交代人物的结局或者评赞。有的反复强调材料的来源，以示其真实可靠。这同《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的写法，在形式上雷同。……从传奇、笔记小说的体制上看，与纪传体是一脉相承的，历经几个朝代都不衰竭，到了清代还出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形成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又一高峰，显示了它的生命力。这些事实说明，《史记》中的传记，在体制上它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出现作了充分准备，奠定了基础。直言之，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形式是发端于纪传体的《史记》。”（转引自《史传文学与古典小说关系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93年第5期）史传的编年体和纪传体结构方式，也为明清长篇小说结构类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总体结构上采用编年体的小说如《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等，这些小说严格按时间顺序结构。《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且不论，即以写世情人情的《金瓶梅》和《红楼梦》而论，他们的情节可以排列出一张大事年表，现今已有“金瓶梅系年”、“红楼梦年表”之类的研究专著发表。但是小说并不完全搬用编年体，他们在总体编年的框架中，又吸收了纪传体结构的优点，局部采用列传的写法。例如《三国演义》写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作者为了使情节一气贯通，叙事的焦点始终汇聚在关羽身上，在关羽过五关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情都按下不表，等到关羽过了五关，故事告一段落后再来倒叙那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情。在这局部章回中，作者采用了纪传体结构方式。在总体结构上采用纪传体的小说《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等等。《水浒传》的前七十回基本上是纪传体结构，作者似乎是分别给人物写传，其排列顺序是：鲁智深——林冲——杨志——晁盖——宋江——武松——等等，梁山聚义、三打祝家庄以后按编年体，但局部仍采用纪传体结构。《水浒传》这部小说，尤其是前大部分，理不出一张大事年表来。《儒林外史》可以看作是一部儒林列传，列传顺序是：周进——范进——严监生严贡生——蘧公孙——匡超人——杜少卿等等，其结构比《水浒传》更松散，以上各个人物之间或者根本没有关系，或者只有极其薄弱的联系，我们也无法给《儒林外史》编年。
古代小说结构方式继承史传而又有发展创造这一方面，明清小说评论家们早有认识。清毛宗岗在评论《三国演义》时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出、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后人合《左传》、《国语》而为《列国志》，因国事多烦，其段落处，到底不能贯串。今《三国演义》，自首至尾读之无一处可断其出，又在《列国志》之上。”（《读三国志法》）
李长之
常有人说中国没有史诗，这仿佛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憾事似的，但我认为这件大憾事已经由一个人给弥补起来了，这就是两千年前的司马迁。
不错，他把给绅先生所不道的事经过了选择，然而在《五帝本纪》中终于记载了上古的传说(像黄帝、尧、舜的故事)，在《封禅书》中也多少绘出了古代的神话，即在其他文字中也保存了一大部分春秋、战国、秦、汉间的传奇。保存古代史诗材料的，就是他。
诚然以形式论，他没有采取荷马式的叙事诗，但以精神论，他实在发挥了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
试想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首先是全体性，这就是其中有一种包罗万有的欲求。照我们看，司马迁的《史记》是做到了的。他所写的社会是全社会，他所写的人类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整体，他所写的世界乃是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二点是客观性，这就是在史诗中作者要处于次要的隐藏的地位，描写任何人物，无论邪恶或善良，描写任何事件，无论紧张或激动，而作者总要冷冷的，不动声色，在这点上，司马迁也做到了。他可以写典型的小人赵高，但也可以写仁厚的公子信陵;他可以写楚汉的大战，但也可以写魏其、武安的结怨;他可以写许多方士之虚玄弄鬼，但也可以写灌夫之使酒骂座;他可以写坚忍狠毒的伍子香，但也可以写温良尔稚的孔子;他可以写将军，可以写政客，可以写文人，可以写官僚，又可以写民间的流氓大侠;这些人物也有为他所痛恨的，也有为他所向往的，但他写时却都是一样不苟，他只知道应该忠实于他的艺术而已。有些场面，在读者或者已经忍不住恐怖或悲伤了，但他冷冷地，必须把故事写下去。他很巧妙地把他的主观意见和客观描写分开，对于前者，他已经尽量的划出，写在本文之外，而归入赞或者序里。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三.氛是发展性，那就是一个人物的性格发展，或者一件事情的逐渐形成。他又做到了。他写的李斯，是如何一步步下水，如何为了官禄地位，而和赵高合作，又如何终于为赵高所卖，那是写性格发展之最佳的例证。他写的魏其、武安之逐渐生怨，而灌夫之使酒骂座之逐渐爆发，这又是写事态的发展之最好的标本。他善于写一事之复杂的因素，以及这复杂的因素之如何产生一种后果。
最后一点，我们不能不说，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在造型性。这更是司马迁所拿手，他天生有种对事物要加以具体把握的要求。诸侯之没落，他是说他们或乘牛车;国家的富庶，他是说仓里的米已经腐烂，而穿钱的绳子是已经坏掉了。他写女人就是女人，骊姬、郑袖都纯然是女子的声口;他写英雄就是英雄，项羽是典型的青年男性。他写的冯唐，绝对是一个老人;他写的公孙弘，绝时是一个精于宦途的官僚。他写的李广，定是一个在性格上有着失败的悲剧的人物;他写的周勃，便又一定是一个粗卤无谋的勇夫。
同时难得的，他之写成他的史诗并不是专在谨细上用功夫，却在于他之善于造成一种情调，一种氛围。他同样写战场，韩信作战是军事学识的运用，项羽作战是凭才气，而卫将军、霍去病和匈奴作战那就是凭运气了，这三个不同的战场，司马迁便都能分别地写成不同的氛围。他同样写失意，写项羽之败是由于太刚必折，写李广之败是一个才气不能发展的人之抑郁，写信陵之败却是一个没受挫折的人之逢到不可抵杭的打击;而屈原之败，则仿佛哀怨无穷;孔子之败，却又似乎始终屹然而立了。这些浓淡不同的阴影，便都系诸司马迁所造成的情调。
文学家之造成情调，是要归功于他之控驭文字的能力的，那就又不能不让人想到司马迁之运用语汇的从容，以及遣词造句之创造的气魄了。
就抒情方面说，司马迁也许是一个最主观的诗人，但就造型艺术说，司马迁却能尽量地维持他对于艺术的忠实，于是中国便有了无比的史诗性的纪程碑——《史记》——了。
(选自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选人时本文有删节)
二、试论史传对古代小说之影响
邱瑞琳
长期以来，一般论者都认为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上古的神话，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至于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实际上，神话是一切意识形态的始祖，不仅是小说，就是所有的文学艺术，所有的意识形态如宗教、道德等等，都发端于神话。鲁迅先生说：“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中国小说史略》），也正说明了这个道理。再则，我国古代神话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神话和历史这两条线往往纠缠在一起，神话历史化，历史神话化，神话被历史意识所掩埋。因此，我们说小说起源于神话，并不能说明小说与神话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
我国上古时代产生的大量神话，但都散见于《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先秦和汉初的古籍中，始终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神话故事体系。我们从各种典籍中将那些神话残片收集起来加以复原，复原的只是神话的内容，而对神话的文体形式却无从考知。这与希腊神话直接演变出相当成熟的叙事文学不同，中国神话主要向历史学方向演变，与小说之间缺少一个文学的中介，没能产生像欧洲那样的史诗和传奇，但在中国却有叙事水平很高的史传为后世小说所仿效。中国古代小说在唐之前处于萌芽状态之时，便是作为一种补正史之不足的手段，在以后的发展中，小说受“史贵于文”观念的影响，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史传看齐。可以这样说，是史传孕育并催化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
我国先秦两汉产生的史传著作，主要有《国语》、《战国策》、《春秋》、《左传》、《史记》和《汉书》等，它们上承神话，下启小说，是我国叙事文学的艺术宝库。其中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国叙事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从神话到史传再到小说，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一条独特的发展路线。史传积累了丰富的叙事经验，孕育了小说的产生，尤其是在唐代小说作为叙事文学自成一体后，在它漫长的成长途程中仍然师从史传，从史传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必然要顾及其与史传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史传对古代小说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史传本身存在着极其丰富的小说因素，本文着重从结构方式、叙事方式和修辞传统三个方面来论析史传对中国古代小说所产生的内在而深刻的影响。
(一)
我国古代小说大多采用史传的叙事结构方式。史传结构方式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类型。《春秋》、《左传》是编年体，按时间顺序记叙历史大事，优点是对历史宏观变化可以作连贯的记叙，但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或事件却不能作连贯的完整的记叙。而《史记》所确立的纪传体，则对于历史人物的生平以及以人物为中心的事件可以作连贯而又完整的记叙，可以对某些重大的历史场面进行从容不迫的绘声绘色的描写，因而能够局部地再 现历史场景。纪传体对于后世小说的影响尤为深刻。
唐代传奇小说和清代的《聊斋志异》等文言短篇小说在结构方式上，就明显地受到了纪传体的影响。《史记》中的作品，大 多是以人物的名字作题目，故事亦围绕该人物的生平事迹展开，前文叙述故事，后面再直接发表一段议论。对比一下唐代传奇小说的传类作品，几乎也都是这个路数，开篇即介绍主人公姓名、籍贯、家世、时代等，篇末则交代主人公的结局，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主要人物都有交代。如《霍小玉传》、《柳毅传》、《谢小娥传》、《任氏传》、《李娃传》等，都是围绕着题名人物的生平经历展开，历叙其一生的起落、命运归宿，甚至包括后嗣情况，宛如纪传体。这是《史记》中《刺客列传》、《田单列传》等那种比较典型的小说结构的发展。陈磊在《略谈〈史记〉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认为：“在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的《紫玉》、《三王墓》、《李雪》、《干将莫邪》已显‘纪传体’的端倪，到了唐代传奇，纪传体特征就非常明显了，虽然每篇的格式不尽完全一样，但大体如此，几乎成了传奇的固定格套：开始简单地交代人物的姓氏、家庭状况，次叙故事本末，而故事也只是这个人物一生中有代表性的活动内容，结尾是交代人物的结局或者评赞。有的反复强调材料的来源，以示其真实可靠。这同《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的写法，在形式上雷同。……从传奇、笔记小说的体制上看，与纪传体是一脉相承的，历经几个朝代都不衰竭，到了清代还出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形成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又一高峰，显示了它的生命力。这些事实说明，《史记》中的传记，在体制上它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出现作了充分准备，奠定了基础。直言之，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形式是发端于纪传体的《史记》。”（转引自《史传文学与古典小说关系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93年第5期）史传的编年体和纪传体结构方式，也为明清长篇小说结构类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总体结构上采用编年体的小说如《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等，这些小说严格按时间顺序结构。《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且不论，即以写世情人情的《金瓶梅》和《红楼梦》而论，他们的情节可以排列出一张大事年表，现今已有“金瓶梅系年”、“红楼梦年表”之类的研究专著发表。但是小说并不完全搬用编年体，他们在总体编年的框架中，又吸收了纪传体结构的优点，局部采用列传的写法。例如《三国演义》写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作者为了使情节一气贯通，叙事的焦点始终汇聚在关羽身上，在关羽过五关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情都按下不表，等到关羽过了五关，故事告一段落后再来倒叙那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情。在这局部章回中，作者采用了纪传体结构方式。在总体结构上采用纪传体的小说《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等等。《水浒传》的前七十回基本上是纪传体结构，作者似乎是分别给人物写传，其排列顺序是：鲁智深——林冲——杨志——晁盖——宋江——武松——等等，梁山聚义、三打祝家庄以后按编年体，但局部仍采用纪传体结构。《水浒传》这部小说，尤其是前大部分，理不出一张大事年表来。《儒林外史》可以看作是一部儒林列传，列传顺序是：周进——范进——严监生严贡生——蘧公孙——匡超人——杜少卿等等，其结构比《水浒传》更松散，以上各个人物之间或者根本没有关系，或者只有极其薄弱的联系，我们也无法给《儒林外史》编年。
古代小说结构方式继承史传而又有发展创造这一方面，明清小说评论家们早有认识。清毛宗岗在评论《三国演义》时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出、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后人合《左传》、《国语》而为《列国志》，因国事多烦，其段落处，到底不能贯串。今《三国演义》，自首至尾读之无一处可断其出，又在《列国志》之上。”（《读三国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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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3-08-14
可以是史记 也可以是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