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希腊哲学三贤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之间是师承关系。
苏格拉底和中国的孔子有点象,喜欢教导年青人,但并无著述流传,我们今天都是通过他们学生的记述来了解他们的思想。
苏格拉底认为“心”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心”能把握真正的形式和理想化。而感官对象只是有接近这种形式的倾向。
比如我们可以考虑真实的三角形和抽象的三角形,真实的三角形指我们在经验中接近于抽象的三角形的那些具体个体。抽象三角形是理想化的对象,是“心”思考的对象。
苏格拉底是所谓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当他被雅典权贵陷害入狱前曾得到消息并有机会逃亡,但他并未选择逃亡,而自愿留下受审。在狱中,苏格拉底曾以此为例驳斥了当时的机械唯物论:
由于雅典人觉得给我定罪比较好,所以我也觉得坐在这里比较好,留下来接受他们所定的惩罚比较好,因为我可以发誓,要是当初我不认为接受这个城市给我的任何判决比起溜之大吉来是一个更正当、更体面的办法的话,我的筋骨早就按照有人所说的最上策办法,到了米加腊(Megara)或波奥提亚(Boeotia)了。
苏格拉底认为一切都是神创造与安排的,体现了神的智能与目的。提出最有知识的是神,知识最终从神而来,真正的知是服从神。后来的基督教护教者常以苏格拉底为例来说明希腊哲学是基督教神学的盟友。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是唯心主义哲学最伟大的代表。柏拉图对于自然的看法是从人类需要和意向中先验地推导出来的,比如:神是好的,球是最完美的形式,因此,宇宙必然是球体的。
所谓先验即经验之前,指无需经验即可得出的知识,如:神是好的,人性本质上是善的等。
柏拉图轻视实验和技术,但重视数学这样的演绎科学,并在他的学园(Academy)中开设大量数学课程。
柏拉图认为感官对象处在不断变化中,只有心的对象“类”(共相)是不变的。因此理念是唯一的实在,个体是影子。“心”在发现“类”以前,它们是没有实在的。柏拉图的这种观点被称为唯实论。
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世界知识的综合者,在很多领域都有重要贡献。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有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在哲学上,他提出了所谓唯名论,即:承认感官对象的实在性,也同时承认“心灵”对象的实在性。但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体是唯一的实在,而“类”是名称或心理概念。
亚里士多德重视对个体的研究和实验,而他的老师柏拉图则重视对抽象的理念的研究,从这个角度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更有利于产生近代实验科学。
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的孔子,这个话最初可能是不太了解孔子的西方人讲的,但能说明这两位先贤具有可比性,例如:
一、苏格拉底通常采用的方式是,先承认自己一无所知,通过不断提问的方法,来让对方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然后抛弃成见,重新展开思考。
孔子也讲:“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 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当年讲的话,现在都有很多种理解,但有一个意思是肯定的,就是孔子认为自己一无所知,遇到求问,只是叩其两端,以揭开本来就有的答案。
二、孔子重视正名,是第一个提出“正名”的思想家。以往哲学史都过于重视正名的政治意义,忽略其逻辑意义。正名应是确定名词概念的涵义,分别不同的名词的不同的涵义。同时,孔子也是第一个发明类比方法的人,像“举一反三”、“一以贯之”、“触类而长之”、“闻一知十”等等,后来墨子提出“大取”、“小取”,荀子提出“推类度类”,都是与孔子的发明分不开的。
苏格拉底在这方面的成绩更是突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有两个贡献应归功于苏格拉底,即定义和归纳法。看柏拉图的对话,苏格拉底与他人辩论之前,总是首先挖掘概念的含义和本质,让人们从认识事物的具体层面上升到一般层面。
三、孔子相信有人格意志的天,而且相信自己承受天命而有一种使命感。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没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末畏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当孔子在匡地被囚时,不知将来遭遇如何。但是他说周文王死后,一切周朝的文化不是由我来继承和发扬吗?如果天意要毁掉这个文化,我这个后死的人就不会和这个文化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天意不是要毁掉这个文化,匡地的人能把我怎样呢?他的使命感极具魅力,无论是曾子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还是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与孔子的影响密切相关。
苏格拉底也同样有强烈的使命感,把自己比喻成“牛虻”,说:“神专门将我分派到雅典,这个城邦类似于一匹高大的良种马,由于身躯过于肥硕,日趋懒惰,所以需要牛虻的刺激。神将我分派到雅典,就是让我来履行牛虻的职责。”他把自己和政府作对,看成是舍我其谁的责任,当法庭要求他放弃自己的工作,他宁死不屈:“不管你们是不是释放我,我都决不会改变我的行径,虽万死而犹不改!”
两者的相似点肯定还有,像他们都是诲人不倦、述而不作,但主要的应该就这些了。下面说说不同之处吧,因为无论在人生方面,还是思想方面,与相同点相比,不同点更多。兹拈数例:
一、孔子首先没有苏格拉底那样幸运,虽然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但所有弟子加起来也没有一个像柏拉图那样牛鼻的,他最喜爱的颜回又营养不良,死得比他还早,最后就只有薄薄一本《论语》来记录他的少量言行,而且还不全是他一个人的。
反观苏格拉底,他留下来的人生形象和思想内容就丰富多了,后人有目共睹:苏格拉底能够流芳百世,跟柏拉图是分不开的,甚至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柏拉图记录的苏格拉底,我们对他就不会有任何兴趣,苏格拉底之死也就成了抽象的符号,只有了解他的言行,才知道其伟大之处。如孟子所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万章》下)他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的死。但了解他为什么而死,才真正了解他的哲学。(可以参考《后人对苏格拉底之死的误解》)
二、孔子非常渴望从政,并且做过鲁国中都宰,后来又东游列国,最后仕途无望才退而编书教学。
苏格拉底截然相反,在《申辩篇》中能看到,苏格拉底说他自幼就能听到一种召唤(call),它只会阻止苏格拉底去做某一件事,而不命令他去做什么。它曾阻止苏格拉底从政。苏格拉底反思说:“我想这是很对的,因为我可以断定:如果我从政的话,那我早就没命了,不会为你们或我自己做出什么好事了。(他的学生柏拉图却一生都在寻求从政的机会,曾经三下西西里岛,企望在叙拉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三、孔子在公元前517年离开鲁国,投奔齐国去发展,“仕”齐国3年后,当得知齐国大夫晏婴等人要治自己罪时,他迅速逃跑回了鲁国。(其实孔子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看到有人根据苏格拉底来裁割孔子,认为孔子藐视法律,殊不知当时根本没有所谓的法律,又何来藐视?这种完全忽视两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而单纯的个人PK,是很可笑的。)
在《克里托篇》中,能看到苏格拉底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拒绝越狱逃跑。后人对此极为称颂,所谓求大义舍小节等等。虽然我就此写了《苏格拉底的性格缺陷》,但并不是说他这样做就是错误的。只是说,他在一些方面也有薄弱的之处,这是每个人都避免不了的。
四、虽然两者的教学方式有点相似,但内容却截然不同。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教人,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为教材,以礼乐文明的继承者自居;其礼乐文明的核心是仁与恕。
苏格拉底通过诘难、辩驳,其目的是让人认识自己的无知,其辩证法指向人的灵魂如何臻于至善。也就是说,灵魂臻于至善是苏格拉底辩证法的最高目标。
除此之外,还有邓晓芒教授指出:苏格拉底的对话把言说标准确立于言说本身,具有向对话双方自由开放的性质,孔子则把言说标准放在言说之外的个人情感体验之中,是一种任意独断的权力话语,由此而形成了中西两千多年传统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的根本区别。
我认为这夸大了个人的作用,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才是真正决定后人看重什么样的哲学家。中国古代也有注视语言的哲学家,如惠施、公孙龙,但这种哲学最终还是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不符。而孔子、庄子这样的哲学家能引起广泛的共鸣。
苏格拉底和中国的孔子有点象,喜欢教导年青人,但并无著述流传,我们今天都是通过他们学生的记述来了解他们的思想。
苏格拉底认为“心”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心”能把握真正的形式和理想化。而感官对象只是有接近这种形式的倾向。
比如我们可以考虑真实的三角形和抽象的三角形,真实的三角形指我们在经验中接近于抽象的三角形的那些具体个体。抽象三角形是理想化的对象,是“心”思考的对象。
苏格拉底是所谓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当他被雅典权贵陷害入狱前曾得到消息并有机会逃亡,但他并未选择逃亡,而自愿留下受审。在狱中,苏格拉底曾以此为例驳斥了当时的机械唯物论:
由于雅典人觉得给我定罪比较好,所以我也觉得坐在这里比较好,留下来接受他们所定的惩罚比较好,因为我可以发誓,要是当初我不认为接受这个城市给我的任何判决比起溜之大吉来是一个更正当、更体面的办法的话,我的筋骨早就按照有人所说的最上策办法,到了米加腊(Megara)或波奥提亚(Boeotia)了。
苏格拉底认为一切都是神创造与安排的,体现了神的智能与目的。提出最有知识的是神,知识最终从神而来,真正的知是服从神。后来的基督教护教者常以苏格拉底为例来说明希腊哲学是基督教神学的盟友。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是唯心主义哲学最伟大的代表。柏拉图对于自然的看法是从人类需要和意向中先验地推导出来的,比如:神是好的,球是最完美的形式,因此,宇宙必然是球体的。
所谓先验即经验之前,指无需经验即可得出的知识,如:神是好的,人性本质上是善的等。
柏拉图轻视实验和技术,但重视数学这样的演绎科学,并在他的学园(Academy)中开设大量数学课程。
柏拉图认为感官对象处在不断变化中,只有心的对象“类”(共相)是不变的。因此理念是唯一的实在,个体是影子。“心”在发现“类”以前,它们是没有实在的。柏拉图的这种观点被称为唯实论。
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世界知识的综合者,在很多领域都有重要贡献。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有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在哲学上,他提出了所谓唯名论,即:承认感官对象的实在性,也同时承认“心灵”对象的实在性。但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体是唯一的实在,而“类”是名称或心理概念。
亚里士多德重视对个体的研究和实验,而他的老师柏拉图则重视对抽象的理念的研究,从这个角度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更有利于产生近代实验科学。
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的孔子,这个话最初可能是不太了解孔子的西方人讲的,但能说明这两位先贤具有可比性,例如:
一、苏格拉底通常采用的方式是,先承认自己一无所知,通过不断提问的方法,来让对方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然后抛弃成见,重新展开思考。
孔子也讲:“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 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当年讲的话,现在都有很多种理解,但有一个意思是肯定的,就是孔子认为自己一无所知,遇到求问,只是叩其两端,以揭开本来就有的答案。
二、孔子重视正名,是第一个提出“正名”的思想家。以往哲学史都过于重视正名的政治意义,忽略其逻辑意义。正名应是确定名词概念的涵义,分别不同的名词的不同的涵义。同时,孔子也是第一个发明类比方法的人,像“举一反三”、“一以贯之”、“触类而长之”、“闻一知十”等等,后来墨子提出“大取”、“小取”,荀子提出“推类度类”,都是与孔子的发明分不开的。
苏格拉底在这方面的成绩更是突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有两个贡献应归功于苏格拉底,即定义和归纳法。看柏拉图的对话,苏格拉底与他人辩论之前,总是首先挖掘概念的含义和本质,让人们从认识事物的具体层面上升到一般层面。
三、孔子相信有人格意志的天,而且相信自己承受天命而有一种使命感。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没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末畏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当孔子在匡地被囚时,不知将来遭遇如何。但是他说周文王死后,一切周朝的文化不是由我来继承和发扬吗?如果天意要毁掉这个文化,我这个后死的人就不会和这个文化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天意不是要毁掉这个文化,匡地的人能把我怎样呢?他的使命感极具魅力,无论是曾子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还是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与孔子的影响密切相关。
苏格拉底也同样有强烈的使命感,把自己比喻成“牛虻”,说:“神专门将我分派到雅典,这个城邦类似于一匹高大的良种马,由于身躯过于肥硕,日趋懒惰,所以需要牛虻的刺激。神将我分派到雅典,就是让我来履行牛虻的职责。”他把自己和政府作对,看成是舍我其谁的责任,当法庭要求他放弃自己的工作,他宁死不屈:“不管你们是不是释放我,我都决不会改变我的行径,虽万死而犹不改!”
两者的相似点肯定还有,像他们都是诲人不倦、述而不作,但主要的应该就这些了。下面说说不同之处吧,因为无论在人生方面,还是思想方面,与相同点相比,不同点更多。兹拈数例:
一、孔子首先没有苏格拉底那样幸运,虽然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但所有弟子加起来也没有一个像柏拉图那样牛鼻的,他最喜爱的颜回又营养不良,死得比他还早,最后就只有薄薄一本《论语》来记录他的少量言行,而且还不全是他一个人的。
反观苏格拉底,他留下来的人生形象和思想内容就丰富多了,后人有目共睹:苏格拉底能够流芳百世,跟柏拉图是分不开的,甚至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柏拉图记录的苏格拉底,我们对他就不会有任何兴趣,苏格拉底之死也就成了抽象的符号,只有了解他的言行,才知道其伟大之处。如孟子所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万章》下)他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的死。但了解他为什么而死,才真正了解他的哲学。(可以参考《后人对苏格拉底之死的误解》)
二、孔子非常渴望从政,并且做过鲁国中都宰,后来又东游列国,最后仕途无望才退而编书教学。
苏格拉底截然相反,在《申辩篇》中能看到,苏格拉底说他自幼就能听到一种召唤(call),它只会阻止苏格拉底去做某一件事,而不命令他去做什么。它曾阻止苏格拉底从政。苏格拉底反思说:“我想这是很对的,因为我可以断定:如果我从政的话,那我早就没命了,不会为你们或我自己做出什么好事了。(他的学生柏拉图却一生都在寻求从政的机会,曾经三下西西里岛,企望在叙拉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三、孔子在公元前517年离开鲁国,投奔齐国去发展,“仕”齐国3年后,当得知齐国大夫晏婴等人要治自己罪时,他迅速逃跑回了鲁国。(其实孔子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看到有人根据苏格拉底来裁割孔子,认为孔子藐视法律,殊不知当时根本没有所谓的法律,又何来藐视?这种完全忽视两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而单纯的个人PK,是很可笑的。)
在《克里托篇》中,能看到苏格拉底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拒绝越狱逃跑。后人对此极为称颂,所谓求大义舍小节等等。虽然我就此写了《苏格拉底的性格缺陷》,但并不是说他这样做就是错误的。只是说,他在一些方面也有薄弱的之处,这是每个人都避免不了的。
四、虽然两者的教学方式有点相似,但内容却截然不同。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教人,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为教材,以礼乐文明的继承者自居;其礼乐文明的核心是仁与恕。
苏格拉底通过诘难、辩驳,其目的是让人认识自己的无知,其辩证法指向人的灵魂如何臻于至善。也就是说,灵魂臻于至善是苏格拉底辩证法的最高目标。
除此之外,还有邓晓芒教授指出:苏格拉底的对话把言说标准确立于言说本身,具有向对话双方自由开放的性质,孔子则把言说标准放在言说之外的个人情感体验之中,是一种任意独断的权力话语,由此而形成了中西两千多年传统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的根本区别。
我认为这夸大了个人的作用,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才是真正决定后人看重什么样的哲学家。中国古代也有注视语言的哲学家,如惠施、公孙龙,但这种哲学最终还是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不符。而孔子、庄子这样的哲学家能引起广泛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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