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百合花凋谢了
周思聪去了，正当她的盛年，疾病最终夺走了她无穷的创造力。然而，她那宁静淡泊的品格，冰雪聪明的天资，继往开来的才智，以及她对静谧大自然和平凡人们的热爱，却永远凝结在她的作品中，留驻在众多同行和无数观者的心灵深处，默默地焕发着永恒的光采。 毫不夸张地说，周思聪不仅是新中国女性画家中德艺双馨的出色代表，而且更是本世纪后期中生代里最优秀的画家之一。她的创作，突出地体现了二十余年来中生代画家的沉思与勇进，集中反映了新时期中国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周思聪资质颖异，英才早发，五六十年代即是中央美院附中和中国画系的高材生。在名师指导下，主攻写实，兼攻写意。在九年的刻苦努力下，炼就了扎实全面的基本功，打下了坚实的造型基础，敏悟了传统笔墨的表现力，始以山水画获世界青年联欢节奖，继而遵从师教专攻人物。至七十年代，她便以表现时代心声又具有高强水墨写实能力的《人民和总理》、《清洁工人的怀念》（与其夫卢沉合作），名满艺林，卓成大家。
青年时已负盛名
周思聪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杰出女画家。她天资颖悟，从小喜爱美术。她上小学，就以得天独厚的艺术禀赋引起美术教师张怡贞的重视。1955年她进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接受严格的素描基础训练，又得到老校长丁井文的特殊关怀。1958年她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有幸亲得李可染、叶浅予、蒋兆和、刘凌沧、李苦禅、郭味蕖、李斛等名师的指授。连续八年的专业训练，使她打下了坚实的造型和笔墨基础，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周思聪是很重师生情谊的，她终生感念师恩，这也是很难得的品格。 1963年，她从美院毕业，分配到北京中国画院做专业画家。这使她获得更多的学习传统和创作实践的机会，在艺术上更快地成长起来。1964年，“首都中国画展”上展出了她的《朵朵红花送模范》、《女清洁工》、《纺织女工》三幅作品，显示了这位女青年画家的出众才华，也说明了她的创作方向和道路。
周思聪走上学画道路的青少年时代，新中国充满了一片光明和希望。歌颂新中国，歌颂革命领袖和劳动人民，一直成为她美术创作的主题。她坚定走党所指引的道路，从美院创作课开始，不断深入生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部队去接受锻炼，参加劳动，和工农兵交朋友，为他们画像，表现他们的斗争生活。多年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使她的思想更开阔，道路更宽广，艺术也更成熟了。
1966年，文革开始，她和其他人一样被迫停止了创作。1969年她与画家卢沉结婚。她俩是生活上的伴侣，事业上的合作者，有一子一女，日子过得紧迫，但是默契、和谐。在家庭中，她是贤淑的妻子、慈爱的妈妈、孝顺的媳妇，繁重的家务劳动耗费了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业务荒疏和生活重负使她陷于两难之境，她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70年代她才重新捡起了画笔，她的创作热情，如地下岩浆进发，画出了许多思想性、艺术性都较高的作品，受到群众的赞扬和欢迎。1973年她创作了《山区新路》，通过一个可爱的山村小姑娘给修路的工人叔叔送水的细节，反映了山区建设的面貌。同一年她又画《长白青松》，歌颂了志在边疆的青年一代，描绘两个军垦战士手捧长白山的幼松，回母校向老师汇报和表决心。画中主人公原型是在北大荒一次扑灭荒火中牺牲的我的女儿潘纹宣。这幅画笔笔饱和着作者的激情。
盛名之下亦不飘然
周思聪20几岁就已负盛名，一向谦虚的周思聪在盛名之下，非但没有飘飘然，反而向自己提出了更艰巨的任务。她要在平凡的人物中开掘更深沉的精神内蕴，在写实手法中参以不拘于写实的因素，在已为人们喜闻乐见的风格中真正洗发出特立独行的艺术个性，为此也大胆地向国外艺术寻找他山之石，有所借鉴，有所吸收。八十年代初，她创作的《矿工图》，体现了这种努力。该图已由关注时代的心音转为对普通劳工昔日苦难与忧乐的潜入，由情节性的突显转为绘画性的强化，由符合“三一律“的客观时空转化为突出情感的心理时空，由写实的造型转化为不无夸张的造型。她开始向着超越既有的成绩和师辈的经验而变法图新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矿工图》无疑是周思聪殚精竭虑的力作，追求着深沉的思想内涵和震撼人心的艺术力度。然而，就其性情而言，周思聪毕竟是文静含蓄而温和的，为了画出更符合本真的艺术风采，她进一步从矿区走上凉山，从理解饱经沧桑的老矿工、铭记民族的苦难，走向与边疆彝族妇女的内心沟通、体验现代文明未曾沾溉的生活方式与情感状态。
她的初衷未必止于创作风情小品，但通过彝女的平凡生涯来吟味生活，表现平凡安静中的内美，恰恰符合了周思聪的个性。稍后，突然降临的长期病痛，夺去了她身临其境地体察生活的条件，指腕的强直，更使她无法胜任宏篇巨制。但难以想象的病魔摧折，不仅没有使坚强的周思聪搁笔，反而磨练了她的意志，升华了她的精神，使本来安静内在的她更加宁静淡泊，更加摒弃俗累，在返朴归真中，透彻了人生真谛，了悟了艺术奥秘。自此，她的人物画由外物的感知化为内心的披露，由描绘化为抒写，由精严生动化为简练、虚静、率真和稚气，由激动情绪的表现化为静默无言之美的吟唱，虽然不免也流露出一些苦涩与荒寂，但一样饶于真情远思而耐人寻味。八十年代后期的彝女小品，正是如此。从中可以看出，这时她人物画的风格意蕴已经彻底走出了师辈的门墙，在水墨写实风格之外形成了唯她独有的风采，显示了优秀的中生代画家不因袭前人也不因西风猎猎而迷失自我的识见与定力。
病痛之中仍不颓废
她更晚些的创作，《儿戏图册》完成于1990年，《高原风情图册》完成于1993年。这时，她的病痛有增无已，但绘画却进入彝女小品时期更清明真率的境界。《高原风情图册》的取材，已不限于彝女，其它高原少数民族的女子也出没其中，而且颇有一些童心未泯的少女和少妇。她们仍在从事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未息的平凡又平凡原始又原始的劳作，有收获，有负薪，有上集市，有绕线，有浣纱，有敬茶，时而也有家居和少男少女的幽会。像前数年画彝女一样，周思聪没有描写画中人的亢奋与激动、歌舞与狂欢，而是在最习见的生活常态中，表现那朴素、自然、真诚的无言之美。不同于以往所画彝女之处，是更加宁静、清明、虚灵与深挚了。苦涩味几乎不见了，能见到的恬静自得，荒寂感也几乎没有了，有的是与大自然合而为一的身心的充实。是的，她在画中女子身上，寄托了自我，但这个自我已有点悟入天人之际了。
就画法而论，显然已成功地借助速写的灵动、写意画的笔墨、儿童画的雅真，改造了刻意求实的写实作风，形成了疏简、虚淡、空明、雅丽而依然充实的艺术语言。人物略有变形，变而愈美，神秀而体壮。环境以少胜多，点到为止。用笔简无可简，自成描法，若断还连，外柔内刚，虚中见实，秀而厚，劲而苍。用墨更加惜墨如金，于中见湿，似有若无中形成某种斑驳陆离的肌理感。布色则以灰白色块与鲜明补色比衬，仍保持着八十年代彝女小品的和谐，却已由灰调子变为合雅明丽。观赏这一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册页可见，周思聪把炼狱般的病痛留给了自己，却同时把静美与光明留给了人间。
《儿戏图册》无论画蹒跚学步，相互喂食，结伴上学、给羊喂食，采摘野果，点燃爆竹，还是拾贝、剥莲，都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儿童天真无邪的动人情态，充满感情地歌颂了他们的成长，表现了他们在认识世界中获得的乐趣。人物画法大体与《高原风情图册》相近，但更少艺术加工的痕迹，真是信手拈来，皆成妙谛。主于环境的点染，则发挥了写意花鸟画的精诣，即此亦可见她才能的全面。这时，已逾知命之年的周思聪，却在心态上返回了童年，不是童年的幼稚，而是那纯真未经俗世污染的赤子之心。惟其如此，她才能创造出上述精妙的作品。也许，严重的疾病，并未影响她对商品大潮下人心异化的忧患，也许她的忧患意识使她寄望于天真纯朴儿童的未来。郑燮题李鱓《秋稻晚菘图》曾曰：“几点濡濡墨水，一幅大大文章“。对周思聪的童戏图，亦可作如是观。
《儿戏图册》中斗蟋蟀，不禁令人想起李可染的类似作品，对周思聪晚期人物画的艺术渊源有所顿悟。实际上，从《高原风情图册》到《儿戏图册》，都表明周思聪从得益于蒋兆和兼采赤松、丸木和西方现代技巧的《矿工图》画法中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借经了可染人物的。不过，叶浅予以速写入画的生动性，刘凌沧用笔设色的雅丽，李苦禅和郭味蕖花鸟画的笔墨，都已在周思聪的胸中和腕下厚积而薄发同时化入我法而自出机杼了。正因为周思聪既善于继承又勇于创造，她才在描绘平凡生活中诗意的领域中，开拓了中国人物画的审美领域，丰富了人物画的艺术语言，为后学者积累了沉静而非浮躁深入而非浅层地师古而变、学洋而化的宝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