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姜尚的军事著作和军事思想,谋略,战略,战术等？

文韬武略　安邦立国 姜太公是商周之际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和政治思想内容很丰富，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文献稀少，所以现在很难见其全貌。较为集中地体现姜太公政治和军事思想的是大约在战国中后期出现的《六韬》一书。《六韬》是一部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对话的形式写成的谈论治国与用兵之道的兵书，所论话题广泛涉及政治、军事、哲学等各个领域，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和《犬韬》六篇。虽然《隋书?经籍志》兵家类题《六韬》为“周文王师吕望撰”，但自宋代以来的学者多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六韬》不是姜太公的著作。目前一般认为，《六韬》应该是在战国中后期由后学假借姜太公之名写成的。《六韬》虽然不是姜太公亲著，但却是保留和反映姜太公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著作。姜太公的政治思想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以民为本的爱民思想、举贤尚功的实用思想、重视赏罚的法纪思想和重视发展农业与工商业的经济思想。姜太公从商之所以亡和周之所以兴的时代更迭之中深深地体会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独得)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文韬?文师》)的道理。所以，当文王问他“治国之大务”时，姜太公的回答是“爱民而已”(《文韬?国务》)。而爱民的具体含义是“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具体做法则是“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相反，如果“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同上)。可见，姜太公爱民思想主旨就是要保障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惠民利民，顺应民心民意。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姜太公就封齐国时，才会根据齐地的实际情况实行“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等一系列顺民、富民的政策。在提倡爱民的同时，姜太公还主张“尊贤尚功”，推行注重实效的治国方略。《六韬?文韬》中有《上贤》、《举贤》两章，大体都是对姜太公“尊贤尚功”思想的具体陈述。“尊贤尚功”的具体含义是尊重和任用贤能的人才，推重和崇尚功利、功业。“尊贤”是“尚功”的前提，“尚功”则是“尊贤”的最终目的。《举贤》篇中，面对文王提出的“君务举贤而不获其功”的矛盾，太公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也”，而造成这种“有名无实”的过失则在于“君好用世俗之所誉，而不得真贤也”。他进一步指出了举贤中常见的弊病：“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结党)者进，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结党营私)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不免于危亡。”要避免这样的弊病，就应该“按名督实，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则得举贤之道矣”。在《文韬?六守》中，姜太公还提出了选用人才的“六守”，也就是六条应该坚持的标准，即“仁”、“义”、“忠”、“信”、“勇”、“谋”，并提出了用人时对这六条标准进行考核的具体办法。总之，姜太公的“举贤尚功”思想充满了很强的效益意识和务实精神，同时也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与“尊贤尚功”的实用思想相应，姜太公非常重视法纪和赏罚。《文韬?法治》中说，文王问太公“治国之所贵”，太公说，“贵法令之必行，法令必行则治道通，治道通则民大利，民大利则君德彰”。可见，姜太公非常重视遵循法纪对治国的重要意义，主张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就要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所以姜太公又很重视对赏罚的正确运用。他说：“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矣。”(《文韬?赏罚》)也就是说，用赏贵在守信，用罚则贵在必行；赏必信，罚必行，让人们的耳目可以听到看到，那么即使没有听到看到的人，也没有不被赏罚所暗中感化和震慑的。他还强调实行赏罚应当公正无私，不以爱憎为转移，即“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文韬?盈虚》)。可以说，这种重视赏罚的法纪思想对于姜太公在辅周灭商和治理齐国的实践中最终都能成就功业，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姜太公还主张治国应该富民，以达到强国的目的；而富民的关键则是要重视发展农业和工商业。姜太公主张“富民”是其“爱民”思想的自然延伸，同时也是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上得出的必然认识。刘向《说苑?政理》载，当文王问到怎样治理天下时，姜太公答道，“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之国富仓府”。也就是认为只有富民，才能真正称王于天下；如果只富士人或大夫，则这个国家只能称霸一时或仅仅维持存在的现状；如果统治者只顾充实自己的府库，最终就会亡国。姜太公富民的具体经济措施就是重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他认为“人君有六守三宝”，其中“三宝”就是“大农、大工、大商”；“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文韬?六守》)。通过三业并举，才能最终使百姓富足，国家安定 姜太公的军事思想是在辅周灭商的战争实践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包含了博大丰富的内容。概言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兵为凶器。《六韬?武韬?兵道》中，姜太公说：“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太公视“兵为凶器”，认为战争是吞噬人民生命财产的怪物，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发动战争。这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战争观，与他政治上的“爱民”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通。正是基于这样的战争观，他才辅佐周武王吊民伐罪，发动了伐纣灭商的正义战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二、注重文伐，不战而胜。姜太公论兵，极重谋略，追求不战而胜的至高境界，即所谓“全胜不斗，大兵无创”(《武韬?发启》)。而获得不战而胜效果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文伐”。所谓“文伐”，就是“以文事伐人，不用交兵接仞而伐之也”(《武经七书汇解》)，也就是以非军事的手段分化和瓦解敌人。在《武韬?文伐》中，姜太公提出了十二条“文伐”的计谋，主要是：因其所喜，以顺其志；亲其所爱，以分其威；阴赂左右，得其深情；辅其淫乐，以削其志；严其忠臣，而薄其赂；收其内，间其外；欲锢其心，必厚赂之；赂以重宝，因与之谋；尊之以名，无难其身；下之必信，以得其情；塞之以道，迷其耳目；养其乱臣以迷之。这十二条“文伐”之计，可以说是姜太公谋略的典型体现。三、论将之道。姜太公非常重视军事将领的重要性。在《龙韬?论将》中，他对周武王说，“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当周武王问他为将之道的时候，姜太公认为将有“五材”、“十过”。“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在《龙韬?选将》中，姜太公又提出了选将的方法。他先向武王列举了十五种外貌与内情不一致的情况，认为选将不应以貌取人，而应进行深入的求证。求证的办法有八种，即“八征”：“问之以言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谍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使之以财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告之以难以观其勇”、“醉之以酒以观其态”。通过这八个方面的求证，“则贤、不肖别矣”。姜太公认为为将应该注意树立威信：“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审慎)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悦)者，赏之。”(《龙韬?将威》)同时还应该以身作则，与士卒同甘共苦：“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名曰礼将。”(《龙韬?励军》)四、兵为诡道，出奇制胜。姜太公认为，战争行为是崇尚诡诈和谋略的，应该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他说：“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武韬?发启》)又说：“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欲其西，袭其东。”(《武韬?兵道》)因此，只有善于在奇正虚实之间灵活转换，施奇谋，用奇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克敌制胜，达到最好的效果。所以，他还在《龙韬?奇兵》中，具体论述了二十六种运用奇兵的方法。五、抓住战机，时至不疑。姜太公特别强调在战争过程中应该善于抓住战机，并果断地采取行动。他说：“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文韬?明传》)又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龙韬?军势》)。在战争中，最忌犹豫不决，狐疑不定。善于作战的人，面对稍瞬即逝的战机，一定能够准确把握，果断出击。如果贻误战机，反而会给自身带来灾难。所以在《犬韬?武锋》中，姜太公特别列举了十四种可以克敌制胜的有利战机。武王出征伐纣之前，因为占卜不吉和风雨暴至而使群臣恐惧的关键时候，姜太公正是看准了伐纣的时机已经到来，不可贻误，所以才坚决主张出兵，最终取得胜利。六、兵农合一，寓兵于民。姜太公认为人民群众甚至是农耕器具都可以在战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他说：“战攻守御之具尽在于人事。耒耜者，其行马蒺藜也；马、牛、车、舆者，其营垒、蔽橹也；锄�之具，其矛戟也；蓑薜簦笠者，其甲胄干�也；�锸斧锯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马，所以转输粮用也；鸡犬，其伺候也；妇人织�，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钹草棘，其战车骑也；夏耨田畴，其战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粮食储备也；冬实仓廪，其坚守也；田里相伍，其约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长，其将帅也；里有周垣，不得相过，其队分也；输粟收刍，其廪库也。春秋治城郭、修沟渠，其堑垒也。故用兵之道，尽在于人事也。”(《龙韬?农器》)这可以说是最早的关于兵农合一、寓兵于民的军事思想。综观姜太公的政治、军事思想，内容很丰富，涉及面很广，而且贯穿着一条基本的精神主线，那就是通权达变，务实尚用。 文治武功　惠及后世 姜太公是商周换代之际的风云人物，他大器晚成，却立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被尊为周师齐祖。他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不仅开创了独具特色的齐文化传统，而且对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姜太公的政治才华主要是在齐国得以施展的。他在治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顺民富民、尊贤尚功、重视赏罚法纪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谋略，多为后人所广泛效法和借鉴，并对齐国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产生了奠基性的影响。姜太公推行的“因其俗，简其礼”、强调顺应民俗民意的治齐策略，被齐国后来的历代政治家们如管仲、田骈等人所继承，由此形成了一种对不同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保持宽容态度的思想传统，使齐国的文化发展获得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不同的思想学说都能在这里竞相呈现，得以发展，最终酝酿了战国时代齐稷下学宫的那种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姜太公“尊贤尚功”思想直接开创了齐国推崇实利和功效的社会传统，形成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社会氛围，所以《汉书?地理志》说：“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像管仲这一类身份较低的杰出人才才有可能获得晋身之阶，得以成为春秋时代齐国政治舞台上独领风骚于一时的重要人物，并直接促成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姜太公重视赏罚法纪的思想也对齐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姜太公之后，管仲倡导礼法并用，晏婴则十分强调礼制的重要性，齐国稷下学派中也有研究刑名法纪问题的学派，使礼法之学成为齐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姜太公重视发展农、工、商三业的思想，也多为管仲等后世政治家所继承。管仲认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主张大力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并继承和发展了姜太公“三宝”并重的思想，提出了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主张。总之，姜太公的政治思想在齐国形成了一种讲求实际、重视实效、推重实业的社会意识，从而形成了齐文化传统。姜太公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谋略家，其军事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司马迁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可以说是肯定了姜太公作为中国兵家始祖的地位。姜太公的军事思想对齐国的影响最深，使得中国古代的兵学，历来都以齐国为最。先秦时代，中国最杰出的军事家大部分都出于齐国，如管仲、司马穰苴、孙武、孙膑、田单等；最杰出的军事著作也都出于齐，如《司马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其中《孙子兵法》更是一部震古烁今、产生世界性影响的军事巨著；而一些深受齐国兵学影响的非军事学者如晏子、荀子等也都熟谙兵道，喜论兵法，所以《晏子春秋》、《荀子》中也都有论兵的重要内容。这一切，可以说都是源自姜太公的流风余韵。秦汉以降的历代兵家如张良、曹操、诸葛亮、李靖等人，也都从姜太公军事谋略中获得教益，得到启发。此外，后代也有很多人伪托姜太公之名撰写兵书兵法，以致种类繁多，乱花迷径，难以考辨，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凡此种种，都表明了姜太公在中国古代兵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总之，姜太公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文韬武略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封神榜》等中国民间传奇和故事中甚至被塑造成一个可以通天地、役鬼神的得道高人，成为一个被神化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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