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内容摘要: 胡光墉是中国近代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红顶商人”,其经商才能、处世韬略,一直为世人所称道。但毕竟人无完人、瑕不掩瑜,所以胡光墉无愧于“中国近代第一商人”、“商圣”的美誉。 从商朝至晚清,曾涌现出不少大商人来。但被公认为“商圣”的只有三位:范蠡、白圭和胡光墉。 1 范蠡 范蠡,春秋末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韬光养晦之计策,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 但当勾践复国之后,范蠡萌生退意。他了解勾践是一个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安乐的人,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弃官而去。首先他到了齐国,齐国人知道他有很好的品德和很高的才能,就请他当宰相。由于他退归林下的决心已下,不久又辞官而去。他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即今山东的定陶县)定居,自称“朱公”,所以人们称他陶朱公。他在这里既经营商业,又从事农业和牧业,很快就表现出了非凡的经商才能,在19年内有三次赚了千金之多。但他仗义疏财,他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界的楷模。 范蠡很有经商的头脑。他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判断价格的涨落。他发现价格涨落有个极限,即贵到极点后就会下落;贱到极点后就会上涨,出现“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这就很符合现代市场规律。因为一种商品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更多地生产,供应市场,这就为价格下跌创造了条件。相反,如果价格太低,就打击了积极性,人们就不愿生产,市场的货物也就少了,又为价格上涨创造了条件。故他提出一套“积贮之理”。这就是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他说“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重视降价的物品,尽量买进存贮起来。等到涨价之后,就尽量卖出。“贵出如粪土”,即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可惜地抛出。就这样,范蠡不但自己致富,也为平抑物价、避免丰年谷贱伤农与荒年民不聊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纪录的典范。《史记》中载其“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就是说在从商的19年中,他曾经“三致千金”――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重新发家。在秦汉时代,人们就把那些巨富们称为“陶朱公”,其名字成了财富的代名词。 2 白圭 白圭,战国时期洛阳人,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满天下。司马迁《史记 货殖列传》对其事迹有详细记载,并称白圭为“治生祖”。 颇富商业天赋的白圭从长期的经营管理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经商理论,为后世经商者所师法。他主张经商必须“乐观时变”,即经常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谋取厚利。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每年粮食丰收后,买进五谷,售出丝、漆,在蚕茧上市时,便购进丝棉等织物,而出售粮食。他主张经营广大民众生活必需品,市场既广,销路也好,不用与人争买卖之价,就可以得到较多的利润,这种利润来自时令差价和丰歉差价。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也是白圭所奉行的经营圭臬。他说:“欲长钱,取下谷。”下等谷物虽然价低利薄,但为广大庶民所必需,销量极大,故可取得巨额利润。同时他也很重视商品质量,认为质量最高的商品才能赢得信誉,货硬才会有市场。 白圭认为,一个商人要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这也是他能经商致富的要诀,“智”即要有权变;“勇”即要决断;“仁”即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强”即坚守时机。 白圭是一代商业大师,后世商人把他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刘继兴考证,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为“商圣”;民间称白圭为“人间财神”,并设神牌供奉。 3 胡光墉 胡光墉,清徽州绩溪人,幼名顺官,字雪岩,著名徽商。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2000万两以上。并开办胡庆余堂中药店。 胡光墉是中国近代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红顶商人”,其经商才能、处世韬略,一直为世人所称道。他精心创下的胡庆余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优良传统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胡光墉的一生,极具戏剧性。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他由一个钱庄的伙计摇身一变,成为闻名于清朝朝野的“红顶商人”。他以“仁”、“义”二宇作为经商的核心,善于随机应变,而决不投机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富而不忘本,深谙钱财的真正价值,大行义举,赢得了“商圣”的美名。他经商不忘忧国,协助左宗棠西征,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中,他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当然,胡光墉也未能摆脱商人以利益为第一位的俗套,且在生活方面极尽奢靡,妻妾成群。但毕竟人无完人、瑕不掩瑜,所以胡光墉无愧于“中国近代第一商人”、“商圣”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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