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故事主要写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相。《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小说简介 从印度洋上驶来的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在上海靠了岸。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一踏上阔别四年的故土，就接二连三地陷入了“围城”。 方鸿渐旅欧回国，正是一九三七年夏天。小说以他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留学生、大学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他们不属于那个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行列，当抗战烽烟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们大都置身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风暴之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在湖南一个僻远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这也是场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旧社会你抢我夺的刀光剑影，腾跃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和火拼；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时时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样蚕食着人们的年华和生命，那恶浊的空气又是怎样腐化着人们的操守和灵魂。自然，这里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是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这些还没有消磨尽人生锐气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这是这部深刻的现实主义小说留给人们深思的一个严肃问题。 长篇小说《围城》共分九章，大体可以划做四个单元。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个单元，写方鸿渐在上海和家乡（江南某县）的生活情景，以写上海为主。在这个单元中，方鸿渐和苏文纨的“爱情”纠葛占了重要的分量。苏文纨的倾心相与和方鸿渐的另有所欢，使他们演出了不少半真半假、女真男假的滑稽戏。暴露了苏文纨官宦小姐矜持自负、自作多情、因而落得空对镜花水月的尴尬相，也暴露了方鸿渐纨绔子弟优柔寡断、不更世事而又玩世不恭的浮华相。围绕着他们，作者还写了十里洋场社交生活的各种人物，在美国人花旗洋行里做买办、喜欢人们唤他jimmy的张吉民，外表时髦、骨子里守旧的董斜川，“对雌雄性别，最有研究”的青年哲学家褚慎明，满肚子不老实、自我标榜是“新古典主义”的诗人曹元朗，以及暗中把方鸿渐当做情敌、枉费了心思的赵辛楣，甚至还有生得漂亮、头脑乖巧的唐晓芙等等，他们都在作者笔下显示了各自的性格和色相。他们宴饮会客、谈诗论文以及各种应酬交际是那样的内心空虚、百无聊赖以及庸俗不堪，这种生活不会培植健康的爱情，更不会培植健康的理想，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冲破的“围城”。 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个单元，是“过渡性”或“衔接性”的。在这个单元中，在个人生活上分别吃了败仗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从“爱情”牢笼中冲了出来，他们由假想的情敌变为真正的挚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闾大学谋事。作者在这一单元里，还为下一单元的闹剧准备了新角色：未来三闾大学的训导长李梅亭，副教授顾尔谦和青年助教孙柔嘉。他们和方、赵结伴由沪启航南下，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小社会”。发生在这个“小社会”里的种种矛盾困扰和嬉戏调侃，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构成了小说所描绘的现实主义画面的十分精彩的一部分。 第六、七章是第三个单元，主要描写三闾大学里的明争暗斗。我们这里所选的第六章是这个单元之中的重场戏。上自校长、训导长、各系主任，下至职员、学生、甚至还有家属，都卷入了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人事纠纷。职业上的排挤，情场上的竞争，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见不得人的谣诼诽谤、阴谋诡计，一时间三闾大学成了竞相逐鹿的舞台。一些学者文士粉墨登场，他们之中有李梅亭那样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也有韩学愈那样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骗的假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样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也有汪处厚那样依附官僚、谋取职位、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阿木林；有陆子潇、顾尔谦那样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也有范懿、汪太太那样虽然混迹学府、却只在情场上显露头角、推波助澜的名门女士。总之，活跃在这“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用不着再把八股文当做敲门砖，却都扯起一面自认为是最漂亮的旗帜，将真面目掩盖起来，施出周身解数去追求新的晋身之阶，仿佛自然界的动物蒙上保护色，追求自身的发展一样。自然，他们之中也还有没耗尽两肩正气的某些较好的人物，如虽则荒唐、孟浪，到底还有一些责任感的方鸿渐、赵辛楣，娇弱深沉、很有心计的孙柔嘉等等。这些人物，或像方鸿渐，不失为“可造之才”，或像赵辛楣，终竟有一技之长；或像孙柔嘉，是思虑周密、深藏韬略的女中强者──他们在好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发展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些乌烟瘴气的环境里，由于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倒像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让社会的惰力抵消掉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第八、九章是第四个单元。方鸿渐和孙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结了婚。这对双方来说，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动的结合，加以失业造成的对于前途的焦虑，使他们婚后不断发生争吵。这种争吵在返沪途中还较为单纯，定居上海后，由于双方家庭和亲族的介入，矛盾更复杂了；在婆媳、翁婿、妯娌、亲朋、乃至主仆之间，一度曾发生了一系列龃龉和纠纷。最后，方、孙的矛盾终因前者辞去报馆资料室主任而面临再次失业时激化了。方鸿渐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家解体，他再次冲出一个“围城”，又来到一个“围城”的入口──他打算投奔在重庆当官的赵辛楣谋取职业，这肯定也是一条前途未卜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小说在一阵老式自鸣钟的“当、当……”声中结束。像过去一切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它没有提供什么关于社会和人生出路的明确结论，但他描写的生活本身，“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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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3-08-21
《围城》本意是什么？钱先生在小说里写了褚慎明、苏文纨、方鸿渐、赵辛楣的一段交谈——慎明道：“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鸿渐，是不是？”鸿渐摇头表示不知道。辛楣道：“这不用问，你还会错么！”慎明道：“不管它鸟笼罢，围城罢，像我这种一切超脱的人是不怕围困的。”似乎是和这段交谈相印证，钱钟书在小说主人公方鸿渐的经历里，写了他和已故未婚妻家、鲍小姐、苏文纨小姐，唐晓芙小姐，孙柔嘉小姐之间的一场又一场《围城》之战，用方鸿渐这个不学无术的留洋学生回国后婚姻变化贯穿全书，讲了一个男女之间爱情围困与跳脱的故事，方鸿渐不停地寻找精神依附，写他每一次找到新的归宿后就发现这归宿其实不过是一种旧束缚而已，然而，《围城》绝不是以婚姻伦理问题围主题的小说，作家只不过是借了方鸿渐的恋爱婚姻问题为线索，来铺展他小说的情节而已，他的笔力，还是集中在写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的生活。为那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灵魂画像。而是，也还只是情节的表面，钱先生写的毕竟是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一群文化人，通过这些人，我们看到了那时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国家危急，社会动乱，人心不定，统治当局腐败无能。钱钟书在序里这么写到——“理想不仅是引诱，并且是讽刺，在未做以前，它是美丽的对象，去做以后，它变成残酷的对照”。这段文字，可以用作钱钟书创作《围城》的一点感想，也可以把它当作《围城》这部长篇小说的寓意，更可以把它当作人类实现某种理想之前与之后的普遍感受。《围城》内有理想，有人类美丽的憧憬。《围城》内的世界是神秘而诱人的，不论爱情或事业，人类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尚未可知”的理想。借男主角方鸿渐的口——“我还记得那一次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觉—把这种人类对婚姻普遍的心里倾向，扩大到人生万事。”诚然，人类对于生活环境的任何事情或情境，都会产生两种反应：有时希望接近，有时希望远离；有的是自己愿望的，有的是自己不愿意的。而人类所希望的事物或情境，实在太多，社会越发达，人类愿望也越多，而社会发展永无止境，人类的愿望也永无止境，这种个人心里觉得不满足的往前跨步，是推动社会巨轮前进的原动力。关于《围城》的主题，钱先生不但把男女婚姻比作“鸟笼”、“城堡”和“围城”，“没有结婚的想结婚，结了婚的又想分手”，并且把这种“在外面的想进去，进去了的想出来”的心理倾向“扩大到人生万事”，这种主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人生本来就是面临一连串的抉择和矛盾――未达到目的以前的向往、好奇，以及达到目的地时那种“不过尔尔”的感觉。我想钱先生指出的正是这种亘古不变的人类普遍的心理。而我认为这种心理倾向应该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是由好奇与不易满足的欲望，使得人们奋斗不懈。可谓是：江南望到江北好，去到江北喊苦恼。
第2个回答 2013-0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