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日记》是晚清四大日记之一，对于研究晚清历史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求教有没有稍微具体些的描述

清名人日记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日记中有号称「晚清四大日记」者，它们是：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王闓运《湘绮楼日记》以及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其中以两代帝师、两次出任军机大臣的翁同龢之日记价值最高。翁同龢长期处於朝廷核心地位，而且所记日记跨度长达四十六年，涉及晚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地理、天文气象、书画鉴赏、医药、皇家礼制等等诸多方面，生动反映当时的思想风潮和社会生活。日前，经过补正和完善的新版《翁同龢日记》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引起学界关注。
这是《翁同龢日记》的第五次出版。回顾第一次出版是在翁同龢故世21年之後的192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石版影印，出版界钜子张元济先生在题记中写道：
「公（指翁同龢）之从孙克斋（指翁同龢的侄重孙翁之喜）以公手书日记示余，余受而读之，四十馀年大事粲然具备，小心寅畏，下笔矜慎，然纪载所及偶有一二流露之处，观微知著，益不能不叹公之遭际为可悲也。……鸠工岁馀，今始竟事。乙丑仲秋门下士海盐张元济谨跋」。
此後又出过三种不同版本的《翁同龢日记》：1970年台湾赵中孚先生主编的繁体竖排本，197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1925年涵芬楼版的缩印本，1985年中华书局印行了陈义杰点校、整理的简体横排版；该版本增附1883—1884年翁同龢《军机处日记》，并在2006年再版发行。上述版本均有不同程度的错漏，文字方面在所难免。而主要遗憾在一些关键内容，由於历史的原因，存在人为删隐之处。这些删隐，主要出自於翁同龢本人。
1994年6月11日翁同龢为戊戌变法拟纲领性档《定国是诏》的第四天，正值他父亲翁心存的冥诞，却遭慈禧太后在幕後炮制一道诏书，把他贬回常熟老家。百日维新失败後，六君子被杀，光绪皇帝遭幽禁，康有为和梁启超亡命国外，慈禧太后对於翁同龢则追加处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在这个过程中，翁同龢为了避祸，对原来日记里同康有为有关的部分进行了删改。这样做的後果是使得一些史实变得扑朔迷离，有人认为戊戌变法同翁同龢无关，甚至认为他在光绪皇帝面前压制康、梁的变法主张。不过对於翁同龢日记中的删改早就有人提出疑问，如金梁的《近世人物传》第16页「翁同龢传」里就写道：「按翁氏似有重缮改易处，如李蓴客（即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作者）卒於甲午12月24日，而翁次年闰5月初9日尚记李蓴客来，被（令人）颇不解其故。继思翁自戊戌罢归，不无顾忌，甲乙两年，正值枢要，凡所记载，尤虑触讳，自取刚缮，亦属常情，甲午之事，误入乙末，盖一时疏忽耳！」金梁虽言之成理，但只是按常理推断，并无证据。证据在哪里呢？无疑应该在翁同龢日记的原稿里，因为在白纸黑字上的删改之处必然留下痕迹。那麼他的手书原稿又在哪里呢？
翁同龢於1904年故世後，包括日记原稿在内的大批文物由其直系後代保管。1919年翁同龢的嫡重孙翁之廉故世，这批资料由翁之廉的胞弟翁之喜保管，翁之喜促成了商务印书馆於1925年出了首版《翁同龢日记》。主持此事的张元济是翁同龢的门生，出版时不但完全遵从翁同龢删隐後的内容，还为尊者讳，追加删隐。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翁之喜把日记原稿托付给了翁之廉的嗣子翁兴庆即翁万戈，在四十年代的兵荒马乱中，翁万戈在志士仁人的帮助下，把这批文物船运美国家中，从而免遭当时和後来的种种战火和劫难。
近年，翁万戈先生拿出了这批珍贵的史料，力主出版这部完整无误的简体横排本。此议获得上海中西书局的全力支持。九旬高龄的翁万戈亲自担任新版《翁同龢日记》的编者，并指定他的侄子翁以钧负责校订。在家庭责任感的鞭策下，翁以钧辞掉一切职务，全身心投入到日记点校工作之中。他在翁万戈先生的指导下苦攻四年，殚精竭虑，终於不辱使命。新版日记增加了两种军机处日记，即《1883-1884年的中法战争日记》《1894-1895年的甲午海战日记》，还增加了翁同龢早年参加学政会考及随父翁心存护送道光皇帝梓宫入西陵时所记日记两种，即《己酉夏南归赴试日记》（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十一日至六月初六日）和《庚戌恭赴西陵日记》（道光三十年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此外，还增补了翁同龢自订年谱（原名《松禅年谱》）及其侄曾孙翁之喜所作的《松禅年谱补》。当然，被翁同龢後来挖改（剪贴）删隐的内容，此番新版全部予以复原，那麼所谓「李蓴客」的悬案也因此而落地了。
从新版所附原稿图照可见清晰的痕迹：「李蓴客」三个字是在原字被挖去後贴补上去的。那麼原来是哪三个字呢？请看全文：「晚饭後李蓴客先生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馀观之，盖策士也。」记日记的那天是光绪二十一年乙未闰五月初九日（1895年7月1日），恰恰在这一年，康有为自编年谱里有这麼一段记载：「时翁常熟以师傅当国，憾於割台事，有变法之心，来访不遇，乃就而谒之……乃与论变法之事，自未至酉，大洽，索吾论治之书。」很清楚：死於光绪二十年的山西道监察御史李蓴客，既不可能在身後访翁同龢，而且年逾花甲的他也不会被世人目为「狂生」。因此原稿被挖改的三个字必「康有为」无疑。
同康有为有关的还有翁同龢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即1897年12月11日的日记，半页被剪去，另贴半页新纸。此为翁氏最大的一次删改。此日应为一大早朝见光绪帝之後，前往位於宣南的南海会馆去见康有为恳谈。近代史学者孔祥吉认为：「翁氏此举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至为关键。倘若没有这一举动，康有为则已束装南归，执教於万木草堂了，根本就不会有以後的高燮曾的上书举荐，也不会有光绪帝召见。那麼，戊戌维新的历史肯定会重新改写。守旧派刚毅等指责翁氏招引奸邪，并非空穴来风。因此，这一页日记翁同龢是非改不可的」（据《清人日记研究》p23，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此类被裁剪的挖改部分，木已成舟，无法复原，编者从保存文献的角度出发，将挖改痕迹拍成照片，作为插图放入日记附录《删改真相》之中，供专家读者研读时参考。
对於1925年张元济为尊者讳而删改的部分，新版《翁同龢日记》也予以一一复原。值得提出来的是，复原内容中有戊戌十月十六日至廿三日（1898.11.29至12.6）记上海之行，这八段日记是回常熟後补记的，而此时正值戊戌政变结束，慈禧太后大力整肃帝党，报纸上登出朝廷严旨，公布翁同龢种种罪状，诏曰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云云。然而处於人生最危难之际的翁同龢，照样信笔重温上海之行。在十月廿二日（1898.12.5）所记中，还详述摹翁方纲（蘇斋）在唐欧阳询《化度寺碑》後的题跋，可见其从容淡定，置生死於度外，百忙中还不忘学问。此外日记手稿原件中还有不少翁同龢的手绘图，其中多为地形图、星象图等，此番编者也都作了保留。新版《翁同龢日记》全书规模扩成8册，是迄今为止相关出版物裏最完整最准确的一种，将对近年史学界一些争议问题的解决产生积极作用。
《翁同龢日记》的出版过程，凝聚了翁氏家族几代人文化守护的心血。自上世纪中叶翁氏後人就开始做翁同龢日记中的人物索引，可惜一场文革终止了这项工作。文革之後，翁以钧的父亲翁开庆协助翁万戈整理家藏文献，出版了《文献丛编》，并且继续整理翁同龢日记中的人物索引。翁开庆故世後这项未竟工程落到了翁以钧身上。如今，翁以钧先生每天以敬畏之心，孜孜矻矻，2012年底之前如果没有不可抗力发生，这个最新版本的人物索引应能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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