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找些关于陶渊明的介绍啊,评价啊之类的~
陶渊明生于公元365年,一名潜,字元亮,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生活在东晋后期,这时政治黑暗,贵族腐败,门阀制度森严,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其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他的祖父和父亲曾经作过太守一类的官,但到陶渊明时,家境已经没落,因此他从小就过着贫困的生活。他少年时曾有过豪放的生活,志向远大。他接受了儒家的用世思想,有“大济于苍生”的抱负,很希望建功立业。他曾写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他少年好学,知识渊博,诗、赋、文写得都非常出色。但由于政治黑暗,门阀制度的排挤,无法施展他的政治抱负,这就是他仕途不通和悲剧的原因。
萧统在《陶渊明传》里写道:“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这里记载了陶渊明29岁时初仕为江州祭酒。但由于“不堪束职”,时间不长便解职回家了。后来他又于晋元兴三年为镇军将军刘裕参军,次年又为建成将军刘敬宜参军,因心不悦回了家。回家后,耕植不足以自给,再加上孩子多,生活没有办法。亲戚和朋友都劝说他出去作官,他的叔父陶夔曾任太常卿,见他生活困苦,遂加引荐,于是被任为小县之令。那时正值战乱,他害怕到远处任职,而彭泽县离家不远,俸禄又足够他酿酒,他就在彭泽县任职。他任职后,给家里送一服役的人,并写信说:“家里生活十分困难,现在送给你们一个服役的人,帮助你们耕种田地。他也是人呀,请你们好好待他。”年底,郡督邮来县巡察,县吏告诉他,应该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去恭迎郡督邮。陶渊明叹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经去职。后来,他写了《归去来辞》这篇传世之作。诗人在序文里交代了写作原因。他十分坦城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这就是说,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辞中叙述了他辞官的决心和心情:“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辞官归隐,是对黑暗现实的有力反抗。但文中有些乐天知命思想是不足取的。这篇文章语言清新.朴素自然.叙事、写景、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感情真实充沛,富有抒情意味。宋代著名作家欧阳修曾赞扬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陶渊明在《归田园居·少无适俗韵》中写道:“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从陶渊明29岁为州祭酒至辞官彭泽今共13年。他看不惯当时政治的腐败.从而结束了他的仕途生涯,陶渊明最后的这20余年的田园生活和其他隐士们的隐居山林不同。陶渊明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反映了他对现实的不满。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这在他的诗歌中都有反映、如《归田园居》、《饮酒》中的“结庐在人境”、“长公曾一仕”;《拟古》中的“少时壮且厉”;《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述酒》《读山海经》中的“巨猾肆威暴’、“精卫衔微木”:《杂诗》中的“白日沦西阿”;以及《咏荆轲》等等。在这些诗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身恋归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青松在东园,众草投其姿;凝霜殓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这里,诗人以青松自比,虽然“卓然见高枝”,但在那门阀制度森严的时代,仍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还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比怀悲凄。终晓不能静。”“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虽然他看到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但他还不愿服老,还想继续作一番事业,建功立业。至于《咏荆何》、《读山海经》,诗人通过对古代英雄战斗精神的颂扬,反映了诗人自己反抗黑暗现实的思想,表现了他“金刚怒目式”的一面。说明他没有忘怀现实,也没有放弃他的伟大理想。
陶渊明的田园生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这就是他能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在当时社会士大夫鄙视劳动的情况下,这本身便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也使他的田园诗具有劳动生活气息。参加劳动,尊重劳动人民,能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并且感到有很大的乐趣,这确实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癸卯岁始春怀左田舍》二首、《归园田居》、《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都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闻南苗,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人负来还。”“温原长如此,躬耕非所叹。”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诗人,能够早出晚归辛勤耕作,并且要“长如此”,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少见的。这不仅是劳动本身的意义,而且也是对劳动观念的变革。“人生归有道,衣食因其端”,诗人在这里宣扬了依靠劳动而食的真理,这种观点确实是十分难得的。他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是十分真挚的:“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于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觞远见候,疑我与时乘。”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密切关系,他们在一起聊天谈心,喝酒,真是无所不谈。
诗人还讴歌田园风光,这也是陶渊明诗歌的一大特点。与历代文人学士所写的不同,在于他不是美化现实,也不是纯粹欣赏田园风光,而是把田园风光和黑暗的仕途生活相比较而写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呔深巷中,鸡鸣桑树巅。”这里写的田园风光多么美,难怪后人把他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开创了田园一派,评价确实很高。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田园生活并非如此美妙,它经常遇到天灾人祸,就连诗人也是“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更不要说比诗人更加贫苦的广大农民了。诗人这样写是把美丽朴素的田园风光与黑暗污浊的仕途生活加以鲜明的对比,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佳途的虚伪。他把黑暗的对途比作“迷途”、“樊笼”,他把自己误入佳途比作“羁鸟”、“池鱼”一样不得自由而痛苦。所以他决心回到田园,重新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况且,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曾写到,“猛志逸四海,寒翮思远翥”,“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说明这才是诗人的“真意”所在。
陶渊明是田园诗之大家,其实,我们应该更多地注重他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世外桃源”。诗人在农村接近了人民,了解了人民的饥苦,他又不满当时仕途的黑暗虚伪,他写道:“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他根据西北人民逃避待秦暴虐的情形,又根据《三国志》记载;“田畴人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诗人根据这些传闻,把他的理想形象地表现在《桃花源记》里,在这个“社会”里,“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指”,人人都“怡然自乐”。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集中地反映了诗人和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成了鲜明的对比。毫无疑问,这也是诗人对封建社会的一种否定,这种理想在当时社会情况下当然不可能实现,但它的进步意义是不可否定的。这里虽然有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影响,但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种理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志士仁人所向往的,它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困此,陶渊明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位置。过去的一些人把他当作一位完全脱离现实的飘然静穆的典型,这是不对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陶渊明在躬耕生活中,家境十分困苦。他在《有会而作》诗里写道;“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在这首诗序里写道:“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可见他的生活困乏到何种程度!就在这一年即公元426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去看望他,他在家已经饿着肚子躺了很久了。擅道济对他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擅道济送给他一些吃的。陶渊明在《乞食>诗里也写道:“饥来验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即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诗人在困苦之中,写了《挽歌诗》三首、《自祭文》一篇,于公元427年离开了人世,享年63岁。一个伟大的诗人,落得这样凄惨的结局,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他给我们留下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同流合污的品格,为后代许多正直、进步作家和人们所景仰。当然他诗中的人生无常、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有《陶渊明集》传世。
萧统在《陶渊明传》里写道:“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这里记载了陶渊明29岁时初仕为江州祭酒。但由于“不堪束职”,时间不长便解职回家了。后来他又于晋元兴三年为镇军将军刘裕参军,次年又为建成将军刘敬宜参军,因心不悦回了家。回家后,耕植不足以自给,再加上孩子多,生活没有办法。亲戚和朋友都劝说他出去作官,他的叔父陶夔曾任太常卿,见他生活困苦,遂加引荐,于是被任为小县之令。那时正值战乱,他害怕到远处任职,而彭泽县离家不远,俸禄又足够他酿酒,他就在彭泽县任职。他任职后,给家里送一服役的人,并写信说:“家里生活十分困难,现在送给你们一个服役的人,帮助你们耕种田地。他也是人呀,请你们好好待他。”年底,郡督邮来县巡察,县吏告诉他,应该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去恭迎郡督邮。陶渊明叹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经去职。后来,他写了《归去来辞》这篇传世之作。诗人在序文里交代了写作原因。他十分坦城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这就是说,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辞中叙述了他辞官的决心和心情:“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辞官归隐,是对黑暗现实的有力反抗。但文中有些乐天知命思想是不足取的。这篇文章语言清新.朴素自然.叙事、写景、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感情真实充沛,富有抒情意味。宋代著名作家欧阳修曾赞扬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陶渊明在《归田园居·少无适俗韵》中写道:“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从陶渊明29岁为州祭酒至辞官彭泽今共13年。他看不惯当时政治的腐败.从而结束了他的仕途生涯,陶渊明最后的这20余年的田园生活和其他隐士们的隐居山林不同。陶渊明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反映了他对现实的不满。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这在他的诗歌中都有反映、如《归田园居》、《饮酒》中的“结庐在人境”、“长公曾一仕”;《拟古》中的“少时壮且厉”;《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述酒》《读山海经》中的“巨猾肆威暴’、“精卫衔微木”:《杂诗》中的“白日沦西阿”;以及《咏荆轲》等等。在这些诗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身恋归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青松在东园,众草投其姿;凝霜殓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这里,诗人以青松自比,虽然“卓然见高枝”,但在那门阀制度森严的时代,仍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还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比怀悲凄。终晓不能静。”“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虽然他看到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但他还不愿服老,还想继续作一番事业,建功立业。至于《咏荆何》、《读山海经》,诗人通过对古代英雄战斗精神的颂扬,反映了诗人自己反抗黑暗现实的思想,表现了他“金刚怒目式”的一面。说明他没有忘怀现实,也没有放弃他的伟大理想。
陶渊明的田园生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这就是他能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在当时社会士大夫鄙视劳动的情况下,这本身便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也使他的田园诗具有劳动生活气息。参加劳动,尊重劳动人民,能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并且感到有很大的乐趣,这确实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癸卯岁始春怀左田舍》二首、《归园田居》、《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都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闻南苗,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人负来还。”“温原长如此,躬耕非所叹。”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诗人,能够早出晚归辛勤耕作,并且要“长如此”,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少见的。这不仅是劳动本身的意义,而且也是对劳动观念的变革。“人生归有道,衣食因其端”,诗人在这里宣扬了依靠劳动而食的真理,这种观点确实是十分难得的。他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是十分真挚的:“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于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觞远见候,疑我与时乘。”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密切关系,他们在一起聊天谈心,喝酒,真是无所不谈。
诗人还讴歌田园风光,这也是陶渊明诗歌的一大特点。与历代文人学士所写的不同,在于他不是美化现实,也不是纯粹欣赏田园风光,而是把田园风光和黑暗的仕途生活相比较而写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呔深巷中,鸡鸣桑树巅。”这里写的田园风光多么美,难怪后人把他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开创了田园一派,评价确实很高。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田园生活并非如此美妙,它经常遇到天灾人祸,就连诗人也是“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更不要说比诗人更加贫苦的广大农民了。诗人这样写是把美丽朴素的田园风光与黑暗污浊的仕途生活加以鲜明的对比,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佳途的虚伪。他把黑暗的对途比作“迷途”、“樊笼”,他把自己误入佳途比作“羁鸟”、“池鱼”一样不得自由而痛苦。所以他决心回到田园,重新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况且,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曾写到,“猛志逸四海,寒翮思远翥”,“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说明这才是诗人的“真意”所在。
陶渊明是田园诗之大家,其实,我们应该更多地注重他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世外桃源”。诗人在农村接近了人民,了解了人民的饥苦,他又不满当时仕途的黑暗虚伪,他写道:“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他根据西北人民逃避待秦暴虐的情形,又根据《三国志》记载;“田畴人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诗人根据这些传闻,把他的理想形象地表现在《桃花源记》里,在这个“社会”里,“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指”,人人都“怡然自乐”。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集中地反映了诗人和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成了鲜明的对比。毫无疑问,这也是诗人对封建社会的一种否定,这种理想在当时社会情况下当然不可能实现,但它的进步意义是不可否定的。这里虽然有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影响,但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种理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志士仁人所向往的,它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困此,陶渊明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位置。过去的一些人把他当作一位完全脱离现实的飘然静穆的典型,这是不对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陶渊明在躬耕生活中,家境十分困苦。他在《有会而作》诗里写道;“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在这首诗序里写道:“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可见他的生活困乏到何种程度!就在这一年即公元426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去看望他,他在家已经饿着肚子躺了很久了。擅道济对他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擅道济送给他一些吃的。陶渊明在《乞食>诗里也写道:“饥来验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即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诗人在困苦之中,写了《挽歌诗》三首、《自祭文》一篇,于公元427年离开了人世,享年63岁。一个伟大的诗人,落得这样凄惨的结局,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他给我们留下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同流合污的品格,为后代许多正直、进步作家和人们所景仰。当然他诗中的人生无常、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有《陶渊明集》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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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05-26
陶渊明(约365-427)东晋大诗人。又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对生活充满幻想,希望通过仕途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宏愿。自29岁起,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他不满当时土族地主把持政权的黑暗现实,任彭泽县令时,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仅80多天就辞官回家,作《归去来兮辞》,自明本志。从此“躬耕自资”,直至63岁在贫病交迫中去世。他长于诗文歌赋,诗歌多描写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优秀作品隐含着他对腐朽统治集团的憎恶和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但也有虚无的“人生无常”“乐天安命”等消极思想。另一类题材的诗,如《咏荆轲》等,则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颇为悲愤慷慨之音。散文以《桃花源记》最有名。陶渊明的诗文兼有平谈与爽朗的风格,语言质朴自然,又极为精炼。有《陶渊明集》。
后世评价
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要说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志同道合,恐怕却未必尽然。 仔细地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会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无神论者。他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但在 出仕了一个时期以后,现实使他感到失望,他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
这时他又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因为他有过以往文人多不曾有过田园生活,并且亲自参加了劳动,与劳动人民有了接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因而在崇尚骈俪陈 旧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有独物风格的田园诗的新形式,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他传世的名篇《桃花源记》,正是他对如同上古原始时代的那种人们自食其力、 友好相处、没有种种现实中的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就是他的隐居与饮酒,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 度的不满和反抗的意义在内。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命、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东西。但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选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诗的精华所在。
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
隐逸之宗
陶渊明是东晋时期的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他被尊称为隐逸诗人之宗,而且开创了田园文学这一文学潮流。他的诗文充满了田园气息,他的名士风范和对生活简朴的热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深受其影响。 陶渊明在中国几乎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上过中学的人都学过他的《桃花源记》,很多人会随口念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老师还会给我们讲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然而要进一步对他说些什么,恐怕就有点困难了。一个人之所以成为 那样的人,总得有很多因素的影响造成。若要更进一步了解这位隐逸诗人,知道他 的生平、多读他的诗文,是必不可少的。
他是个生性热爱自然,不喜拘束的人。正如他《归田园居》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样的人让他去做官 ,每天逢场作戏官场酬酢,定是难受得很。当他真正抛弃了所谓的“功名利禄”之后,一个无限舒展的世界向他敞开了。从他的诗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精神世界迈向了另一个层次: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随 口念来,让人心向往之。
东晋是乱世之末,又是佛教风行、崇尚名士风度的时代,因此,才会造就出陶渊明这样超越世俗的田园诗人。唐以来的许多大诗人,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 陆游,都是非常推崇陶渊明的,在艺术创作和人生态度上也深受其影响。陶渊明的诗文代表了关于“人的觉醒”,也就是说,人不光要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非常 重要。当我们再次念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诗的时候,便感到了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自由与舒展。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
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
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
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
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
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
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
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后世评价
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要说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志同道合,恐怕却未必尽然。 仔细地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会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无神论者。他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但在 出仕了一个时期以后,现实使他感到失望,他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
这时他又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因为他有过以往文人多不曾有过田园生活,并且亲自参加了劳动,与劳动人民有了接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因而在崇尚骈俪陈 旧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有独物风格的田园诗的新形式,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他传世的名篇《桃花源记》,正是他对如同上古原始时代的那种人们自食其力、 友好相处、没有种种现实中的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就是他的隐居与饮酒,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 度的不满和反抗的意义在内。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命、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东西。但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选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诗的精华所在。
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
隐逸之宗
陶渊明是东晋时期的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他被尊称为隐逸诗人之宗,而且开创了田园文学这一文学潮流。他的诗文充满了田园气息,他的名士风范和对生活简朴的热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深受其影响。 陶渊明在中国几乎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上过中学的人都学过他的《桃花源记》,很多人会随口念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老师还会给我们讲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然而要进一步对他说些什么,恐怕就有点困难了。一个人之所以成为 那样的人,总得有很多因素的影响造成。若要更进一步了解这位隐逸诗人,知道他 的生平、多读他的诗文,是必不可少的。
他是个生性热爱自然,不喜拘束的人。正如他《归田园居》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样的人让他去做官 ,每天逢场作戏官场酬酢,定是难受得很。当他真正抛弃了所谓的“功名利禄”之后,一个无限舒展的世界向他敞开了。从他的诗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精神世界迈向了另一个层次: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随 口念来,让人心向往之。
东晋是乱世之末,又是佛教风行、崇尚名士风度的时代,因此,才会造就出陶渊明这样超越世俗的田园诗人。唐以来的许多大诗人,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 陆游,都是非常推崇陶渊明的,在艺术创作和人生态度上也深受其影响。陶渊明的诗文代表了关于“人的觉醒”,也就是说,人不光要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非常 重要。当我们再次念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诗的时候,便感到了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自由与舒展。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
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
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
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
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
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
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
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第2个回答 2008-05-26
陶渊明(约365-427)东晋大诗人。又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对生活充满幻想,希望通过仕途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宏愿。自29岁起,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他不满当时土族地主把持政权的黑暗现实,任彭泽县令时,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仅80多天就辞官回家,作《归去来兮辞》,自明本志。从此“躬耕自资”,直至63岁在贫病交迫中去世。他长于诗文歌赋,诗歌多描写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优秀作品隐含着他对腐朽统治集团的憎恶和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但也有虚无的“人生无常”“乐天安命”等消极思想。另一类题材的诗,如《咏荆轲》等,则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颇为悲愤慷慨之音。散文以《桃花源记》最有名。陶渊明的诗文兼有平谈与爽朗的风格,语言质朴自然,又极为精炼。有《陶渊明集》。
后世评价
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要说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志同道合,恐怕却未必尽然。 仔细地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会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无神论者。他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但在 出仕了一个时期以后,现实使他感到失望,他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
这时他又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因为他有过以往文人多不曾有过田园生活,并且亲自参加了劳动,与劳动人民有了接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因而在崇尚骈俪陈 旧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有独物风格的田园诗的新形式,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他传世的名篇《桃花源记》,正是他对如同上古原始时代的那种人们自食其力、 友好相处、没有种种现实中的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就是他的隐居与饮酒,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 度的不满和反抗的意义在内。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命、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东西。但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选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诗的精华所在。
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76年的生命历程(有关陶渊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证,因此此处的76年之说也有待考证),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土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历史地位
陶渊明去世后,他的至交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下《陶征土诔》,给了他一个“靖节”的谥号。颜延之在诔文中褒扬了陶渊明一生的品格和气节,但对他的文学成就,却没有充分肯定,陶渊明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死后几十年里,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认。
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的诗文相当重视,爱不释手。萧统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作传。《陶渊明集》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人专集的第一部,意义十分重大。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称赞“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如之京”。
南朝时期,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虽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但他的诗文作品,流传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 到了隋唐时期,有越来越多的诗人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对陶渊明的评价越来越高。 初唐王绩是位田园诗人,他像陶渊明一样,多次退隐田园,以琴酒自娱。唐朝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对陶渊明十分崇拜,他在《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中写道:
赏读《高土传》,
最佳陶征君,
目耽田园趣,
自谓羲皇人。
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在《戏赠郑溧阳》中写道: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
李白那种“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思想,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把陶渊明引为知己,他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写道:
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
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中唐诗人白居易,非常敬仰陶渊明的为人。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离陶渊明的家乡浔阳很近。曾去拜访陶渊明的故居,写下了《访陶公旧宅》这首诗。诗中先用“尘垢不污玉,灵凤不啄腥”,颂扬陶渊明高尚的人格,最后写到:
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
不篱下菊,空余墟里烟。
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
每逢陶姓人,使我心依然。
白居易在《效陶潜体十六首》。其中写到:
先生去我久,纸墨有遗文。
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
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
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中国古代的文人,有嗜酒的共性,这与陶渊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白居易的这首诗就说得很明白:“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到了北宋,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确定。欧阳修盛赞《归去来兮辞》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欧阳修还说:“吾爱陶渊明,爱酒又爱闲”。北宋王安石曾说过,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有诗人以来无此句者。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个而矣”。
苏东坡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苏东坡把陶诗放在李白、杜甫之上,有失公允。但他用“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八个字,概括陶诗的艺术风格,还是很准确的。苏东坡一生把陶渊明当成良师益友,不但爱好其诗,更仰慕他的为人。晚年在《与苏辙书》中说:“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
“居高声自远”,由于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在北宋文坛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极力推崇陶渊明,对进一步确定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在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中,把陶渊明引为知己。在《水龙吟》词中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辛弃疾留下的词作626首,其中吟咏、提及、明引、暗引陶诗陶文的有60首,几乎每10首词中就有一首与陶渊明有关。辛弃疾在《念奴娇》中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给予了陶渊明千古一人的最高评价。
元朝、明朝和清朝,直至现代,沿袭了两宋对陶渊明的崇高评价。
陶渊明的不朽诗篇,陶渊明的伟大人品,影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等几代文人的思想和创作。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陶渊明的诗文,重在抒情和言志。他的语言,看似质朴,实则奇丽。在平淡醇美的诗句中,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是田园诗的精品或极品。其中《少五适俗韵》,曾编在中学生的语文课本中。诗的抒情沁人心脾;诗的写景,豁人耳目。读过后叫人终生难忘。什么时候读,都是一种美的享受。
后世评价
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要说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志同道合,恐怕却未必尽然。 仔细地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会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无神论者。他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但在 出仕了一个时期以后,现实使他感到失望,他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
这时他又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因为他有过以往文人多不曾有过田园生活,并且亲自参加了劳动,与劳动人民有了接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因而在崇尚骈俪陈 旧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有独物风格的田园诗的新形式,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他传世的名篇《桃花源记》,正是他对如同上古原始时代的那种人们自食其力、 友好相处、没有种种现实中的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就是他的隐居与饮酒,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 度的不满和反抗的意义在内。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命、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东西。但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选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诗的精华所在。
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76年的生命历程(有关陶渊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证,因此此处的76年之说也有待考证),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土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历史地位
陶渊明去世后,他的至交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下《陶征土诔》,给了他一个“靖节”的谥号。颜延之在诔文中褒扬了陶渊明一生的品格和气节,但对他的文学成就,却没有充分肯定,陶渊明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死后几十年里,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认。
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的诗文相当重视,爱不释手。萧统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作传。《陶渊明集》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人专集的第一部,意义十分重大。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称赞“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如之京”。
南朝时期,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虽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但他的诗文作品,流传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 到了隋唐时期,有越来越多的诗人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对陶渊明的评价越来越高。 初唐王绩是位田园诗人,他像陶渊明一样,多次退隐田园,以琴酒自娱。唐朝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对陶渊明十分崇拜,他在《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中写道:
赏读《高土传》,
最佳陶征君,
目耽田园趣,
自谓羲皇人。
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在《戏赠郑溧阳》中写道: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
李白那种“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思想,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把陶渊明引为知己,他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写道:
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
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中唐诗人白居易,非常敬仰陶渊明的为人。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离陶渊明的家乡浔阳很近。曾去拜访陶渊明的故居,写下了《访陶公旧宅》这首诗。诗中先用“尘垢不污玉,灵凤不啄腥”,颂扬陶渊明高尚的人格,最后写到:
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
不篱下菊,空余墟里烟。
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
每逢陶姓人,使我心依然。
白居易在《效陶潜体十六首》。其中写到:
先生去我久,纸墨有遗文。
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
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
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中国古代的文人,有嗜酒的共性,这与陶渊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白居易的这首诗就说得很明白:“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到了北宋,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确定。欧阳修盛赞《归去来兮辞》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欧阳修还说:“吾爱陶渊明,爱酒又爱闲”。北宋王安石曾说过,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有诗人以来无此句者。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个而矣”。
苏东坡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苏东坡把陶诗放在李白、杜甫之上,有失公允。但他用“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八个字,概括陶诗的艺术风格,还是很准确的。苏东坡一生把陶渊明当成良师益友,不但爱好其诗,更仰慕他的为人。晚年在《与苏辙书》中说:“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
“居高声自远”,由于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在北宋文坛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极力推崇陶渊明,对进一步确定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在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中,把陶渊明引为知己。在《水龙吟》词中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辛弃疾留下的词作626首,其中吟咏、提及、明引、暗引陶诗陶文的有60首,几乎每10首词中就有一首与陶渊明有关。辛弃疾在《念奴娇》中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给予了陶渊明千古一人的最高评价。
元朝、明朝和清朝,直至现代,沿袭了两宋对陶渊明的崇高评价。
陶渊明的不朽诗篇,陶渊明的伟大人品,影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等几代文人的思想和创作。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陶渊明的诗文,重在抒情和言志。他的语言,看似质朴,实则奇丽。在平淡醇美的诗句中,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是田园诗的精品或极品。其中《少五适俗韵》,曾编在中学生的语文课本中。诗的抒情沁人心脾;诗的写景,豁人耳目。读过后叫人终生难忘。什么时候读,都是一种美的享受。
第3个回答 2008-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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