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明朝成化四年，内阁首辅陈文去世，当时明宪宗赠予他了个“庄靖”的谥号。礼部主事陆渊之、御史谢文祥等文臣上疏争辩说，陈文品行太差，不应该得到这么好的谥号。但是明宪宗却不理会他们的说法，坚持依此实行。陈文虽然行事让满朝文武看不起，但是他把握住了为官之道的核心，让真正主事之人舒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朝堂上的真正主事者自然就是皇帝。
《明史》评价陈文：“性卞急，遇睚眦怨必报。”陈文性格急躁，与同僚有点冲突他就会想方设法对他就行报复。其实陈文在明朝绝对是精英，他是明英宗正统时的乡试第一，会试中的一甲进士，即状元、榜眼、探花一类的人物。他曾得到名臣高谷、李贤的高度赞赏，他在地方上的能力也曾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称赞。他后来做到内阁首辅，虽然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也差不了太多。这样的人精怎么可能性格急躁，如此肤浅，没有智慧呢？
陈文于正统元年进士及第之后，他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随后入东阁学习，秩满后被提升为翰林院侍讲。景泰二年，因大学士高谷推荐，被任命为云南右布政使。之后又调任广东左布政使。
自从明成祖朱棣设立内阁之后，内阁大学士从翰林院官员中拣选基本上已经成为惯例。陈文本是翰林院官员，又是一甲出身，不出意外的话，进入内阁成为大学士乃是必然。但是他却在景泰年间被外放为了地方官。布政使虽然是一省的地方大员，但是毕竟还是地方官。他的为官轨迹已经发生了改变。
而陈文在明英宗时已被提拔为侍讲，应该比较得英宗宠信。而景泰皇帝与英宗从土木之变后就不太对付。陈文如果像其他一些大臣全心投靠景泰皇帝，他必然不会被调离京城，被外放到极边远之地的云南为官。云南、广西这些地方在明朝被称边远烟瘴之地，罪犯流放多数就会选择这些地方。这虽然说是高谷的推荐，但是却无意中透漏出陈文始终站在明英宗一方的立场。
正因此，明英宗复位之后，首先想到重新起用的一批人里便有陈文。当时陈文的母亲去世，他在家为母亲守丧。明英宗特意下旨召他回朝。为父母服丧不满三年即为官，在明朝叫做“夺情”。一般情况下是出于皇帝的执意要求，但是却会被文臣们、文人们、儒学家们所不齿。陈文为了响应明英宗的诏旨其实冒了很大的压力，但是他仍然选择前往京城。
天顺六年，内阁大学士吕原去世，明英宗让首辅李贤推荐大臣补充内阁。当时李贤推荐了柯潜，但是并没有得到明英宗朱祁镇的同意。李贤有些不太明白，便将这件事告诉了王翱。王翱想了下便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明英宗应该是更希望陈文补入内阁。陈文的资历也已经够资格了。李贤经王翱一说也明白了其中的关窍，明英宗下次召见他时，他便以陈文为对。果然明英宗同意了。天顺七年，陈文被升任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进入内阁。
陈文后来经常对人说，自己并不是李贤推荐进阁的，自己并不承他的人情。他说的一点都没错，他的入阁是出自明英宗之意。宣扬皇帝的恩情，而不是首辅的推荐，这是陈文又一高明之处。威权下移于首辅，这是历代皇帝所忌。明英宗虽然喜欢宠信太监之类的，但是他同样很在乎这一点。就是后来的明武宗那么胡闹，一听说刘瑾谋逆就将其诛杀。对于王朝大权的执着，这是明朝皇帝的共性。
陈文入阁之后，与李贤并不对付，经常与之唱反调。内阁大臣如果统一了意见，这同样不是皇帝愿意看到的。皇帝喜欢大臣们之间互相争斗，自己稳坐中军大帐，坐山观虎斗，这是帝王之道。陈文无疑是深刻明白这一点。
明英宗去世之后，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当时朱见深在东宫时的太监领班王纶自认为必会入主司礼监，成为内宫太监之首。为此他行事越来越跋扈。明英宗大殓之时，他还穿上了貂皮外套，这让明宪宗对他非常恼怒。
当时陈文与翰林院侍读学士钱溥比邻而居。他有一次偷听到钱溥与王纶商议英宗遗诏之事。当李贤在内阁中准备起草遗诏时，陈文直接当他的笔夺了过来，说已经有人制定好了遗诏，不需要费心了。李贤大惊，便询问是怎么回事。陈文当即将钱溥与王纶的对话告诉了他。李贤大怒，便向新上任的皇帝明宪宗告发这件事。明宪宗本就对王纶不满，当即将他驱逐。因之而受到牵连者有顺天府尹王福、通政司参议赵昂、南宁伯毛荣、锦衣卫都指挥佥事门达等人。
这件事很显然是陈文想要帮皇帝出气，赶走可恶的太监王纶。他只不过是假手于李贤而已。而且这件事在当时牵连了非常多的文武大臣，算是一件大案了。当时朝堂上的大臣们都看得很明白，他们没有抱怨李贤，反而把这事都怪罪到陈文头上。陈文“为时论所鄙。”大臣们都知道，明宪宗自然也清楚。在新皇帝面前，他又刷足了好感。宪宗即位后，很快便将陈文提升为礼部尚书。
成化二年三月，李贤父亲去世，按照常理他要回家为父亲守丧三年。可是当时明宪宗即位不久，荆襄等地又爆发流民起义，诸事繁杂，宪宗正对李贤委以重任，特别宠信他。于是采取了夺情，让他奔丧之后立马回京任职。这件事再次惹起了文臣的重怒。新科进士罗伦是个严肃的理学家，他极力上书谴责此事。明宪宗有些下不了台。这时陈文又站了出来，上疏争辩此事。夺情风波就这样压了下去。而陈文“益为时政所鄙”。
成化三年，明宪宗命户部尚书马昂、都察院副都御史林聪、给事中潘礼、陈钺清理京营。陈文上疏必须要有内臣参与，才能真正剔除奸弊，于是推荐太监怀恩。
这一件事其实陈文做得也非常对。当时明朝的京营统领权基本上分为三个方面，武将勋臣、文官、宦官。清理军营，如果只是大臣们参与，遇到有宦官相关之事，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也没有职权来处理。这时一个合格的太监就比较重要了。而怀恩是内宫太监中的老臣，一直秉持公正，甚至面对明宪宗都可以冒死进谏。就是这件事却反而让陈文又遭到言论的批判。
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的性格在一生中根本上还是一致的。陈文不可能前半生精明，后半生就糊涂。纵观陈文一生所行之事，他更像是皇帝的影子。皇帝想要做什么，他都能够或是猜测到，或者得到了什么密旨。后者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猜测皇帝所思所想应该是肯定的。皇帝的心意是他行事的基准。《明史》对他的评价显然还是以明朝当时人云亦云的狭隘观点为基础的，将所有的事都归结为陈文小肚鸡肠、睚眦必报的性格上，显然是太过肤浅。
陈文悟到的是为官之道，官场智慧。他所行之事虽然都是在遵照皇帝旨意，但是绝大多数其实都是很正当、对朝政有利的。
比如太监王纶还没成为司礼监太监就如此跋扈，以后如果真入主了司礼监，又会是一个大太监王振。陈文提前将其除掉显然对朝政有利。李贤夺情其实也没有什么，当时朝廷政务繁杂，确实需要这种德高望重的老臣来坐镇内阁。如果他守丧三年，一切都晚了。这种僵化的守丧规定本就不符合儒家的本来之意。孔子强调发乎情，止乎礼。重要的还是孝顺之情，而不是这种僵化的形式。何况以前历朝历代都有夺情的情况，李贤也不是唯一一个。又比如清朝京营之事，正直的怀恩主持，能够揭发更多弊端。
悠悠之口，可以烁 金，历史何其不公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