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一千年前,1016年是农历丙辰年(龙年);契丹开泰五年;北宋大中祥符九年;大理明启七年;越南顺天七年;日本长和五年。以下为本年发生大事。
北宋(960—112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五代十国之后的朝代,与南宋合称宋朝,又称“两宋”,共九位皇帝,享国167年。
领土范围
宋朝与辽国的疆界长期稳定在雁门山-大茂山-白沟一线。由于失去燕云十六州的屏障,朝廷只能在边界上广植柳树。与西夏的作战方面,宋神宗力图开拓疆土,取得了绥、熙、河、洮、岷、兰等州。宋哲宗时又进一步取得了湟水流域,洮河上游与贵德一带的土地。崇宁三年(1104年)宋廷置陇右都护府收复河湟,宣和三年(1121年)西安州、怀德军又被西夏所取,宣和五年(1123年)宋室重金向金国赎回幽云七州,宋朝也在与大理交界处设立了黎、叙、泸、黔、邕等州。
北宋规定州郡长官不能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并且州郡的兵权、财权和司法权也归朝廷。又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
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划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提举常平等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只是安抚使有时用武人。路、州、县的官员都由中央官兼摄,属于临时指派的性质,所谓“以京、朝官权知,三年一替”。这样,地方长官的权力分散,任期又短,武力削弱,无法与朝廷对抗。
军事
在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初,为了避免中晚唐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的乱象,他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首先在军事方面,961年(建隆二年),他以“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一批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将对军队的控制,并设立中央禁军,将各地精兵收归京城禁军管辖,同时规定,禁军不再设置最高统帅,罢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及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的职位,而且把禁军两司(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分为“三衙”,即殿前司与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鼎足而立。
三衙的将领则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来担任,且时常加以调动。这些将领虽统率军队,而军队的调遣和移防等事则须听命于枢密院同时,还实行“更戍法”,禁军的驻屯地点,每隔几年更调一次,而将领却不随之更动,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防止军队为将领所私有。从此结束了武人专横跋扈的局面,使宋朝对军队有了完全的掌握权。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领夺权。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官的军权,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宋朝的兵力部署可谓“强干弱枝”、“守内虚外”。
宋朝的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
北宋统治者按照“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军事部署。禁军有一半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戍全国各要冲地区,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边境上只屯驻较少量的禁军,对辽、西夏逐渐采取被动防守的方针。宋太宗曾这样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经济
农业发展
生产技术的进步
北宋时期,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翻车来灌溉,比龙骨翻车运转力更大的筒车,也用来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车赋》有“器以象制,水以轮济”之句,就反映了这种有轮轴、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动的筒车。北宋政府两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区推广“踏犁”。“踏犁”是一种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个劳动力的功效相当牛耕的一半。这对畜力不足地区解决耕田的困难起过一定的作用。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如犁、耧、耙、锄、镰等,其中耙、锄等中耕农具较多,表明了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农民还很注意积肥和施肥。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土壤的性质不同,应施用不同的粪肥。所谓“用粪如用药”。当时对作物栽种的深浅疏密与产量高低的关系,也有所认识。禾谱、农器谱、农书、蚕书等农业生产知识的专著,纷纷出现,反映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水利
宋太宗时,在河北地区修作陂塘,并修筑长六百里的堤堰,设置斗门,引淀泊水灌溉,种植水稻,获得丰收。
南方地区水利兴修的成绩更为显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等处。如钱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时所修最有成效。这次修筑,吸收五代时的经验,把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顷,年久堙废。
宋哲宗时,苏轼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农田均获其利。此外,福建莆田县的木兰陂,也是当时著名的工程。木兰陂有宽80米,高10余米,长160余米的大坝,可拦洪、蓄水、排灌,使万顷农田旱涝保收。至今仍十分坚固,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
因地制宜
北宋农民克服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在山地、江畔、海边开垦出大片良田。圩田在南方有了进一步发展,规模有所扩大,如著名的芜湖县(今属安徽)万春圩即有田十二万七千亩。此外,农民们还造出许多新型的田地,如山田、淤田、沙田、架田等。太宗时,全国耕地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余顷。真宗时,增至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余顷。以后也不断增加。
农作物的推广和交流
随着北宋的统一,南北各地的农作物品种得到了交流。北宋初年,政府曾劝谕江南以至福建、广东等地种植原北方主要粮食品种粟、麦、黍、豆等。水稻的优良品种也在各地推广,其中最著名的品种“占城稻”从越南引进福建。后又推广到江淮和北方。甘蔗、棉花、茶叶、桑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范围也较前扩大。
手工产业
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很大进步,汴绣、宋绣尤为著名。当时,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产技术发展显著,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大为增加和改进。最杰出的要算是北宋时期的各种瓷器了。
瓷器
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官窑、钧窑、汝窑、定窑和哥窑,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著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章生一的哥窑及其弟章生二的弟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在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 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艺术品,而享誉海内外。
采矿冶炼
北宋时,金、银、铜、铁、铅、煤的开采冶炼规模都相当大。重要冶铁中心徐州东北的利国监,有三十六冶,矿工约四千人。江西信州及其附近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安徽繁昌冶铁遗址中,有高约2米,面积达750平方米的废铁堆,反映了当时冶炼的规模。在开采冶炼规模扩大的基础上,产品的数量大有增加。以铜和银为例,宋神宗时岁课铜1400多万斤,银20多万两,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税率计算,可推知年产铜7000多万斤,银100多万两,产量都超过唐朝数倍。另外,采矿冶炼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丝质产业
北宋的纺织业主要有丝、麻、毛等部门,其中丝织业仍占主要地位,并以两浙和四川地区最发达。从河北东路到江南东路的整个沿海地区,丝织业也有相当规模。丝织品种类繁多,如绫有二十几种,锦有四、五十种。南北各地均有不少珍品,如蜀锦历久不衰,畅销全国;定州缂(kè课)丝,用各色丝线织出艳丽逼真的花草鸟兽,宛如雕刻而成,堪称一绝;单州(今河南单县)的薄缣(jiān肩),每匹才重四两,望之若雾,等等。在丝织业发达的某些地区已出现了一批独立经营的机户,以家庭手工业作坊的形式,为出卖商品而生产,反映了丝织业生产发展的新的情况。
漕运造船
北宋定都开封,东南漕运十分重要,船只是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加之海外贸易兴盛,便促进了造船业的进步。官营作坊以造漕船为主,同时造座船、战船、运兵船等,民营作坊则制造商船及游船。以漕船为例,真宗时,年产量达2900多艘。北宋船只的体积和载重量相当大,徽宗时造的出使高丽的大海船,称为“神舟”,据估计可装载20000石以上货物,载重量约为1100吨。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侧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风浪强的优势。海船上主桅杆高十丈,头桅高八丈,共装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舱,中舱又分四堂。这种隔舱防水设备是中国造船工人的首创。
北宋官府设有很多造船场所,分布在今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其中虔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吉安)、温州(今属浙江)、明州(今宁波)是著名的造船基地。太宗时,全国每年造船已达三千三百余艘,远远超过唐代。北宋的造船业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在对外贸易中,中外商人乘坐使用的大多是中国制造的船只。
工匠地位的变化
北宋时期,在官私手工业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地位有了变化。
私营作坊使用雇佣工匠,他们领取钱米作为雇值,雇值多少因不同时期、不同部门而异。官营作坊役使的工匠,有从军队调来仍隶名军籍的军匠,也有从民间雇募来的和雇匠。此外还有一种当行差充的工匠,称“当行”或“鳞差”,这种当行工匠在北宋只作为辅助之用,他们和唐朝的番匠已有不同,不是无偿服役,而是付给一定的“雇值”。有的生产部门如铸钱作坊,还出现了类似计件给雇值的方式。这些情况都表明北宋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缚已经有所松弛。
商业发展
白银和交子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于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北宋的纸币有交子、钱引和小钞三种。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六百余万贯。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为883900多两,到1120年(宣和二年)为1860万两。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于是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
商税专卖
由于商业发达,北宋政府对商税特别重视。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专门征税。
宋朝商税分为两种: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日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间,商税只有450万贯,到仁宗时,即增加到2200万贯。
北宋政府为了搜刮更多钱财,对盐、茶、酒、矾等实行专卖,即由官府控制这些物品的生产并垄断销售。北宋专卖制度的实行,使得封建政府大获其利,但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城市经济
唐代开始出现的在大城市周围的定期集市——草市和墟市,到宋代已经普遍存在于各大、中、小城市周围,北方叫“集”,南方叫“墟”。农村中也出现定期举行的小市。
唐代十万户以上的城市只有十多个,北宋则增加到四十多个。其中开封、洛阳、杭州、扬州、大名、应天(今河南商丘)、苏州、荆州、广州、成都、福州、潭州(长沙)、泉州等都是著名的繁华都市。开封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最为典型。全市人口不下百万,城中店铺林立,计有六千四百余家,街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市场上的商品从日常用品到奇珍异宝,无所不有。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居民区)、“市”(商业区)分区,交易只能在市里进行,而且只能在白天进行,入夜即止。北宋时,开始打破了“坊”、“市”和昼夜的界限。开封市内,商店可以随处开设,而且有了夜市和晓市。当时开封市内还出现了“瓦子”(或叫“瓦舍”、“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茶楼和说书、唱戏的,热闹非常。
海外贸易
唐代仅在广州一地设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北宋除广州外,又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今山东诸城)、秀州(今浙江嘉兴)五地设市舶司,使外贸规模成倍扩大。北宋中期,每年的市舶收入达六十三万贯,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北宋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瓷器、金属等,进口的商品主要是香料、药材、象牙、珠宝等。
商业集镇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全国人口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有6418500户、约达3210万人 ,若加上未列入主客户统计范围的户数则该年有687万户、近3710万人;至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全国有20882258户、46734784口 ,学者考虑到宋代户口只统计承担赋役的成年男丁,故认为当时实际人口达11275万,并提出北宋人口峰值出现在靖康之乱前夕的宣和六年(1124年),全国约有2340万户、12600万人。
外交
北宋时期对外关系在唐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在东亚地区同朝鲜和日本关系交流密切,东南地区同越南和印尼也加强了联系。宋朝的外交同时还影响到了西亚、南亚、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甚至到达非洲的索马里。
北宋(960—112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五代十国之后的朝代,与南宋合称宋朝,又称“两宋”,共九位皇帝,享国167年。
领土范围
宋朝与辽国的疆界长期稳定在雁门山-大茂山-白沟一线。由于失去燕云十六州的屏障,朝廷只能在边界上广植柳树。与西夏的作战方面,宋神宗力图开拓疆土,取得了绥、熙、河、洮、岷、兰等州。宋哲宗时又进一步取得了湟水流域,洮河上游与贵德一带的土地。崇宁三年(1104年)宋廷置陇右都护府收复河湟,宣和三年(1121年)西安州、怀德军又被西夏所取,宣和五年(1123年)宋室重金向金国赎回幽云七州,宋朝也在与大理交界处设立了黎、叙、泸、黔、邕等州。
北宋规定州郡长官不能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并且州郡的兵权、财权和司法权也归朝廷。又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
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划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提举常平等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只是安抚使有时用武人。路、州、县的官员都由中央官兼摄,属于临时指派的性质,所谓“以京、朝官权知,三年一替”。这样,地方长官的权力分散,任期又短,武力削弱,无法与朝廷对抗。
军事
在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初,为了避免中晚唐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的乱象,他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首先在军事方面,961年(建隆二年),他以“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一批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将对军队的控制,并设立中央禁军,将各地精兵收归京城禁军管辖,同时规定,禁军不再设置最高统帅,罢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及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的职位,而且把禁军两司(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分为“三衙”,即殿前司与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鼎足而立。
三衙的将领则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来担任,且时常加以调动。这些将领虽统率军队,而军队的调遣和移防等事则须听命于枢密院同时,还实行“更戍法”,禁军的驻屯地点,每隔几年更调一次,而将领却不随之更动,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防止军队为将领所私有。从此结束了武人专横跋扈的局面,使宋朝对军队有了完全的掌握权。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领夺权。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官的军权,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宋朝的兵力部署可谓“强干弱枝”、“守内虚外”。
宋朝的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
北宋统治者按照“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军事部署。禁军有一半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戍全国各要冲地区,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边境上只屯驻较少量的禁军,对辽、西夏逐渐采取被动防守的方针。宋太宗曾这样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经济
农业发展
生产技术的进步
北宋时期,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翻车来灌溉,比龙骨翻车运转力更大的筒车,也用来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车赋》有“器以象制,水以轮济”之句,就反映了这种有轮轴、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动的筒车。北宋政府两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区推广“踏犁”。“踏犁”是一种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个劳动力的功效相当牛耕的一半。这对畜力不足地区解决耕田的困难起过一定的作用。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如犁、耧、耙、锄、镰等,其中耙、锄等中耕农具较多,表明了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农民还很注意积肥和施肥。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土壤的性质不同,应施用不同的粪肥。所谓“用粪如用药”。当时对作物栽种的深浅疏密与产量高低的关系,也有所认识。禾谱、农器谱、农书、蚕书等农业生产知识的专著,纷纷出现,反映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水利
宋太宗时,在河北地区修作陂塘,并修筑长六百里的堤堰,设置斗门,引淀泊水灌溉,种植水稻,获得丰收。
南方地区水利兴修的成绩更为显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等处。如钱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时所修最有成效。这次修筑,吸收五代时的经验,把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顷,年久堙废。
宋哲宗时,苏轼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农田均获其利。此外,福建莆田县的木兰陂,也是当时著名的工程。木兰陂有宽80米,高10余米,长160余米的大坝,可拦洪、蓄水、排灌,使万顷农田旱涝保收。至今仍十分坚固,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
因地制宜
北宋农民克服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在山地、江畔、海边开垦出大片良田。圩田在南方有了进一步发展,规模有所扩大,如著名的芜湖县(今属安徽)万春圩即有田十二万七千亩。此外,农民们还造出许多新型的田地,如山田、淤田、沙田、架田等。太宗时,全国耕地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余顷。真宗时,增至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余顷。以后也不断增加。
农作物的推广和交流
随着北宋的统一,南北各地的农作物品种得到了交流。北宋初年,政府曾劝谕江南以至福建、广东等地种植原北方主要粮食品种粟、麦、黍、豆等。水稻的优良品种也在各地推广,其中最著名的品种“占城稻”从越南引进福建。后又推广到江淮和北方。甘蔗、棉花、茶叶、桑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范围也较前扩大。
手工产业
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很大进步,汴绣、宋绣尤为著名。当时,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产技术发展显著,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大为增加和改进。最杰出的要算是北宋时期的各种瓷器了。
瓷器
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官窑、钧窑、汝窑、定窑和哥窑,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著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章生一的哥窑及其弟章生二的弟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在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 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艺术品,而享誉海内外。
采矿冶炼
北宋时,金、银、铜、铁、铅、煤的开采冶炼规模都相当大。重要冶铁中心徐州东北的利国监,有三十六冶,矿工约四千人。江西信州及其附近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安徽繁昌冶铁遗址中,有高约2米,面积达750平方米的废铁堆,反映了当时冶炼的规模。在开采冶炼规模扩大的基础上,产品的数量大有增加。以铜和银为例,宋神宗时岁课铜1400多万斤,银20多万两,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税率计算,可推知年产铜7000多万斤,银100多万两,产量都超过唐朝数倍。另外,采矿冶炼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丝质产业
北宋的纺织业主要有丝、麻、毛等部门,其中丝织业仍占主要地位,并以两浙和四川地区最发达。从河北东路到江南东路的整个沿海地区,丝织业也有相当规模。丝织品种类繁多,如绫有二十几种,锦有四、五十种。南北各地均有不少珍品,如蜀锦历久不衰,畅销全国;定州缂(kè课)丝,用各色丝线织出艳丽逼真的花草鸟兽,宛如雕刻而成,堪称一绝;单州(今河南单县)的薄缣(jiān肩),每匹才重四两,望之若雾,等等。在丝织业发达的某些地区已出现了一批独立经营的机户,以家庭手工业作坊的形式,为出卖商品而生产,反映了丝织业生产发展的新的情况。
漕运造船
北宋定都开封,东南漕运十分重要,船只是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加之海外贸易兴盛,便促进了造船业的进步。官营作坊以造漕船为主,同时造座船、战船、运兵船等,民营作坊则制造商船及游船。以漕船为例,真宗时,年产量达2900多艘。北宋船只的体积和载重量相当大,徽宗时造的出使高丽的大海船,称为“神舟”,据估计可装载20000石以上货物,载重量约为1100吨。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侧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风浪强的优势。海船上主桅杆高十丈,头桅高八丈,共装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舱,中舱又分四堂。这种隔舱防水设备是中国造船工人的首创。
北宋官府设有很多造船场所,分布在今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其中虔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吉安)、温州(今属浙江)、明州(今宁波)是著名的造船基地。太宗时,全国每年造船已达三千三百余艘,远远超过唐代。北宋的造船业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在对外贸易中,中外商人乘坐使用的大多是中国制造的船只。
工匠地位的变化
北宋时期,在官私手工业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地位有了变化。
私营作坊使用雇佣工匠,他们领取钱米作为雇值,雇值多少因不同时期、不同部门而异。官营作坊役使的工匠,有从军队调来仍隶名军籍的军匠,也有从民间雇募来的和雇匠。此外还有一种当行差充的工匠,称“当行”或“鳞差”,这种当行工匠在北宋只作为辅助之用,他们和唐朝的番匠已有不同,不是无偿服役,而是付给一定的“雇值”。有的生产部门如铸钱作坊,还出现了类似计件给雇值的方式。这些情况都表明北宋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缚已经有所松弛。
商业发展
白银和交子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于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北宋的纸币有交子、钱引和小钞三种。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六百余万贯。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为883900多两,到1120年(宣和二年)为1860万两。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于是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
商税专卖
由于商业发达,北宋政府对商税特别重视。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专门征税。
宋朝商税分为两种: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日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间,商税只有450万贯,到仁宗时,即增加到2200万贯。
北宋政府为了搜刮更多钱财,对盐、茶、酒、矾等实行专卖,即由官府控制这些物品的生产并垄断销售。北宋专卖制度的实行,使得封建政府大获其利,但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城市经济
唐代开始出现的在大城市周围的定期集市——草市和墟市,到宋代已经普遍存在于各大、中、小城市周围,北方叫“集”,南方叫“墟”。农村中也出现定期举行的小市。
唐代十万户以上的城市只有十多个,北宋则增加到四十多个。其中开封、洛阳、杭州、扬州、大名、应天(今河南商丘)、苏州、荆州、广州、成都、福州、潭州(长沙)、泉州等都是著名的繁华都市。开封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最为典型。全市人口不下百万,城中店铺林立,计有六千四百余家,街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市场上的商品从日常用品到奇珍异宝,无所不有。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居民区)、“市”(商业区)分区,交易只能在市里进行,而且只能在白天进行,入夜即止。北宋时,开始打破了“坊”、“市”和昼夜的界限。开封市内,商店可以随处开设,而且有了夜市和晓市。当时开封市内还出现了“瓦子”(或叫“瓦舍”、“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茶楼和说书、唱戏的,热闹非常。
海外贸易
唐代仅在广州一地设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北宋除广州外,又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今山东诸城)、秀州(今浙江嘉兴)五地设市舶司,使外贸规模成倍扩大。北宋中期,每年的市舶收入达六十三万贯,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北宋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瓷器、金属等,进口的商品主要是香料、药材、象牙、珠宝等。
商业集镇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全国人口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有6418500户、约达3210万人 ,若加上未列入主客户统计范围的户数则该年有687万户、近3710万人;至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全国有20882258户、46734784口 ,学者考虑到宋代户口只统计承担赋役的成年男丁,故认为当时实际人口达11275万,并提出北宋人口峰值出现在靖康之乱前夕的宣和六年(1124年),全国约有2340万户、12600万人。
外交
北宋时期对外关系在唐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在东亚地区同朝鲜和日本关系交流密切,东南地区同越南和印尼也加强了联系。宋朝的外交同时还影响到了西亚、南亚、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甚至到达非洲的索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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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6-10-27
冷兵器时代就是拼人数,加上计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