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公元前6至前5世纪印度释迦牟尼所创立,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的宗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此为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始。晋后期逐渐盛行,对中国思想文化各领域和社会风习产生了较大影响。
东汉汉明帝刘庄于永平八年(公元65)遣使至西域求佛法,佛教开始在中国内地传播,时称“浮屠”、“浮图”。汉明帝的兄弟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桓帝曾于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佛教在东汉作为一种流行的道术,所宣传的大都是与中国传统思想接近的“精灵起灭”“省欲去奢”“仁慈好施”之类的思想。据《出三藏记集》载,至东汉末年,累积译经达五十余部、七十余卷。最早译出的佛经,是明帝时由竺摩腾所译《四十二章经》。汉朝所译佛经多小乘经典,也有大乘经典。译经者多为天竺和西域僧人,最有名的是安息沙门安世高和月支沙门支娄迦谶(支谶)。中国僧人严佛调亦曾参与译事。东汉后期,佛教在中国分为两支流传:一为安世高系,一为支谶系。安世高于桓帝建和初到洛阳,奉小乘佛教,重禅法,译经甚多,最有影响的是《安般守意经》和《阴持入经》。前者为习禅的方法,讲呼吸守意,如黄老神仙家呼吸吐纳之术;后者为解释佛教名数,似汉人解经的章句之学。这种学说认为宇宙人生以元气为根本,“元气”即“五行”,即“五阴”(后译为“五蕴”)。调息元气,专注一心,使意念不生,人心平和,叫做“安般守意”。善“守意”者可得阿罗汉道。支谶奉大乘佛教,讲般若学,与弟子支亮、再传弟子支谦合称“三支”。支谶于桓帝末(167年前)至洛阳,灵帝光和二年(179)译《道行般若波罗密经》(即《小品经》),支谦避乱迁东吴时再译为《大明度无极经》。支谶一系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所讨论的是人生的根本在使神反本真,心与道俱,而得成佛。东汉末年有《牟子理惑论》一篇(载《弘明集》),为现存的汉末中国佛教徒的惟一著作。
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史上大力吸收消化印度佛教,并日益与传统文化冲突、调和的时期,是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初被视为神仙道术的一种,流行不广。魏晋时玄学盛行,佛教大乘空宗的般若学说因与玄学有相通之处,得以迅速传播。西晋末年以来,兵燹蜂起,社会动荡,为佛教的广泛流传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佛教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广泛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北方后赵、前秦、后秦、北凉的统治者,都重视名僧,注重从政治上利用佛教。西域僧人佛图澄(232~348)为后赵统治者尊为“大和尚”,他除了宣传佛教以外,还参与军政机要。其弟子道安(312或314~385)被前秦统治者苻坚迎至长安主持佛事,领众达数千人。他提倡般若空宗理论,组织译经,整理经录,制定僧团法规仪式,为尔后汉族地区的寺院制度奠定了基础。道安的弟子慧远(334~416)长期居住庐山,为南方佛教领袖。他着重调和佛法与名教、佛教僧团与封建王权的矛盾,鼓吹因果报应论和神不灭论,还宣传死后转生阿弥陀佛“净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仰,影响深远。5世纪初,后秦主姚兴迎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的著名僧人鸠摩罗什至长安,主持译经,系统地译出大量的大乘空宗佛典。他培养了整整一代佛教学者,其中如僧肇、竺道生等人对中国佛教都作出了重大的建树。南北朝时佛教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南朝各代帝王都崇奉佛教,其中梁武帝萧衍尤为突出。他发愿舍道归佛,自称是“三宝(佛、法、僧)之奴”,多次舍身寺院,再由朝廷用重金赎回,以此充实寺院经济。他亲自讲经说法,著书立说,批判范缜的神灭论,使佛教在南方普及。北朝历代帝王也竭力扶植佛教,热衷于凿窟雕像。在封建统治者支持下,随着中国僧人对佛教经典理解的逐渐深入,出现了涅槃、成实、三论、毗县、俱舍摄论、地论、十诵律、楞伽等学派。其中如竺道生(355~434)在南朝阐发涅槃佛性论,鼓吹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和“一阐提”(所谓灭绝善性者)皆得成佛的主张。他还批评积学渐悟的观点,提出顿悟成佛。竺道生的学说,得到宋文帝刘义隆和梁武帝萧衍的大力提倡。
魏晋时,佛教经济力量微弱。到了南北朝,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僧祗户、佛图户。佛教通过出租土地,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聚敛财富,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在北方,北魏末年,寺院三万有余,僧尼多达二百余万人。在南方,梁朝佛寺约近三千所,僧尼八万三千人。佛教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和强大的经济实体。
随着佛教思想的流传和经济力量的壮大,酿成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的新矛盾。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和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先后发动灭佛事件,曾沉重地打击了北方佛教。在南方则有沙门是否敬王者之辩、夷夏之争、因果报应之辩、神灭神不灭之争,佛教的有神论观念受到批判。但是,这些冲突是暂时的,佛教流行的土壤依然存在。后来,佛教学者转向改造、创新,使佛教在隋唐时代获得更大的发展。
隋唐隋唐时期全国统一,佛教各宗派得到进一步融合的机会。隋唐统治者为了更有效地利用佛教这一宗教思想武器,曾积极促成佛教思想的统一。佛教为了巩固自己的宗教势力,保护寺院经济,也摹仿世俗封建地主阶级的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世代相传的僧侣世袭制度。从南北朝长期发展下来的佛教流派,有的形成宗派,有的被其他宗派归并吸收。
学派起于南北朝,它只是宣传某一经典学说。如擅长讲《成实论》的是“成实学派”,擅长讲《俱舍论》的是“俱舍学派”。他们讲经的寺院并不固定,不注意传法世系的继承关系。隋唐佛教宗派是从学派发展来的,它有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宗教规范制度,在寺院经济中有自己的寺产所有权和宗内继承权,每宗各有势力范围和传法世系。一所大的佛教寺院,既是该宗教的宗教宣传中心,同时因藏有大量图书资料,包括宗教及世俗典籍,它又是文化中心。寄居僧寺,依靠读寺院藏书成名的贫寒书生也不少。寺院还经营高利贷,也是一个小型的经济中心。
隋唐各宗正式建立和发展的时间有先后。天台宗最早,成立于陈、隋之际,创始人为智顗(531~597),以在浙江天台山创建基地得名,流行于今浙江及湖北一带。法相唯识宗创立于唐太宗、高宗时期,创始人为玄奘及其弟子窥基(631~682)。以它的学说内容为宗派名称,流行于长安、洛阳一带。接着是武则天大力扶持的华严宗。杜顺(597~640)号称华严初祖,实际创立者是法藏(643~712),以所阐扬的经典为宗派名称,流行于长安及今山西五台山一带。禅宗创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实际创始人是慧能,以它独特的修养方法、思想方法为宗派名称,开始流行于今广东、两湖一带,唐末、五代时期遍及全国。还有律宗,守持佛教戒律,强调教徒受戒要有一定的仪式,但没有什么理论上的阐发。由于这一派熟悉受戒的仪式,后来垄断了受戒的特权,有人认为也是一个宗派。净土宗的奠基人可以上推到南朝的昙鸾(476~542),道绰(562~645)和善导(613~681)是它的创始人。密宗创立于唐中期,代表人物有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69~741)和不空(705~774),流行于唐中央政府上层统治集团,及今西藏、云南一带。还有一度流行的“三阶教”,后遭政府取缔。
唐末土地兼并加剧,赋徭繁苛,人民相继流亡,以避征役。许多寺院占有大批土地、劳力,削夺了官府控制的人口和财政收入。唐武宗李炎会昌五年(845),官府下令拆除全国大寺院共四千六百余所,中、小寺院四万所,没收良田数千万顷(此数过大,疑“顷”为“亩”之讹)和寺院奴婢十五万人,僧尼还俗的有二十六万余人,史称“会昌废佛”。由于朝廷政令已不行于割据已久的今河北一带,这些地方的佛教势力尚未遭到沉重的打击。
乾符二年(875)黄巢起义爆发。
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寺院无法管理他们的土地,寺院经济也由此一蹶不振。那些宣传繁琐经院哲学的佛教宗派都失去了他们的物质条件,只有禅宗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在隋唐时期,佛教为了弥补内部各宗派长期存在的理论分歧,加强理论上的防御力量,共同对付唯物主义,各宗派都建立了判教体系。
隋唐佛教宗派哲学继续探讨了南北朝时提出的佛性问题,并对此有所发展。佛教各宗从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把人的心理活动、精神训练(主要是宗教修养)、人性问题以及人的心、性、情与宇宙观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构成各佛教宗派哲学的宗教世界观体系。隋唐佛教宗派哲学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哲学范畴,并给以宗教的解释。后来宋、明的唯心主义理学家,基本上继承了这种宗教神学传统。另有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从与佛教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也利用他们的思想资料,加以改造,从而丰富了唯物主义的哲学内容。隋唐佛教宗派哲学对后来的宋明理学有直接影响。
隋唐时期影响较大、历史悠久的佛教宗派,都是密切配合当时的阶级斗争,适应当时经济及政治需要,维护当时封建统治秩序的。隋唐佛教徒的经典章疏等著作,与其看作是对印度佛教经典的注解,不如看作是中国佛教的创作。严格遵循印度教义的只有法相唯识宗。各宗派的观点有些在印度佛教学说中找不到根据。即使在印度佛教经典中有根据的,那也只是采取其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需要的部分。借题发挥,是隋唐佛教各种宗派哲学的特色。
除法相唯识宗外,隋唐佛教各宗派都是适应中国当时的经济基础、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各宗派都大力论证成佛的可能性,而且都作了肯定的答案。这是在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失势后,唐朝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地主阶级思想意识在佛教思想中的反映。南北朝时期,在门阀士族地主专政的历史条件下,寒门地主在政治上不能占重要地位。像竺道生提出的“一阐提人(不具信心,断了成佛善根的人)皆得成佛”的口号,还不能取得社会上的普遍承认。唐朝廷打击门阀士族残余势力,扶植一般寒门地主,与此相应,佛教的佛性顿悟说、人人皆得成佛说,逐渐成为普遍公认的学说。
为什么佛教文化在中国广为传播在发源地的印度却早已衰败?值得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