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都有着怎样的传播与发展？

公元前6至前5世纪印度释迦牟尼所创立，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的宗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此为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始。晋后期逐渐盛行，对中国思想文化各领域和社会风习产生了较大影响。

东汉汉明帝刘庄于永平八年(公元65)遣使至西域求佛法，佛教开始在中国内地传播，时称“浮屠”、“浮图”。汉明帝的兄弟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桓帝曾于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佛教在东汉作为一种流行的道术，所宣传的大都是与中国传统思想接近的“精灵起灭”“省欲去奢”“仁慈好施”之类的思想。据《出三藏记集》载，至东汉末年，累积译经达五十余部、七十余卷。最早译出的佛经，是明帝时由竺摩腾所译《四十二章经》。汉朝所译佛经多小乘经典，也有大乘经典。译经者多为天竺和西域僧人，最有名的是安息沙门安世高和月支沙门支娄迦谶(支谶)。中国僧人严佛调亦曾参与译事。东汉后期，佛教在中国分为两支流传：一为安世高系，一为支谶系。安世高于桓帝建和初到洛阳，奉小乘佛教，重禅法，译经甚多，最有影响的是《安般守意经》和《阴持入经》。前者为习禅的方法，讲呼吸守意，如黄老神仙家呼吸吐纳之术；后者为解释佛教名数，似汉人解经的章句之学。这种学说认为宇宙人生以元气为根本，“元气”即“五行”，即“五阴”(后译为“五蕴”)。调息元气，专注一心，使意念不生，人心平和，叫做“安般守意”。善“守意”者可得阿罗汉道。支谶奉大乘佛教，讲般若学，与弟子支亮、再传弟子支谦合称“三支”。支谶于桓帝末(167年前)至洛阳，灵帝光和二年(179)译《道行般若波罗密经》(即《小品经》)，支谦避乱迁东吴时再译为《大明度无极经》。支谶一系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所讨论的是人生的根本在使神反本真，心与道俱，而得成佛。东汉末年有《牟子理惑论》一篇(载《弘明集》)，为现存的汉末中国佛教徒的惟一著作。

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史上大力吸收消化印度佛教，并日益与传统文化冲突、调和的时期，是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初被视为神仙道术的一种，流行不广。魏晋时玄学盛行，佛教大乘空宗的般若学说因与玄学有相通之处，得以迅速传播。西晋末年以来，兵燹蜂起，社会动荡，为佛教的广泛流传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佛教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广泛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北方后赵、前秦、后秦、北凉的统治者，都重视名僧，注重从政治上利用佛教。西域僧人佛图澄(232～348)为后赵统治者尊为“大和尚”，他除了宣传佛教以外，还参与军政机要。其弟子道安(312或314～385)被前秦统治者苻坚迎至长安主持佛事，领众达数千人。他提倡般若空宗理论，组织译经，整理经录，制定僧团法规仪式，为尔后汉族地区的寺院制度奠定了基础。道安的弟子慧远(334～416)长期居住庐山，为南方佛教领袖。他着重调和佛法与名教、佛教僧团与封建王权的矛盾，鼓吹因果报应论和神不灭论，还宣传死后转生阿弥陀佛“净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仰，影响深远。5世纪初，后秦主姚兴迎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的著名僧人鸠摩罗什至长安，主持译经，系统地译出大量的大乘空宗佛典。他培养了整整一代佛教学者，其中如僧肇、竺道生等人对中国佛教都作出了重大的建树。南北朝时佛教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南朝各代帝王都崇奉佛教，其中梁武帝萧衍尤为突出。他发愿舍道归佛，自称是“三宝(佛、法、僧)之奴”，多次舍身寺院，再由朝廷用重金赎回，以此充实寺院经济。他亲自讲经说法，著书立说，批判范缜的神灭论，使佛教在南方普及。北朝历代帝王也竭力扶植佛教，热衷于凿窟雕像。在封建统治者支持下，随着中国僧人对佛教经典理解的逐渐深入，出现了涅槃、成实、三论、毗县、俱舍摄论、地论、十诵律、楞伽等学派。其中如竺道生(355～434)在南朝阐发涅槃佛性论，鼓吹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和“一阐提”(所谓灭绝善性者)皆得成佛的主张。他还批评积学渐悟的观点，提出顿悟成佛。竺道生的学说，得到宋文帝刘义隆和梁武帝萧衍的大力提倡。

魏晋时，佛教经济力量微弱。到了南北朝，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僧祗户、佛图户。佛教通过出租土地，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聚敛财富，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在北方，北魏末年，寺院三万有余，僧尼多达二百余万人。在南方，梁朝佛寺约近三千所，僧尼八万三千人。佛教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和强大的经济实体。

随着佛教思想的流传和经济力量的壮大，酿成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的新矛盾。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和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先后发动灭佛事件，曾沉重地打击了北方佛教。在南方则有沙门是否敬王者之辩、夷夏之争、因果报应之辩、神灭神不灭之争，佛教的有神论观念受到批判。但是，这些冲突是暂时的，佛教流行的土壤依然存在。后来，佛教学者转向改造、创新，使佛教在隋唐时代获得更大的发展。

隋唐隋唐时期全国统一，佛教各宗派得到进一步融合的机会。隋唐统治者为了更有效地利用佛教这一宗教思想武器，曾积极促成佛教思想的统一。佛教为了巩固自己的宗教势力，保护寺院经济，也摹仿世俗封建地主阶级的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世代相传的僧侣世袭制度。从南北朝长期发展下来的佛教流派，有的形成宗派，有的被其他宗派归并吸收。

学派起于南北朝，它只是宣传某一经典学说。如擅长讲《成实论》的是“成实学派”，擅长讲《俱舍论》的是“俱舍学派”。他们讲经的寺院并不固定，不注意传法世系的继承关系。隋唐佛教宗派是从学派发展来的，它有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宗教规范制度，在寺院经济中有自己的寺产所有权和宗内继承权，每宗各有势力范围和传法世系。一所大的佛教寺院，既是该宗教的宗教宣传中心，同时因藏有大量图书资料，包括宗教及世俗典籍，它又是文化中心。寄居僧寺，依靠读寺院藏书成名的贫寒书生也不少。寺院还经营高利贷，也是一个小型的经济中心。

隋唐各宗正式建立和发展的时间有先后。天台宗最早，成立于陈、隋之际，创始人为智顗(531～597)，以在浙江天台山创建基地得名，流行于今浙江及湖北一带。法相唯识宗创立于唐太宗、高宗时期，创始人为玄奘及其弟子窥基(631～682)。以它的学说内容为宗派名称，流行于长安、洛阳一带。接着是武则天大力扶持的华严宗。杜顺(597～640)号称华严初祖，实际创立者是法藏(643～712)，以所阐扬的经典为宗派名称，流行于长安及今山西五台山一带。禅宗创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实际创始人是慧能，以它独特的修养方法、思想方法为宗派名称，开始流行于今广东、两湖一带，唐末、五代时期遍及全国。还有律宗，守持佛教戒律，强调教徒受戒要有一定的仪式，但没有什么理论上的阐发。由于这一派熟悉受戒的仪式，后来垄断了受戒的特权，有人认为也是一个宗派。净土宗的奠基人可以上推到南朝的昙鸾(476～542)，道绰(562～645)和善导(613～681)是它的创始人。密宗创立于唐中期，代表人物有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69～741)和不空(705～774)，流行于唐中央政府上层统治集团，及今西藏、云南一带。还有一度流行的“三阶教”，后遭政府取缔。

唐末土地兼并加剧，赋徭繁苛，人民相继流亡，以避征役。许多寺院占有大批土地、劳力，削夺了官府控制的人口和财政收入。唐武宗李炎会昌五年(845)，官府下令拆除全国大寺院共四千六百余所，中、小寺院四万所，没收良田数千万顷(此数过大，疑“顷”为“亩”之讹)和寺院奴婢十五万人，僧尼还俗的有二十六万余人，史称“会昌废佛”。由于朝廷政令已不行于割据已久的今河北一带，这些地方的佛教势力尚未遭到沉重的打击。

乾符二年(875)黄巢起义爆发。

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寺院无法管理他们的土地，寺院经济也由此一蹶不振。那些宣传繁琐经院哲学的佛教宗派都失去了他们的物质条件，只有禅宗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在隋唐时期，佛教为了弥补内部各宗派长期存在的理论分歧，加强理论上的防御力量，共同对付唯物主义，各宗派都建立了判教体系。

隋唐佛教宗派哲学继续探讨了南北朝时提出的佛性问题，并对此有所发展。佛教各宗从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把人的心理活动、精神训练(主要是宗教修养)、人性问题以及人的心、性、情与宇宙观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构成各佛教宗派哲学的宗教世界观体系。隋唐佛教宗派哲学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哲学范畴，并给以宗教的解释。后来宋、明的唯心主义理学家，基本上继承了这种宗教神学传统。另有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从与佛教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也利用他们的思想资料，加以改造，从而丰富了唯物主义的哲学内容。隋唐佛教宗派哲学对后来的宋明理学有直接影响。

隋唐时期影响较大、历史悠久的佛教宗派，都是密切配合当时的阶级斗争，适应当时经济及政治需要，维护当时封建统治秩序的。隋唐佛教徒的经典章疏等著作，与其看作是对印度佛教经典的注解，不如看作是中国佛教的创作。严格遵循印度教义的只有法相唯识宗。各宗派的观点有些在印度佛教学说中找不到根据。即使在印度佛教经典中有根据的，那也只是采取其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需要的部分。借题发挥，是隋唐佛教各种宗派哲学的特色。

除法相唯识宗外，隋唐佛教各宗派都是适应中国当时的经济基础、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各宗派都大力论证成佛的可能性，而且都作了肯定的答案。这是在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失势后，唐朝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地主阶级思想意识在佛教思想中的反映。南北朝时期，在门阀士族地主专政的历史条件下，寒门地主在政治上不能占重要地位。像竺道生提出的“一阐提人(不具信心，断了成佛善根的人)皆得成佛”的口号，还不能取得社会上的普遍承认。唐朝廷打击门阀士族残余势力，扶植一般寒门地主，与此相应，佛教的佛性顿悟说、人人皆得成佛说，逐渐成为普遍公认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