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宰相制度起源于时期，那时各诸侯国所设立的相国、相邦等官职，在随后被确立为一项正式的制度，并一直延续到洪武十三年。在这两千年中，皇权与相权之争从未停息，并以杀而发展到一个极点。但宰相制度并未真正就此终结，其余烬直到覆亡才算彻底熄灭，因为明清两代有宰相之实者从未断绝。宰相一词在整个封建时代并没有直接用作官职名称，而是在不同时期以丞相、大司徒、录尚书事、尚书令、侍中、同平章事、内阁、等名目出现。时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称作丞相，就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的宰相。这种丞相以一职“独兼三公之事”的模式属于“独相制”，在职数上设左右二人，但大多时候都是由一人独领相位。
西汉承秦制沿设丞相为百官之长，丞相府中专有百官朝会殿供丞相召集百官商议国事。当时对宰相职权有过一个总结：“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宰相掌理万机，皇帝垂拱而治，正如陈平所总结的那样：我为宰相管天下万事，你为皇帝管宰相一人。陈平的内心是诚挚无私的，他说过一句非常谦卑的话：“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意思是我的才干资历如同驽马一样不堪，却侥幸被陛下任为宰相，这让我内心深感罪过，我唯有为您好好工作，来求得戴罪立功。
这是陈平，那么陈平之后的宰相，之后又之后的宰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上，是不是都能做到谦卑如陈平呢?垂拱而天下治，清闲而国运昌，功劳算谁的?你得个宰相的官位便内心有负罪感，我闲坐帝位的内心又当如何呢?相权来源于皇权，西汉宰相职权过重的情况，很快招致皇权的打压。汉武帝一出手就是双管齐下，先是设大司马瓜分相权，接着主导朝官的内外之分，稀释宰相在官僚系统中的影响力。当时掌管全国军事的太尉已处于罢废状态，转由丞相府兼领军事，丞相的地位之尊、职权之重达到了一个顶峰。于是“上嘉唐虞，下乐商周”的汉武帝便从古制中找到“大司马”这一法宝，用它去分掉宰相的一部分权力。
但汉武帝并没有照搬古制，他虽然设置了大司马这个名目，却并未给它配备印绶、属员等行头和人马班子，而是把它作为一项兼职加到已有本职的官员头上，属于一种独特的加官制度。这样的好处就是皇帝能够做到收受自如，不至于出现摁倒葫芦起来瓢的尴尬。
获得大司马加官的官员几乎都是武将，最早中奖的是、甥舅二人，从他俩以将军身份加大司马称号开始，丞相府的军事职权便被剥离。但这还仅仅是汉武帝打压相权的开始，他更有力的举措是利用加官制度，把朝官分为内朝官和外朝官，搞出内外两套行政班子。宰相的那一套行政机构自然就是外朝官，而获授侍中、散骑、中常侍、给事中等加官称号的皇帝近臣则组成了内朝官。
这样一来，大司马就自然成为内朝的群臣领袖，而宰相便只是外朝的百官之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大打折扣。后来又改设大司空加入到对相权的瓜分，丞相之名也一度被改称大司徒，连标示身份的名称都失去了。自此之后，对宰相权力的分解便成为历代皇帝打压相权的通用手段，秦汉之初的独相制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多相制、群相制。
但是皇帝打压相权的操作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西汉后期的成帝、哀帝没有守住对大司马的加官制定位，使大司马由加官逐渐变成了本官，由一个依附于将军本官的加官变成金印紫绶、有官属、禄比丞相、位超司徒的独立职官，以内朝官领袖又兼跨外朝官首脑，俨然有了汉初丞相的雄风，为最终王莽由大司马而篡汉夺位埋下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