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军事乃政治的延续，战争只是政治较量的最后格斗，而政治较量的基础又在经济与文化，比拼的不仅是人力物力，更有综合调配的管理能力与设计全盘的文化智力。应该说，无论从哪一方面来分析，太平军最后的军事失败都是必然的。
一、政治上陈腐恶化
1851年金田举事之初，政治设计上即无新意，“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不过是“均贫富”的老套套，虽能号召饥民于一时，却无力支撑以长久。
太平军政权虽也曾举行乡试，试题却均为一些恶俗不堪的谀颂，如“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颂”、“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功德巍巍论”、“平定江南论”、“四海之内有东王”。考试中式比率很高，只要填满考卷，未被发现什么出格之处，便都给一不同等第。尚未夺取全国政权，就这样踢开了文化人，单极深信军事武力，自然政权内部办事效能日益低劣，官僚化腐败化程度日益加剧。
二、辖地内生产崩溃
太平军还出台了一系列极端化政策：隔离男女（包括夫妻），否则便是犯天条，“斩首不留”；焚古籍毁文物杀士子，掌上无茧者一律处死；不准开肆经商，金陵城里居然不见店铺；不得拥有私人财产，违者诛杀；普通军民严禁烟酒、平时不得口角打架，不然便脑袋搬家……战略上摆出明显有违常识的姿势，极端反理性与反文化，生生将天下士子统统驱赶到敌对阵营。
三、军事上一误再误
1853年攻占南京后，军威声势大振之时，中途停下来建都享受，而不倾全力北伐清廷，仅遣偏师两万余北上，以求完成“统一大业”，无论政治军事角度，均为最大错误，暴露了太平军领导层“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1856年内讧后，西线湘军于年底攻陷武昌、汉阳；1858年5月19日，湘军悍将李续宾陷九江，太平军守将林启容及一万七千余人战死。东线清军重建江南大营，1857年攻陷镇江；1859年进逼雨花台，与江北大营隔江呼应，再围天京。
从兵法角度，太平军与汹汹而来的湘军直接硬碰硬，显为下策。以李秀成之才略，一望即知。李秀成指出敌人从长江拍岸直下，控制了整条长江，后勤补给便捷轻快，而此时太平军无水师，难争水道运输线，陆途运兵运粮均甚艰难，故在战略态势上我劳彼逸，不宜正面争锋。
1863年底，天京被围一年半余，形势岌岌可危。此时的洪秀全已不再是举事初期的一介草民，既不愿离开安乐窝，也已失去野战能力。其实，勇王洪仁达无知无能，只会贪污不会正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根本拿不出什么应对之策；幼西王萧有和乃洪秀全外甥，十三岁一孩童，有何能耐?天京被围整整一年半，城外湘军蜂拥日夜环攻，城内粮尽援绝人心浮动，天朝危亡在即，如此关头，作为最高决策者居然还自称“铁桶江山”、“万国独一真主”，迷信天命蔑视人事一至于此，实可谓不可与之语矣!天国之亡，亦在必然。
四、李秀成的总结
李秀成虽将败因之由首推李、张诸将及广东兵的扰民害民，然“主不问政事，不严法章，不用明才佐政，故而坏由此等之人坏起……”短短数言，还是道出了太平军失败的根本之源，指明根子在上面。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便一直处于清军的战略包围之中，军事形势从未根本好转。就是天京本身也是岌岌可危，十多年里遭到清军六度合围。全倚仗出现了东王、英王、忠王这样中流砥柱式的将帅，这才六围六解，数破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尤其后期，军情日紧国势日危，本应放手让英王、忠王从全局出发调度兵马，将既有军政能量发挥到最大值。但洪秀全疑心重重，生怕东王故事重演，对资历很低的李秀成分兵分权，防患于未然。李秀成说是谗臣之奏，这是为洪秀全遮丑，其实是洪秀全自己小鸡肚肠。
人决定事，人员素质决定了办事质量。领导集团文化层次的整体低下，决定了太平天国不可能成大事。知识是一切的火车头，这一现代理念在太平天国那里自然亦得印验。其兴也勃，其亡自然也速。潘旭澜先生评价洪秀全：“他没有统一全国，绝非中国的不幸。本质上蒙昧主义，非文化、反人类进步潮流的君权加神权统治，只能对中国走向近代文明造成极端严重的阻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