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子是把傅的左偏旁换成三点水
溥。。。。
张溥
张溥(1602-1641),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明崇祯进士,选庶吉士,文学家。自幼发奋读书,明史上记有他“七录七焚”的佳话。与同乡张采齐名,合称“娄东二张”。两人相互砥砺,崇尚节气,切磋文理,立志改革世风日下的文坛。天启四年(1624年),二人在苏州创建复社。天启六年,撰写《五人墓碑记》,痛斥阉党。崇祯元年(1628年),与张采一起,在太仓发起了驱逐阉党骨干顾秉谦的斗争,所撰散文,脍炙人口,因此,“二张名重天下”。崇祯二年(1629年),组织和领导复社与阉党作斗争,复社的声势震动朝野。
张溥一生著作宏丰,编述三千余卷,涉及文、史、经学各个学科,精通诗词,尤擅散文、时论。
幼年勤奋好学,所读书必手抄,抄毕吟诵即烧掉,如此六、七遍方止,冬夏皆然。因此他的读书室名为"七录斋"。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后改庶吉士。曾与郡中名士结为文社,叫做复社,兴复古学,进行文学与社会活动。复社表面是讲学"以文会友",实际是评议时政,并与贵族大官僚斗争的一个政治集团。是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继续。张溥名声很大,复社影响甚广。《七录斋集·国表序》载有复社活动的盛况。"春秋之集,衣冠盈路","一城出观,无不知有'复社'者"。其影响遍及南北各省。执政巨僚由此颇为忌恨。里人陆文声要求入社被拒,因向朝廷告发张溥等结党,案未结而溥已故世。
张溥在文学方面,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论,主张复古,反对公安、竟陵两派逃避现实,只写湖光山色、细闻琐事或追求所谓"幽深孤峭"的风格。但他在提倡兴复古学的同时,又以"务为有用"相号召,与前、后七子单纯追求形式、模拟古人有所区别。
张溥散文,在当时很有名,风格质朴,慷慨激昂,明快爽放,直抒胸臆。其《五人墓碑记》,赞颂苏州市民与阉党斗争,强调"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为"缙绅"所不能及。叙议相间,以对比手法反衬五人磊落胸襟,为传诵名篇。
张溥著作有《七录斋集》。包括文12卷,诗3卷。此集今存明崇祯时刻本。辑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张溥于各集前均写有题辞。此集是张溥为"兴复古学"而编辑的一部规模宏大的总集。《四库全书总目》说:"此编则元元本本,足资检核。"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殷孟伦注),将各集卷首题辞首次辑成一书,并加必要注释。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及张溥著作的重要参考书。张溥其他著作有《春秋三书》32卷。《历代史论二编》10卷。《诗经注疏大全合纂》34卷。此外,张溥又为《宋史纪事本末》及《元史纪事本末》补撰论正。
故居位于太仓市区西街,建于明代天启、崇祯年间,为三进组合式的院,具有典型的明清建筑风格。也是市博物馆所地,内设复社纪念堂、文物陈列馆、太仓名人馆、“四王”纪念馆等。
张溥之死
张溥之死,结束了晚明众多文人救国的白日梦,也是一场时代的悲喜剧。“读罢惊魂似梦里,千行清泪不成悲”“八月胥江浊浪奔,千人缟素为招魂”多少人为之失声痛哭,多少人因此惊惶无主。张溥是为了社稷死的:“南冠君子朔风前,慷慨西行倍可怜”,多少人含悲流泪悼念着“西行”的张溥。
一介书生张溥,成长于晚明风雨飘摇的时代。他满怀一腔热血,继东林而起,联合正义之士,组织和主持文人团体复社,欲只手撑起明朝摇摇欲坠的天下。二十三岁时他在苏州创立应社,团结了吴中有抱负的文人;二十六岁愤而作《五人墓碑记》,风神摇曳,正气浩然,矛头直指腐败的明王朝的宦官和贪官;二十七岁入太学,目击朝纲不振,丑类猖狂,与北京文人结成燕台社,作檄文揭发阉党罪行;二十八岁又召集了尹山大会,在会上,张溥倡导合大江南北文人社团为复社,关心国家政事和民族兴亡。崇祯六年,三十二岁的张溥主盟召开著名的虎丘大会。“山左(西)、江左(西)、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人”。他站在千人石上登高一呼,群起响应,朝野震惊。
在当时,复社成员发展几乎遍及国内,共三千零二十三人,著名的爱国文人陈子龙、夏允彝、侯岐曾、杨廷枢、顾炎武、归庄、陆世仪、瞿式耜、文震孟等都是社内中坚,苏州一带的文人入盟最多,他们有的在朝,有的在野,结成了浩荡洪大的政治力量。由于张溥等人的筹划和努力,当时的文人士气大振。一扫 “宁坐视社稷之沦胥,终不肯破除门户之角立” 的明时士习,打破门户之见,以国家为重,年轻的张溥在阉势熏天的日子里,不计危殆,挺身而出,振臂而呼,树起了以文会友的旗帜,来绾结天下士人的心。他匡扶正义的勇气,歆动天下。然而,这只是书生意气,他在幕后操纵朝政,反被高官大臣利用,聪明反被聪明误,抱着遗恨而死,年仅四十,留下了值得后人深思的无数问号。
张溥生于苏州太仓。幼年时,家中财产被身为工部尚书的兄长张辅之凌夺、讼争,父亲张虚宇郁郁而死。张溥因为庶出(其父与婢女所生),家族中都看不起他,连家中的奴仆也讥笑他“塌蒲屦儿何能为”。但张溥不妄自菲薄,他洒血书壁,暗暗发誓要自强不息,与好友张采日夜在家苦读,并对经典不惮一而再、再而三地抄录、默诵,直到能够流利背诵为止。著名的“七录斋”的故事由此产生。 明天启四年,张溥与江南文人在苏州创立应社,人员有张采、杨廷枢、杨彝、顾梦麟、朱隗、吴昌时等十一人,后来又发展夏允彝、陈子龙、吴应箕等加入,以文会友,兼议朝政。他们崇尚气节,欲在明末的风云变幻中有所作为。应社诸人就是未来复社的骨干。
苏州周顺昌被捕,五人奋起于平民百姓间,为周顺昌鸣不平,结果不屈而死。张溥在五人墓前,“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哀痛五人墓只是块无字石,便写下了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文中赞扬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这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事后他对张采说:“我们这些人应当为国事奉献自己的生命”。他在北京结燕台社、吴江结复社,都是“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歇”,忧国忧民,指出应对污浊的政治反抗,伸张正义。自复社建立后,他们更是连连发起驱逐阉党顾秉谦、阮大铖的行动。
明末,朝廷中高官斗争激烈,大学士像车轮似的转换。复社兴起时,周延儒为首辅,他是张溥考取进士的宗师,复社中有许多人都出自他的门下。周便利用了这支力量。其实在周延儒的内心对东林党与复社均无好感,甚至还有些仇恨。后来,周延儒被罢官,温体仁当上了首辅。温早就对复社和张溥目为眼中钉,在他的授意下,其弟温育仁、吴炳等作了《绿牡丹传奇》,讥诮复社,故意挑衅。如今他一朝成为首辅,自然就快意恩仇了,不久就策动属下伺机陷害张溥、张采。 张溥会试中会魁,授庶吉士,为官守正不阿,不为权贵所容,“执政要人耿耿视”,温体仁等在皇上面前累进谗言,并与同党的刑部侍郎等指使人炮制出《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又托名制《复社十大罪檄》,说张溥以天如为名号是把自己比作天,并说复社欲倾覆宗社,并将自然界的风蝗之灾附会说是因复社招致。复社也不甘示弱,朝中有黄道周等大臣同情复社,复社又集“宇内名宿”,作《留都防乱公揭》揭露阉党,双方斗争激烈,几乎势均力敌。 不久,温体仁被多疑的崇祯帝罢官,后来又被赐死。时人《题壮悔堂集》有句云:“传奇最爱《桃花扇》,谁唱温家《绿牡丹》”,褒贬自见。张溥等复社成员累受挫折,误以为只要能推出他老师周延儒,就可以改变大局,于是全力推动这个老奸巨猾的大官复出。“太仓张溥为门户计,鸠金二十万赂要津,宜兴(指周延儒)得再召。”周延儒的东山再起,全靠张溥的幕后活动,正在这个时候,周延儒在江南把人家的妇女据为己有,被张溥抓住把柄。因此张溥就“以数事要(胁迫)之”,将话挑明:我动用了人力物力,您如果复出,必须改变以前的作为,这样才可以重新获得大家的信任。机不可失,老政客周延儒一口答应。
周延儒重新当上了首辅,朝政也确实有所更新。张溥兴奋异常,与复社同仁研究了改革国事现状的许多主张,到处议论朝政,还把自己的建议写成二册,呈给周延儒,大家都沉浸在喜洋洋的氛围中,觉得大有作为的时机来临了。孰料乐极生悲,书生意气哪敌得了政客绵里藏针的狠毒。当他兴冲冲返回太仓家中,当夜就腹部剧痛不已,一命归西,死得实在离奇。由于人为的历史遮蔽,真相迷蒙湮没。好友黄道周为之作墓志铭并挥泪题诗,诗中也隐约留下了对其死因的怀疑。计六奇《明季北略》上则较确定地说,是吴昌时用一剂药送张溥入九泉的。周延儒的复出,张、吴两人同是划策建功的人,但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吴昌时把大权握在手中,不愿张溥尝鼎一脔,就出此毒计。当然,吴昌时的背后还能看到周延儒狞笑的影子。
张溥少年得志,锋芒毕露,不但对这个老师的某些行为看不上眼,而且经常要他按照复社的意思做事,因此周延儒对这个学生恨之入骨,只是为了利用才虚与委蛇,哪里肯真正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呢?
周延儒是个贪钱又贪色的人。不妨回头看看发生在此前的一件事。东洞庭山富室有一个死了丈夫的少妇,耐不住寂寞,勾通外人自嫁自。那富家当然不愿意,告到县里,娶亲的害怕,不得已将少妇盛妆送给了周延儒。周“一见宠悦”,当时恰值朝廷发表他重为首辅,他溺于美色,拖延着不肯进京出仕。张溥就拿了县里的捕单找到周延儒,也不管什么师生之礼,把捕单朝他面前一掷,周延儒不由大怒,张溥不买他的账:“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您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如果您现在不肯出山,将来恐怕会有比这更坏的事情。”这老滑头一听,马上变了脸,对张溥说:“没有您这番话,我看不到这一点。”竟然将学生也恭恭敬敬称您了。于是就带着那个少妇走马上任。这一出似乎是“小事”,怨毒却结得极深,无形中为张溥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线。
周延儒上任伊始,起用了一些人,也罢了一些人的官职,作过些“好事”。这使张溥、张采等人有些得意,天真地认为周延儒以前仇恨东林党,现在知道错了,就可以引导他走上正路,真以为周延儒一夕之间就变成了正人君子。待到张溥一死,这些读书人才知道了政治的凶险。周同谷的《霜猿集》有关张溥之死,有“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做官”的诗句,诗后有注:“张西铭(即张溥)讣音至,延儒惊起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做官’。客曰:‘庶常(指张溥)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乃出一册示客曰:‘此者天如所欲杀之人也,我如何能杀尽?’”在周延儒眼中,张溥实在是个碍手碍脚的人物。张溥将自己一展鸿图的希望寄托在周延儒的出山,而周延儒则把自己为所欲为的希望寄托在张溥的死亡,这真是悲剧的点睛之笔。
张溥一死,全国性的复社顿时失去了领袖。周延儒的身边就被吴昌时辈包围了,他们开始为所欲为,最后不但自己丢了性命,也促使了明朝的加速灭亡。
张溥
张溥(1602-1641),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明崇祯进士,选庶吉士,文学家。自幼发奋读书,明史上记有他“七录七焚”的佳话。与同乡张采齐名,合称“娄东二张”。两人相互砥砺,崇尚节气,切磋文理,立志改革世风日下的文坛。天启四年(1624年),二人在苏州创建复社。天启六年,撰写《五人墓碑记》,痛斥阉党。崇祯元年(1628年),与张采一起,在太仓发起了驱逐阉党骨干顾秉谦的斗争,所撰散文,脍炙人口,因此,“二张名重天下”。崇祯二年(1629年),组织和领导复社与阉党作斗争,复社的声势震动朝野。
张溥一生著作宏丰,编述三千余卷,涉及文、史、经学各个学科,精通诗词,尤擅散文、时论。
幼年勤奋好学,所读书必手抄,抄毕吟诵即烧掉,如此六、七遍方止,冬夏皆然。因此他的读书室名为"七录斋"。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后改庶吉士。曾与郡中名士结为文社,叫做复社,兴复古学,进行文学与社会活动。复社表面是讲学"以文会友",实际是评议时政,并与贵族大官僚斗争的一个政治集团。是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继续。张溥名声很大,复社影响甚广。《七录斋集·国表序》载有复社活动的盛况。"春秋之集,衣冠盈路","一城出观,无不知有'复社'者"。其影响遍及南北各省。执政巨僚由此颇为忌恨。里人陆文声要求入社被拒,因向朝廷告发张溥等结党,案未结而溥已故世。
张溥在文学方面,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论,主张复古,反对公安、竟陵两派逃避现实,只写湖光山色、细闻琐事或追求所谓"幽深孤峭"的风格。但他在提倡兴复古学的同时,又以"务为有用"相号召,与前、后七子单纯追求形式、模拟古人有所区别。
张溥散文,在当时很有名,风格质朴,慷慨激昂,明快爽放,直抒胸臆。其《五人墓碑记》,赞颂苏州市民与阉党斗争,强调"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为"缙绅"所不能及。叙议相间,以对比手法反衬五人磊落胸襟,为传诵名篇。
张溥著作有《七录斋集》。包括文12卷,诗3卷。此集今存明崇祯时刻本。辑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张溥于各集前均写有题辞。此集是张溥为"兴复古学"而编辑的一部规模宏大的总集。《四库全书总目》说:"此编则元元本本,足资检核。"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殷孟伦注),将各集卷首题辞首次辑成一书,并加必要注释。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及张溥著作的重要参考书。张溥其他著作有《春秋三书》32卷。《历代史论二编》10卷。《诗经注疏大全合纂》34卷。此外,张溥又为《宋史纪事本末》及《元史纪事本末》补撰论正。
故居位于太仓市区西街,建于明代天启、崇祯年间,为三进组合式的院,具有典型的明清建筑风格。也是市博物馆所地,内设复社纪念堂、文物陈列馆、太仓名人馆、“四王”纪念馆等。
张溥之死
张溥之死,结束了晚明众多文人救国的白日梦,也是一场时代的悲喜剧。“读罢惊魂似梦里,千行清泪不成悲”“八月胥江浊浪奔,千人缟素为招魂”多少人为之失声痛哭,多少人因此惊惶无主。张溥是为了社稷死的:“南冠君子朔风前,慷慨西行倍可怜”,多少人含悲流泪悼念着“西行”的张溥。
一介书生张溥,成长于晚明风雨飘摇的时代。他满怀一腔热血,继东林而起,联合正义之士,组织和主持文人团体复社,欲只手撑起明朝摇摇欲坠的天下。二十三岁时他在苏州创立应社,团结了吴中有抱负的文人;二十六岁愤而作《五人墓碑记》,风神摇曳,正气浩然,矛头直指腐败的明王朝的宦官和贪官;二十七岁入太学,目击朝纲不振,丑类猖狂,与北京文人结成燕台社,作檄文揭发阉党罪行;二十八岁又召集了尹山大会,在会上,张溥倡导合大江南北文人社团为复社,关心国家政事和民族兴亡。崇祯六年,三十二岁的张溥主盟召开著名的虎丘大会。“山左(西)、江左(西)、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人”。他站在千人石上登高一呼,群起响应,朝野震惊。
在当时,复社成员发展几乎遍及国内,共三千零二十三人,著名的爱国文人陈子龙、夏允彝、侯岐曾、杨廷枢、顾炎武、归庄、陆世仪、瞿式耜、文震孟等都是社内中坚,苏州一带的文人入盟最多,他们有的在朝,有的在野,结成了浩荡洪大的政治力量。由于张溥等人的筹划和努力,当时的文人士气大振。一扫 “宁坐视社稷之沦胥,终不肯破除门户之角立” 的明时士习,打破门户之见,以国家为重,年轻的张溥在阉势熏天的日子里,不计危殆,挺身而出,振臂而呼,树起了以文会友的旗帜,来绾结天下士人的心。他匡扶正义的勇气,歆动天下。然而,这只是书生意气,他在幕后操纵朝政,反被高官大臣利用,聪明反被聪明误,抱着遗恨而死,年仅四十,留下了值得后人深思的无数问号。
张溥生于苏州太仓。幼年时,家中财产被身为工部尚书的兄长张辅之凌夺、讼争,父亲张虚宇郁郁而死。张溥因为庶出(其父与婢女所生),家族中都看不起他,连家中的奴仆也讥笑他“塌蒲屦儿何能为”。但张溥不妄自菲薄,他洒血书壁,暗暗发誓要自强不息,与好友张采日夜在家苦读,并对经典不惮一而再、再而三地抄录、默诵,直到能够流利背诵为止。著名的“七录斋”的故事由此产生。 明天启四年,张溥与江南文人在苏州创立应社,人员有张采、杨廷枢、杨彝、顾梦麟、朱隗、吴昌时等十一人,后来又发展夏允彝、陈子龙、吴应箕等加入,以文会友,兼议朝政。他们崇尚气节,欲在明末的风云变幻中有所作为。应社诸人就是未来复社的骨干。
苏州周顺昌被捕,五人奋起于平民百姓间,为周顺昌鸣不平,结果不屈而死。张溥在五人墓前,“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哀痛五人墓只是块无字石,便写下了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文中赞扬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这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事后他对张采说:“我们这些人应当为国事奉献自己的生命”。他在北京结燕台社、吴江结复社,都是“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歇”,忧国忧民,指出应对污浊的政治反抗,伸张正义。自复社建立后,他们更是连连发起驱逐阉党顾秉谦、阮大铖的行动。
明末,朝廷中高官斗争激烈,大学士像车轮似的转换。复社兴起时,周延儒为首辅,他是张溥考取进士的宗师,复社中有许多人都出自他的门下。周便利用了这支力量。其实在周延儒的内心对东林党与复社均无好感,甚至还有些仇恨。后来,周延儒被罢官,温体仁当上了首辅。温早就对复社和张溥目为眼中钉,在他的授意下,其弟温育仁、吴炳等作了《绿牡丹传奇》,讥诮复社,故意挑衅。如今他一朝成为首辅,自然就快意恩仇了,不久就策动属下伺机陷害张溥、张采。 张溥会试中会魁,授庶吉士,为官守正不阿,不为权贵所容,“执政要人耿耿视”,温体仁等在皇上面前累进谗言,并与同党的刑部侍郎等指使人炮制出《复社首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又托名制《复社十大罪檄》,说张溥以天如为名号是把自己比作天,并说复社欲倾覆宗社,并将自然界的风蝗之灾附会说是因复社招致。复社也不甘示弱,朝中有黄道周等大臣同情复社,复社又集“宇内名宿”,作《留都防乱公揭》揭露阉党,双方斗争激烈,几乎势均力敌。 不久,温体仁被多疑的崇祯帝罢官,后来又被赐死。时人《题壮悔堂集》有句云:“传奇最爱《桃花扇》,谁唱温家《绿牡丹》”,褒贬自见。张溥等复社成员累受挫折,误以为只要能推出他老师周延儒,就可以改变大局,于是全力推动这个老奸巨猾的大官复出。“太仓张溥为门户计,鸠金二十万赂要津,宜兴(指周延儒)得再召。”周延儒的东山再起,全靠张溥的幕后活动,正在这个时候,周延儒在江南把人家的妇女据为己有,被张溥抓住把柄。因此张溥就“以数事要(胁迫)之”,将话挑明:我动用了人力物力,您如果复出,必须改变以前的作为,这样才可以重新获得大家的信任。机不可失,老政客周延儒一口答应。
周延儒重新当上了首辅,朝政也确实有所更新。张溥兴奋异常,与复社同仁研究了改革国事现状的许多主张,到处议论朝政,还把自己的建议写成二册,呈给周延儒,大家都沉浸在喜洋洋的氛围中,觉得大有作为的时机来临了。孰料乐极生悲,书生意气哪敌得了政客绵里藏针的狠毒。当他兴冲冲返回太仓家中,当夜就腹部剧痛不已,一命归西,死得实在离奇。由于人为的历史遮蔽,真相迷蒙湮没。好友黄道周为之作墓志铭并挥泪题诗,诗中也隐约留下了对其死因的怀疑。计六奇《明季北略》上则较确定地说,是吴昌时用一剂药送张溥入九泉的。周延儒的复出,张、吴两人同是划策建功的人,但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吴昌时把大权握在手中,不愿张溥尝鼎一脔,就出此毒计。当然,吴昌时的背后还能看到周延儒狞笑的影子。
张溥少年得志,锋芒毕露,不但对这个老师的某些行为看不上眼,而且经常要他按照复社的意思做事,因此周延儒对这个学生恨之入骨,只是为了利用才虚与委蛇,哪里肯真正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呢?
周延儒是个贪钱又贪色的人。不妨回头看看发生在此前的一件事。东洞庭山富室有一个死了丈夫的少妇,耐不住寂寞,勾通外人自嫁自。那富家当然不愿意,告到县里,娶亲的害怕,不得已将少妇盛妆送给了周延儒。周“一见宠悦”,当时恰值朝廷发表他重为首辅,他溺于美色,拖延着不肯进京出仕。张溥就拿了县里的捕单找到周延儒,也不管什么师生之礼,把捕单朝他面前一掷,周延儒不由大怒,张溥不买他的账:“这不过是小事一桩,您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如果您现在不肯出山,将来恐怕会有比这更坏的事情。”这老滑头一听,马上变了脸,对张溥说:“没有您这番话,我看不到这一点。”竟然将学生也恭恭敬敬称您了。于是就带着那个少妇走马上任。这一出似乎是“小事”,怨毒却结得极深,无形中为张溥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线。
周延儒上任伊始,起用了一些人,也罢了一些人的官职,作过些“好事”。这使张溥、张采等人有些得意,天真地认为周延儒以前仇恨东林党,现在知道错了,就可以引导他走上正路,真以为周延儒一夕之间就变成了正人君子。待到张溥一死,这些读书人才知道了政治的凶险。周同谷的《霜猿集》有关张溥之死,有“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做官”的诗句,诗后有注:“张西铭(即张溥)讣音至,延儒惊起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做官’。客曰:‘庶常(指张溥)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乃出一册示客曰:‘此者天如所欲杀之人也,我如何能杀尽?’”在周延儒眼中,张溥实在是个碍手碍脚的人物。张溥将自己一展鸿图的希望寄托在周延儒的出山,而周延儒则把自己为所欲为的希望寄托在张溥的死亡,这真是悲剧的点睛之笔。
张溥一死,全国性的复社顿时失去了领袖。周延儒的身边就被吴昌时辈包围了,他们开始为所欲为,最后不但自己丢了性命,也促使了明朝的加速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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