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壬戌科举放榜，当所有人的都为状元郎黄裳领衔的445个新科进士所折服时，著名文学家曾巩却注意到了一个人才。
这人叫何去非，他曾六次科举失败，最终以特奏名方式中式。
所谓特奏名，指的是宋朝一种特殊科举，是为了笼络那些屡次落第的考生，授予其特奏名进士，让其能出仕为官，不过他们大多都担任低级官员，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而何去非就是其中一员，也获得了一个小官。但何去非非常有才华，他熟知兵法，精于军事。曾巩一下子就发现了他过人的才华，将其推荐给了宋神宗，举行一场宫廷对策。何去非在宋神宗面试时，侃侃而谈，议论宏焯，展现出出色的军事才华。
宋神宗大为赞赏，任命他为右班殿直武学教授，不久又升为左侍禁武学教授，并奉命受命校订《武经七书》，书成之后，升为武学博士。而后他又写下《何博士备论》、《司马法讲议》、《三略讲议》等不朽兵书，无一不是宋朝重要的军事文献。《武经七书》成书之后是宋朝第一必备军事教材，而评论历代将领用兵得失的《何博士备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
毫不夸张的说，何去非是宋朝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可他自从被宋神宗任命为武官之后就很不乐意，他根本就不想当武官，他想做文官。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何去非有幸结识了苏轼，苏轼看到了何去非的兵法著作后，惊为天人。苏轼马上向宋哲用写下一篇名为《举何去非换文资状》的奏章，要求将何去非由武官转为文官，奏章中苏轼直言“去非虽善论兵，然本儒也，不乐为武吏。又其他文章，无施不宜，欲望圣慈特予换一文资”。
何去非能折服苏轼这样的人物，其才华由此可见一斑。宋哲宗于是就任命何去非为承奉郎，依旧担任武学博士。何去非终于一尝夙愿，由武官转为了文官。
一年后，何去非仗义执言，批评时政，被下放到徐州任州学教授。苏轼再次为何去非求情，写下《进何去非〈备论〉状》的奏章，将何去非的《备论》举荐给宋哲宗，为其担保道“若不为所举，臣甘伏所典”。可惜何去非却没有受到重用，终其一生，最高也不过担任州县通判。
一个如此杰出的军事理论家竟然蹉跎一生，这对何去非来说固然可惜，对宋朝来说又何尝不可悲呢？
实际上何去非的个人际遇正是宋朝重文轻武的一个缩影，是由当时时代背景所决定的。这还得从五代时期说起，五代是武将的天堂，
后汉大将史弘肇曾大声疾呼：“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
而后晋军阀安重荣更是直言不讳道：“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受此影响，世人大多都以从军为发家之旅，就连不少文人也都弃文从武。
名将焦继勋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本是一个读书人，“少读书有大志”，当他看到读书没有前途后，大喊道：“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而后他弃笔从戎，成为五代时期一员大将，在宋朝担任过彰德军节度使，并且和宋太祖结成儿女亲家，他的女儿嫁给赵匡胤第四子赵德芳为妃。等到赵匡胤以武将之身篡夺后周江山建立宋朝后，他为了防止其他武将有样学样，开始纠正重武轻文之风。
乾德三年（965年），赵匡胤一声高喊，“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此掀起一场读书运动，宋朝读书蔚然成风，就连大字不识一个的禁军大将党进也开始掉起了书袋。宋朝文人地位开始节节攀登，武将不得不开始尊重读书人，宋朝第一开国名将曹彬每次遇到文人士大夫“必引车避之”。
开宝五年（972年），赵匡胤在赵普的推荐下任命文武双全、箭术高超的辛仲甫为益州兵马都监。可辛仲甫竟然拒绝上任，他认为自己学的是先王之道，是个文官，不该去当武将。
最后还是赵匡胤好说歹说，才说服他上任，任期一结束，辛仲甫马上就转为了文官，担任三司户部判官。实际上，宋朝在赵匡胤时期就开始崇文抑武了，只不过当时宋朝还没有统一中原，武将还能发挥的空间。
等到宋太宗在巨大的争议中继位后，宋太宗马上“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尤其是两次北伐辽国失败后，宋朝开始了彻底的崇文抑武政策。宋太宗崇文抑武之严重，就连当时一些文官都看不过去。
端拱二年（989年），著名文官大臣王禹偁就劝宋太宗“减儒冠之赐，以均战士之功恩”，他甚至希望宋太宗“抑儒臣而激武臣”。可惜都被宋太宗给拒绝了，崇文抑武已经成为宋朝国策。
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
赵匡胤为避免晚唐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乱象，采取重文抑武方针，加强中央集权，并剥夺武将兵权。
史书载：“我朝以儒立国，故命宰相读书，用儒臣典狱，以文臣知州，卒成一代文明之治。”引文中的“我朝”指的是宋朝。
宋朝政权建立后，统治者建立起一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削弱武将势力，重用文臣，形成重文轻武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