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壬戌科举放榜,当所有人的都为状元郎黄裳领衔的445个新科进士所折服时,著名文学家曾巩却注意到了一个人才。
这人叫何去非,他曾六次科举失败,最终以特奏名方式中式。
所谓特奏名,指的是宋朝一种特殊科举,是为了笼络那些屡次落第的考生,授予其特奏名进士,让其能出仕为官,不过他们大多都担任低级官员,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而何去非就是其中一员,也获得了一个小官。但何去非非常有才华,他熟知兵法,精于军事。曾巩一下子就发现了他过人的才华,将其推荐给了宋神宗,举行一场宫廷对策。何去非在宋神宗面试时,侃侃而谈,议论宏焯,展现出出色的军事才华。
宋神宗大为赞赏,任命他为右班殿直武学教授,不久又升为左侍禁武学教授,并奉命受命校订《武经七书》,书成之后,升为武学博士。而后他又写下《何博士备论》、《司马法讲议》、《三略讲议》等不朽兵书,无一不是宋朝重要的军事文献。《武经七书》成书之后是宋朝第一必备军事教材,而评论历代将领用兵得失的《何博士备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
毫不夸张的说,何去非是宋朝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可他自从被宋神宗任命为武官之后就很不乐意,他根本就不想当武官,他想做文官。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何去非有幸结识了苏轼,苏轼看到了何去非的兵法著作后,惊为天人。苏轼马上向宋哲用写下一篇名为《举何去非换文资状》的奏章,要求将何去非由武官转为文官,奏章中苏轼直言“去非虽善论兵,然本儒也,不乐为武吏。又其他文章,无施不宜,欲望圣慈特予换一文资”。
何去非能折服苏轼这样的人物,其才华由此可见一斑。宋哲宗于是就任命何去非为承奉郎,依旧担任武学博士。何去非终于一尝夙愿,由武官转为了文官。
一年后,何去非仗义执言,批评时政,被下放到徐州任州学教授。苏轼再次为何去非求情,写下《进何去非〈备论〉状》的奏章,将何去非的《备论》举荐给宋哲宗,为其担保道“若不为所举,臣甘伏所典”。可惜何去非却没有受到重用,终其一生,最高也不过担任州县通判。
一个如此杰出的军事理论家竟然蹉跎一生,这对何去非来说固然可惜,对宋朝来说又何尝不可悲呢?
实际上何去非的个人际遇正是宋朝重文轻武的一个缩影,是由当时时代背景所决定的。这还得从五代时期说起,五代是武将的天堂,
后汉大将史弘肇曾大声疾呼:“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
而后晋军阀安重荣更是直言不讳道:“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受此影响,世人大多都以从军为发家之旅,就连不少文人也都弃文从武。
名将焦继勋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本是一个读书人,“少读书有大志”,当他看到读书没有前途后,大喊道:“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而后他弃笔从戎,成为五代时期一员大将,在宋朝担任过彰德军节度使,并且和宋太祖结成儿女亲家,他的女儿嫁给赵匡胤第四子赵德芳为妃。等到赵匡胤以武将之身篡夺后周江山建立宋朝后,他为了防止其他武将有样学样,开始纠正重武轻文之风。
乾德三年(965年),赵匡胤一声高喊,“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此掀起一场读书运动,宋朝读书蔚然成风,就连大字不识一个的禁军大将党进也开始掉起了书袋。宋朝文人地位开始节节攀登,武将不得不开始尊重读书人,宋朝第一开国名将曹彬每次遇到文人士大夫“必引车避之”。
开宝五年(972年),赵匡胤在赵普的推荐下任命文武双全、箭术高超的辛仲甫为益州兵马都监。可辛仲甫竟然拒绝上任,他认为自己学的是先王之道,是个文官,不该去当武将。
最后还是赵匡胤好说歹说,才说服他上任,任期一结束,辛仲甫马上就转为了文官,担任三司户部判官。实际上,宋朝在赵匡胤时期就开始崇文抑武了,只不过当时宋朝还没有统一中原,武将还能发挥的空间。
等到宋太宗在巨大的争议中继位后,宋太宗马上“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尤其是两次北伐辽国失败后,宋朝开始了彻底的崇文抑武政策。宋太宗崇文抑武之严重,就连当时一些文官都看不过去。
端拱二年(989年),著名文官大臣王禹偁就劝宋太宗“减儒冠之赐,以均战士之功恩”,他甚至希望宋太宗“抑儒臣而激武臣”。可惜都被宋太宗给拒绝了,崇文抑武已经成为宋朝国策。
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
赵匡胤为避免晚唐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乱象,采取重文抑武方针,加强中央集权,并剥夺武将兵权。
史书载:“我朝以儒立国,故命宰相读书,用儒臣典狱,以文臣知州,卒成一代文明之治。”引文中的“我朝”指的是宋朝。
宋朝政权建立后,统治者建立起一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削弱武将势力,重用文臣,形成重文轻武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