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严嵩是明朝人,著名权臣。严嵩(1480年-1567年)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汉族江右民系,江西新余市分宜县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乙丑科进士。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63岁拜相入阁。严嵩书法造诣深,擅长写青词。
《明史》将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称其“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 透过戏曲和文艺作品、历史典籍,严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 然而多年来,有关严嵩是否大奸臣,仍然争议不休,这些争议主要围绕着他专国擅政,逼害忠良与及巨贪恶富的指控。
另外来自严嵩故故乡分宜的学者,包括严曰文、严小平等人却对严嵩的评价采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他也具有忠君爱民,知人善用的一面,而且政绩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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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迫害忠臣
夏言自视甚高,反对世宗沉迷道教。渐不为明世宗所喜。一日世宗将沉香水叶冠赐予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并不戴上;但严嵩每次出朝都会戴此冠,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世宗见状,越喜严嵩而嫌夏言。
严嵩晋升为太子太傅,羽翼已丰,开始攻击夏言,严嵩又怂恿世宗罢黜夏言。夏言被罢后,严嵩为所欲为,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与严嵩一同参与机务,但世宗遇事只召严嵩。后来,严嵩抓住鞑靼入侵中原的机会,迫害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鞑靼入侵河套(今宁夏和内蒙古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陕西总督曾铣发兵夺回河套,并上呈奏疏,建议从府谷黄甫到定边修筑一段边墙,再水陆并进,逼鞑靼退兵,此举得到夏言的支持。
夏言向朝廷举荐曾铣,并与之商讨计划。明世宗决心夺回河套,并褒扬曾铣。此时严嵩买通皇帝近待,称其“轻启边衅”,并指使边将仇鸾诬称曾铣掩败不报,克扣军饷,贿赂首辅夏言。严嵩更在世宗面前说两人夺回河套别有用意,世宗果然相信。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二月,许赞以老病去职,张璧去世,世宗再度起用夏言。这时夏言知道严嵩的为人,处处小心防范。严嵩表面上对夏言谦恭,但怀恨在心。日后严嵩再凭借青词夺回世宗的信任。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三月,曾铣被杀,妻子流放两千里,夏言下狱,后来严嵩利用传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毁谤自己,同年十月,夏言被斩首,夏言的亲信或贬或罚。严嵩重新出任内阁首辅,从此擅专朝政。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严嵩
严嵩(1480年-1567年),明朝权臣,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人,专国政达20年之久,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之一。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旋病休归里,读书8载,诗文峻洁,声名始著。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还朝复官。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喜。几年内先后迁其为吏部右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任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时值廷议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二十一年(1542年),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后解部事,专直西苑;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严嵩喜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专擅国政近20年。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戕害他人以成已私,并大力排除异已。他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晚年,以事激怒世宗,为世宗所疏远,抄家去职,两年而殁。著有《钤山堂集》40卷。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严嵩(1480年-1567年)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汉族江右民系,江西新余市分宜县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乙丑科进士。他是明朝著名的权臣,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63岁拜相入阁。严嵩书法造诣深,擅长写青词(实为他人代笔)。
《明史》将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称其“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 透过戏曲和文艺作品、历史典籍,严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
《明史》称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这个结论概括出相当一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一方面,并非一意媚上,严嵩得罪世宗之处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对政事颇多议论,特别是对正德年间的政治有所批评。这两方面也都应引起注意。
他出生于寒士家庭。自小学习声律,少年聪慧,善于作对。如地方父母官口占一联:“关山千里,乡心一夜,雨丝丝。”他随口应对:“帝阙九重,圣寿万年,天荡荡。”对得很是工整。弘治十一年(1498),中乡试;十八年(1505),中进士,列二甲第二名,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读,初露才华,阁臣李东阳在内的不少士大夫“咸伟其才”。正德二年(1507),授翰林院编修。不久,以病请归,在分宜县境内的钤山隐居读书,有十年左右。刘瑾执政期间,在焦芳的挑唆下,对南方士大夫采取排斥的方针,特别提出“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辞官与此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但他长期养病,可能是受到朝中斥退江西籍官僚的影响。
严嵩在钤山过着相对平静和清贫的生活。据他自己说,是“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近知理俗事,学种南山田”,这也是他当时生活境况的写照。在钤山时,李梦阳曾经拜访过他,赠诗曰:“问奇颇类扬雄宅,醒酒真轻李相庄。”严嵩和诗为:“地僻柴门堪系马,家贫蕉叶可供书。莺花对酒三春暮,风雅闻音百代余。”过着这样的田园式生活,“颇著清誉”也是自然的。
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还朝复官。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之论,他多次提到,“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对于武宗的其他许多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关于运楠木北上,他写道:“今湖南运殿材巨楠数千株,联筏曳旗,蔽流而上。楠最硬者围丈余,长可五十尺,诚天地间奇声。然此木一株,山伐陆挽水运至此,费数百金矣。”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嘉靖四年( 1525),升国子监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至此为止,可以说,世宗对他并没有特别注意,也没有迹象表明,他积极参与了嘉靖初期围绕议礼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尽管他也写过“濮园仪礼伸舆论,代邸崇恩本圣情”,尽管他在南京任官,与同在南京的张璁、桂萼有接触的机会,他与桂萼同是江西人,儿子与桂萼之子同延请一师等等。严嵩与桂萼有诗书往还,多所颂扬,这在士大夫中极为普遍,不能作为加入党争的凭证。当时反对内阁和部院大臣的安排,赞成皇帝尊崇兴献王的主张的,多是一些地位很低的官僚,即不但品秩低,而且是非清要部门的官员。议礼一案,给他们创造了改变地位的极好时机。严嵩在最显贵的翰林院任职,没有与张璁、桂萼等采取同样的行动,是合乎逻辑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大多数翰林官,坚决拥护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官僚集团的主张,而取审慎的态度。与批评正德朝政相比,这时的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之类的话,也有人批评他,任祭酒时就不清白了。
嘉靖七年(1528),严嵩以礼部右侍郎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他被世宗派往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监立显陵碑石。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称“所在旱荒,尽食麻叶、树皮,饥殍载路。市易饼饵则为人所攫取,子女鬻卖得钱不及一饱,孩稚至弃野中而去。闻洛阳、陕州、灵宝诸处尤甚,人相残食,旬日之内报冻死二千余人”。另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称“白石产枣阳,有群鹳集绕之祥”,“碑物入江汉,有河水骤长之异。”立碑时,“燠云酿雨”,“灵风飒然”。他提出撰文立石以记之。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两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结果。对于前一疏,世宗批道:“这地方既灾伤重大,将该年勘过有收分数起运钱粮暂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带征,其余灾轻地方照例征解。”对于后一事,世宗批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诚不可泯。依拟撰文为纪,立石垂后。”进献符瑞,是世宗所乐于接受的,救灾安民,是当年的世宗所关心的。可以说,这一次外差,使严嵩得到世宗的欣赏。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