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在皇权集中程度较高的明朝，王振、汪直、刘瑾、张居正、魏忠贤都是著名权臣，他们当政期间都掌握了很大的权力。
从明朝这些权臣的类型来看，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当皇帝年幼，需要人处理朝政，维持政权的正常运作的背景下出现的外臣，例如张居正。
明神宗年幼即位，因为年幼无法亲理朝政，则由张居正当政。张居正当政期间，实际上掌握了朝政的最高权力，但他毕竟不是明朝的皇族，而是外臣，所以不可能取而代之，且在其执政期间，推行改革，使衰落的明朝一度出现复兴，自然也有利于皇权的稳定。
第二类，是宦官集团，如王振、汪直、刘谨、魏忠贤等人。
宦官本身作为皇帝的贴身下人，加上东汉和唐朝宦官专权的历史教训，原本这个群体完全没有任何执掌权力的理由，能执掌权力其实全是依靠皇帝的信任，所以比起张居正这样的非宦官大臣而言，他们则会更加的依附于皇帝。
明朝中后期，这两大集团的势力不断膨胀，甚至出现了交替执政的局面，在此情形之下，皇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皇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明中期的前一个时间段，即从英宗到武宗时期主要表现为宦官专政，后一个时期段即世宗、穆宗到神宗初年则表现为外臣专政。
宦官和外臣的关系十分微妙，因为在大多数时间内，他们一直是处于一个相对立的位置，就好比跷跷板的两端，两者势力总会一上一下，此消彼长，并且也处于一个相互制衡的状态，这同样也是明朝皇帝在废除宰相之后的一个制衡之道。
明朝宦官势力的崛起虽然制衡了外臣势力的膨胀，但却为后期宦官专政埋下了祸根。
宦官制度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宦官可以赤裸裸地随心所欲地干预朝政，在其他朝代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却在明朝俨然发生，一幕幕的上演着。明朝皇帝之所以开始重用宦官，其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因为统治者极度的不信任外臣，担心被外臣所窃权。但不能忽视的是明代宦官之所以能攫取大权，这也同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度发展和政治腐败、帝王无能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此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逐渐的不断扩大宫中宦官的人数，他不仅对宰相的制度进行了分权，而且还专门建立了特务机构来监视国家官员外臣的行为，并且同时也要求宦官要秉承他的旨意处理一些政务，这样一来朱元璋也就加强自己的专制的统治，限制了外臣势力的膨胀和发展。但是朱元璋的这些措施虽然限制了外臣的权力，但同时也为后世宦官专政埋下了祸根。
而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时候，明成祖为了强化君主专制政治，曾给予宦官更大的权柄，宦官制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空间的发展，但受及皇权及外臣势力的制约，宦官的权势毕竟还是有所限制。正是由于明朝宦官的权力始终是受到皇权的制约，所以无论宦官权利有多大，都不能与皇权对立，产生冲突，宦官的活动范围也必须在皇权所允许范围之内，皇帝对宦官的势力因此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收放自如。
皇帝对外臣却不是如此，皇帝对于外臣就像对待盗贼，唯恐他们窃取皇权，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且宦官权力在明代的地位是并没有法律所保障的，所以无论宦官的权力是大是小，在明朝权力体系中，宦官机构始终处于非法定的状态，而且宦官自身并没有后代，家里大多也是无法入仕贫寒之家，很少会发生营私结党的事件。因此在这一特点之下，皇帝相比于外臣来说，反而更是信任身边的宦官，所以自明朝中叶以后，皇帝就渐渐的开始给宦官更多的权力，宦官得到进一步重用，并且越到后期权力越大。
特别是在明朝中期以后，他们不仅掌握着实权，而且经常地玩弄皇权于掌股之间：他们利用东、西两厂和内厂等特务机构，为自己的发展和壮大不断地陷害忠良。在明朝后期的封建统治中，他们一直僭越着皇权，而且把持朝政的宦官也是层出不穷，例如王振、魏忠贤、汪直等人。宦官的权利在明中叶之后也就得到了空前发展，甚至自成体系、俨然成为中央政府中的政府，宦官机构在皇帝默许之下，也逐渐地把手伸向四面八方，像蚂蚁一样爬满从中央王朝到地方重要权力机构的大小山头。
明朝宦官势力的崛起，发展，甚至达到了历史的顶峰，这同时也是皇帝为加强君主专制的一种制衡之道，谨防外臣势力的一家独大，而使自己陷入到无法掌控的地步，但在后来，由于皇帝的软弱与无能，大权旁落于宦官之手，曾一度出现了“只知有掌权太监，却不知有天子”的讽刺俗语。这同时也反应了在明朝后期，宦官所起的作用已经偏离了预定的轨道。
明朝宦官和外臣的复杂关系
明朝的宦官和权臣的关系纠缠不清，可谓是剪不断理还乱，真是错综复杂，难以理清。虽然有直接针对朝臣与宦官相互勾结而危害皇权的明文规定，禁止内官近侍人员和外臣结交，以防止泄露宫中私密，但随着明朝皇帝将一部分权力逐渐地下移给宦官，宦官机构要想开展正常的工作，也就不能不与外朝大臣展开联系，从而也就直接产生了违背大明律例明令禁止的结果。
因此这一规定也就遗憾的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与执行，从而也就没有达到降低宦官祸乱朝政的风险。明朝宦官的权力在得到发展之后，其势力就逐渐地崛起壮大，地位也急剧升高，宦官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的权力，也就必需对外臣权力加以限制，通过操控皇权，来达到控制朝局的目的，所以他们也就掌握了大部分原本由外朝大臣本身所掌握的权力，这也就极大的威胁到了外朝大臣的权力，因此外朝大臣与宦官之间也就必然会滋生矛盾，他们之间的斗争由此激烈。
明朝中后期的许多皇帝都如同笼中的小鸟，宦官们借用帝王的皇权不断地为自己宦官的利益铺路，最后就导致宦官的权力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甚至有些大臣为了保全自己与官位勾结甚至臣服于宦官的权力。
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斗争关系，同时还存在合作的一面，这也就是宦官与外朝大臣的关系错综复杂的原因。
因为一方面 ，外朝大臣或通过奏折规劝皇帝要抑制的宦官权势，或直接参与与宦官势力的斗争，就例如东林党人。
而另一方面，外朝大臣要想有效开展工作，也就要必须与宦官合作，取得其对自己的支持，这就例如万历首辅张居正从实行新政开始一直到政权生涯结束，都与冯保保持着合作的关系，促使了改革的顺利推行，也保证了自己的大权在握。
明朝宦官和外臣合作而产生的积极影响。
宦官通过与外臣的合作，可以积极参与国家政事，这实际上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朝廷正常运转，而且在其他一些方面其实也是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的。两者的合作其归根结底来说，还是由于明朝特殊的宦官制度，外臣若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必须与宦官进行合作。
例如，张居正与冯保相互合作，顾全大局而相互退让，积极支持与配合对方，才使得张居正顺利实行新政，使得明朝在一定时期之内得到了发展。改革使明朝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张居正无疑是明朝的功臣，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人，这当然也离不开冯保与张居正之间的合作之道。
由于宦官职务之便能够直接与皇族取得联系，所以他们会更加熟悉皇族的情况，因而明朝宦官与外臣共同合作，则能够更好的维持朝廷正常的运转。
另一方面，因为宦官特殊的生理条件与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说其实是能够维护皇权，巩固帝王的势力织网的。而在皇位空缺的过渡时期，宦官则又可以起到维护政局稳定的作用，在皇帝去世，新帝还未即位的过渡时期，宦官就会以其特殊的地位，与外臣通力合作，防止心生歹念之人窃取皇位，所以两者的合作能够维护政局稳定，使新帝顺利接班，从而避免政局的动荡不安。
就比如在朱棣去世后的过渡时期内，就是由于内廷官与外臣的密切配合，才使得了皇权顺利而平稳的过渡。而且在外臣集团中也时不时会有一些宦官加入，他们与外臣积极配合，明朝宦官与外臣与邪恶宦官作斗争，以维护朝局的安定。
而且在明朝，也有一批贤良的宦官积极配合外朝大臣，在政治上也大有作为。
宦官和外臣各自专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明朝宦官和外臣两种势力的各自专权，则会使得皇权被架空，从而激化朝堂的矛盾，给社会带来不安因素。宦官在明朝的中后期，已经成为了明朝国家权力机构中不可小觑的一部分，他们不再像之前那样只从事平时的内侍事务，而是已经转变成为了皇帝的政治代理人，他们在掌控大权之后，基本都是勾结亲信和趋炎附势之辈，打压与也们不和之人，罔顾法纪，肆意妄为。
在这些人的手里，加上昏君辈出，明朝的政局经常是一片黑暗。他们这样专权自然也就会导致朝堂之上的官员们无法接近帝王，从而使得君臣之间的沟通从此不再畅通。而在此过程中，宦官掌权后的一些传而不报的做法更激化了朝堂矛盾。许多有志之士被逼无奈之下，最后都辞官回家，因为他们的治国抱负已经无法实现。
朝局腐败是致使明朝灭亡不可推卸的一大原因
随着宦官权力的不断扩大，朝堂之上很难再会有人能够为明朝的治理献计献策，朝政风气每况日下，外臣大都为了自己的小利益而争权夺利，他们甚至讨好宦官，导致社会风气每况愈下。
在明朝后期，朝堂之上几乎只剩下两种人，一种是传统的、年龄较大的保皇派，另一种则是阿谀奉承的官员。朝政如此发展，结果可想而知。宦官势力的发展不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宦官在明初仅仅只有百余人，而到了明末，已经不是几百、几千、几万，而是十万！
宦官集团已经发展成为遍及宫廷内外、大江南北的一个庞大集团。朝廷的政治、军事、经济、人事，无一不受制于该集团。宦官不仅使皇权旁落，还危及朝臣利益，宦官与东林党的斗争就是这种矛盾的产物。外臣认为宦官专权不合旧制，破坏了朝政。而宦官一朝得势，哪会轻易放权，这样一来就成为了你死我活的斗争。
以致这场无休止的倾轧大伤了统治阶级的元气。元气既伤，外来之气则会乘虚而入，满清趁李自成起义之机，夺取了明朝江山，造成汉唐以来的第三次大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