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英国脱欧的问题最近闹的沸沸扬扬。究其原因,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英国不满从阿拉伯世界中逃难到西欧的“流民潮”。英国历史上同样有过不堪回首的“自产流民”的经历,这段“黑历史”足以颠覆我们对英国人绅士作派的美好印象。
一、流民问题产生的时代背景
16、17世纪的英国流民问题,有时候也被称作“农民大暴动”。这场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问题,给英国带来了不小的社会创伤。直到今日还没有解决的爱尔兰问题和苏格兰问题,就是在此时肇始的。此次运动不仅让英国的整体城乡关系呈现出一种从紧张到缓和的态势,并且还间接导致了美国的形成和美洲的开拓。
世界上最早走向近代化的英国,为何会突然生发出如此之多的流民呢?这些流民究竟从何而来,英国政府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事情是这样的,在16、17世纪,英国的封建制度在价格革命的冲击下呈现出一种衰落的势头。固定的封建地租大多是依靠着几个世纪之前签订的契约交付的,在物价飞涨的年代里,十分不利于收租人的发展。
爱尔兰的草坪、羊群和城堡
既然雇佣契约农耕种田地成为了一种无利可图的事情,领主和贵族们便要考虑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来。其中,比较知名的手段之一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圈地运动”。土地占有者通过圈地,得以将附送给契约农的土地收归己有。这样一来,无论是从新开始将土地外包给其他的农民也好,还是在收归回来的地上进行别的经济活动也好,都成为了一种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手段。
除此之外,英国政府还采取了相当多的措施鼓励农民自己走出土地,进入城市体验全新的生活。比如英国政府启用的“济贫法”,就旨在帮助流离失所的农民度过他们的“艰难岁月”。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农民在离开土地后的去向。过去的农民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土地上,大多没有像样的文化水平。离开土地后,就算拿着领主给予他们的抚恤金,也常常是以挥霍为主。
圈地者相互“讨教经验”
这样一来,“流民”常常会演变成“乱民”。这个时代,恰逢英国由都铎王朝向斯图亚特转型的当间。政权的更迭原本就会给民间带来不小的舆情压力,再加上流民问题的出现,就更为英国政局平添了不小风雨。
二、流民问题的动因及表现
1536年和1537年,林肯郡和约克郡先后爆发了失地农民叛乱。失地的农民长期苦于生计,最后无奈举起了锄头对政府呼唤出他们最后的诉求。所幸统治者在此前还比较有人情味,由于考虑到兵源问题、财政问题和社会治安问题等多种因素,王室还能够出台旨在限制圈地的法令。早在1489年,亨利七世就下令禁止圈占20英亩以内的农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弱小的契约农,防止社会动荡的增多。
亨利八世上台之后,在相关政策上产生了不小的改变。虽然其在1515年下令颁布了“将改为牧场的耕地复原”的法令,却并没有认真监督法令的实施。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虽然在斯图亚特时期的圈地并没有在数量上压倒前朝(一说仅圈全国土地的5%,比起此前或此后的圈地在数量上要少的太多)。但是其因圈地所占有的田地大多是农地,而并非是荒地或沼泽地。如此一来,世居在地上的原始居民就无处可去了。
身材略微发福的亨利八世
16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英国的城市人口日益增多,手工业工场也迅速发展,市场对谷物和肉类的需求也大量增加。在这个时候,往日为生计而从事生产的小农往往被社会抛弃。新的“反对阻挠圈地运动”的法令相继出台,目的即是为了适应整个社会生产市场化的需要。1593到1597年,英王下令禁止反圈地法令的再次出台。此后虽因连续几年的谷物歉收而遏制了圈地的势头,但农民从契约田上被驱逐的浪潮却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英国的农业流民主要去往的方向有两个,其中之一是去往本国的城市;而另一个就是逃往全新的避难所(外国、修道院、政策好的乡镇等)。英国最早的城乡互动潮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农民们因为衣食无着,才不得不拖家带口进入城市内部供职。乔治·杜比在《私人生活史》中写到:“这些新来到镇子里的农民,无法真正融入到全新的生活里。他们在工作中受到排挤,工厂制度对他们并不友好。别扭的口音和粗糙生活习惯,使得他们与新朋友拉开了距离。”
令人窒息的中世纪城市
当时的英国政府并没有能力去提供教育改善这种现状,要知道生活习惯的不一再加上传播媒介的缺乏,会使得相隔不远的农村和城镇生活差异巨大。古训“三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当时的英国城镇根本没有大家想象的干净整洁。农民们拥挤在肮脏的街道上,或同城市中的偷盗者为伍,抑或是同那些具有类似经历的“可怜虫”们生活在一起。
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中写道:“男的、女的、丈夫、妻子、弧儿、寡妇,乃至可怜的抱着乳儿的母亲,一律被迫离开家园。当他们一文莫名而彷徨流离不知其所的时候,怎能不铤而走险。若是沦为盗贼,他们又将在法律的形式下遭受处刑。
《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
都铎王朝在制止流民上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在最早的时候,王室主要定立了繁杂的硬性规定去处置流民。比如,“禁止年轻的具有劳动力的农民在城镇乞讨。若被发现,第一次将罚款并且套上足枷。第二次则要被扣押到监狱中服刑。”再比如,亨利八世在1530年就规定了,“凡是年老的没有劳动力的乞丐,务必向政府申请乞讨特许证之后才可以行乞。”
18到19世纪经过改良的英国济贫院
这种对社会问题采取堵塞而并非疏导的方式往往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亨利八世执政时期,共有七万多名小盗贼因罪而被处死。在伊丽莎白时代,据说每年在绞刑架上都要绞死300到400人。因为恐惧和无奈而发生的流民哄抢食物、聚众斗殴等事件层出不穷。
文史君说:
到16世纪末期和17世纪初,英国政府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在此期间,分布在各地的修道院和基督教会起到了政府所无暇顾及的救助作用。修道院常常会将吃不完的余粮发散给穷人,有时还为他们安置没有劳动力的亲属。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曾经在议会上演讲,认为圈地给农民造成的严重后果必须由政府来负责。还有一些议员提出了“消灭乞丐”、“创立济贫院”等等措施。这说明,随着时代的演进和英国工业的发展,关于“自足地”和“生产地”的矛盾逐渐趋于平缓,统治者也开始乐意将这种矛盾摆在公开的场合加以解决。英国的流民问题在政府接手救济之后就趋于好转。直到今日,英国还在以福利国家的身份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之上。这也佐证了英国政府在不断向“民生政府”的角色上的倾斜和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