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所述
导语：说起中国封建 社会 盘踞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是不得不提的一个，它是第一个在草原上建立起来的游牧帝国，是第一个将触角延伸到中华文明发展核心地带的游牧民族，是第一个向中国的封建正统王朝发起挑战的外族政权，同时也开启了北方游牧民族同中原王朝共同繁衍生息、繁荣发展的态势。
匈奴第一次被写入到 历史 文献中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这个草原民族就已经和中原地区建立起了联系。《史记》中记载匈奴第一代单于是头曼，头曼单于和中国第一个帝王秦始皇同处一个时代，在秦始皇愤扫六合的时候，匈奴在头曼的带领下逐步正走向壮大。
在中原各国疲于奔命、相互攻伐之时，匈奴经常趁机南下骚扰、掠夺，一度占领河套地区，打通了通向中原地区的门户，对当时的秦国造成极大的威胁。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面对盘踞在北方早已形成规模的匈奴，秦始皇决定“北击匈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命蒙恬领兵三十万大举进攻匈奴并收取“河南地”，迫使匈奴向北退却七百余里。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这样记载：
在收复边疆地区后，秦始皇为加强边备，把原先燕、赵、秦三国在北方用来抵御匈奴而修筑的长城连接在一起，征调数万民夫重新整修，最终，修筑起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绵延万余里的“万里长城”。同时，秦始皇命蒙恬坐镇上郡(今陕西榆林县东南)，驻守边疆。秦始皇有效的军事打击和积极的防御取得了显著效果，秦军“威震匈奴”，匈奴单于头曼“不胜秦，北纵"，"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
对于秦始皇的用兵匈奴和修筑长城之举，后人也给予了或褒或贬的评论。在秦亡后数十年，汉文帝时期的晁错曾这样评价：“ 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杨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胡功未立而天下乱 。”他认为秦始皇出击匈奴并不是为守卫边疆救民于难，而是为了扩大领域，反而陷民于水火中，是造成 社会 大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样，后世对于万里长城的修建更是饱有非议，将其视为浪费民力、物力，造成秦末人民苦难的直接原因。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悠久 历史 的见证。自矗立之日起，它就对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且自秦始，以长城为界，将中华文明自然地分成了北方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两种文明发展态势。
然，纵秦强极一时，奈何秦始皇频施暴政，激发民愤。在秦始皇死后，发动沙丘政变夺权的赵高立秦二世为帝继续施行暴政，终于导致了秦的速亡。继而直接引起了秦末风起云涌的农民大起义，而匈奴则利用此机会恢复生机，又一次强大起来。
这一次带领匈奴强盛的人物是头曼的儿子，冒顿单于。在秦始皇死后的第二年，冒顿杀父自立，并随之建立起了强大的匈奴帝国，如果说秦始皇是千古一帝的话，那冒顿单于也相当于匈奴的千古一帝。
秦亡而汉立，经过腥风血雨洗礼的刘邦建立了汉王朝。自刘邦开始，又历惠帝、文帝和景帝四世将近70年的时间，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为西汉初期。这段时期是匈奴迅速发展并强大的时期，雄才大略的冒顿单于将匈奴发展到了最盛。这无疑给刚建立起来的西汉政权以极大的外在威胁和压力。
在经历了秦末大农民起义和楚汉之争后，中原地区的经济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新建的西汉政府面对的是残破不堪的 社会 局面。人口数量急剧减少， 社会 生产力严重衰退，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汉书·食货志》这样记载西汉建立初的景象：
平民百姓生活困苦，竟不得已卖儿女来求生存；就连皇帝出行都无法找到同种颜色的四匹马，文武官员更是只能乘坐牛车。由此可见，当时的 社会 境况是多么糟糕。 社会 经济的发展如此不堪已使西汉统治者头疼不已，而在政权建立过程中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而分封的异姓诸侯王的势力逐渐形成的地方割据政权也不断与西汉朝廷对抗，反叛此起彼伏，更使西汉统治者分身乏术。此时对于北方的匈奴，更再也无心、无力应对。
反观此时的匈奴却是异常强盛。冒顿自立为单于后，对士兵严加训练，建立起了一整套国家机构。匈奴迅速发展强大，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在冒顿单于的指挥下，匈奴人四处扩张，不断征服周边的弱小民族，乌桓、羌族、鲜卑、乌孙以及西域各国都先后沦为匈奴的藩属国。
《后汉书·西羌传》这样概括匈奴此时的声威： “至于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
就在中原楚汉相争、内部混乱之时，匈奴又乘机重新攻占了秦始皇时收复的河套地区，控制了整个北方草原。匈奴已经成为了中国北方一股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时刻对贫弱的中原汉王朝虎视眈眈，威胁着北部边疆的安全和稳定。
为了防御匈奴的南进，刘邦曾派韩王信坐镇晋阳，守卫太原以北之地。公元前201年，匈奴围攻韩王信于马邑(今山西朔县)，韩王信投降匈奴。随后，匈奴引兵南下进犯太原至晋阳。为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汉政权，汉高祖决定给予回击。第二年，刘邦亲率大军三十万出击匈奴。
在前期的攻势中，汉军节节胜利，使得刘邦麻痹大意，结果中计被围困在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未得逃脱。最后刘邦采用陈平之计 “使使间厚遗阏氏 （冒顿妻） ” ，方得解困。此次与匈奴的交战，宣告了汉朝对匈奴武力政策的失败，也使刘邦认识到西汉在军事力量上短时间内是无法对抗匈奴的。
面对匈奴的咄咄逼人，刘邦深感无策，深知刘邦心思的大臣刘敬（娄敬）对当时的形势作出了精辟的分析： “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之。”
因此，在他的建议下，刘邦笃定了“和亲”之策。为此，刘敬和刘邦之间还流传有一段著名的关于和亲的对论，《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这样记载刘敬的这番千古对论：
在听完刘敬的这番言论后，汉高祖刘邦深以为然，欣然接受了刘敬的建议，派他前往匈奴缔结“和亲”之约。在刘敬的陈述和游说下，汉匈双方约定： 汉匈约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汉朝嫁公主于匈奴单于，此“公主”多为册封，并非真正皇帝之女；每年赠送大量的絮、缯、酒、食物等财物；以长城为界，”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另外，双方要“通关市”，进行贸易往来。
此后直到武帝即位之初，西汉仍一直奉行和亲政策，成为西汉初期对匈奴的主要政策。
关于这段时间的频繁和亲，史料文献中也留有记载：
（1）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汉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与冒顿单于。
（2）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汉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与冒顿单于。
（3）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匈奴老上单于初立，汉以诸侯王之女嫁于老上单于。
（4）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汉以宗室女 翁主 嫁与老上单于。
（5）文帝后元四年(公元前161年)，匈奴军臣单于继位，汉复与匈奴和亲。
（6）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汉遣御史大夫翟青至代下与匈奴和亲。
（7）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汉以宗室女嫁与军臣单于。
（8）景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52年)，汉武帝胞妹、汉景帝的二女儿远嫁匈奴，为汉朝第一位真正和亲的公主，并通关市。
（9）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初，奉行和亲约定，开通关市贸易。
（10）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许和亲”，“饰子女以配军臣单于。”
西汉初期的历代统治者之所以能够数十年忍辱负重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主要是因为 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 ，汉弱匈强的局面一时之间难以扭转。实践也证明了此时的汉王朝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制服匈奴是行不通的，因而不得已采取了嫁公主、送财物、开关市这样妥协的和亲政策。其目的就是要以公主的远嫁和大量的财富满足匈奴的贪欲，使其停干戈从而换取安定的边疆环境。
从另一方面来看，"和亲"是符合当时的实际形势的。西汉这边，政权初立，新生政权的稳固和 社会 经济的恢复才是更需要西汉政府投入大量精力来面对的。刘邦建国初采用 黄老思想、无为而治 的治国理念从 历史 上看就是非常正确的发展国策，后来的文景二帝王也同样采取休 养生 息的政策来恢复国力。在发展 社会 经济的同时，刘邦也在马不停蹄地铲除各地的异姓王势力，刘邦之后，文景时期又出现了同姓王诸侯势力的膨胀，甚至最后酿成 “七国之乱” ，削藩又成了西汉政府面对的重大问题。
所以，不管是政权的稳固还是 社会 经济的发展都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来完成，一代君王完成不了，就需要两代君王甚至三代君王才能彻底消除帝国的隐患。 和亲政策的采取既给了汉王朝休 养生 息这一国策施行的时间，同时避免了边境地区陷入战乱 ，它对西汉 社会 秩序的稳定，经济的稳步发展，军事力量的逐步提高和中央集权的巩固都起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匈奴这边呢，和亲政策的施行以及因和亲而带来的大量的物质财富使匈奴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促进了本国国内 社会 经济的发展。
匈奴是游牧民族，农业经济主要是以畜牧业为主，但是由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的落后，难以促进生产关系的转变，和亲带来的大量生活用品可以直接填充本国物质的匮乏，同时和亲的附带条件 互通关市 也为匈奴人民将大量的牲畜和毛皮产品与汉朝边境人民进行交换和买卖提供了条件和场所。匈奴与汉族人民的经济来往和物品交换可以充分补充匈奴人的生活所需，在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促进了生产关系的转变。
贾谊的《新书·匈奴》中这样描写汉匈关市的景象： “大每一关，屠沽者、卖饭食者、美臛炙膹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则胡人着于长城下矣。”
这番繁荣的贸易景象中可以看出汉朝和匈奴人民之间经济往来的频繁和密切，这也是汉匈之间采取和亲政策的最客观的效果。此外，匈奴与汉朝之间和亲也扩大匈奴的政治影响，提高它在周边各族尤其是在西域诸国的威望。因此，和亲给匈奴所带来的实惠是最直接受用的，既有中原公主的“下嫁”，又可获赠大批财物。
然而需要明白的是，和亲虽然暂时缓和了匈奴南侵的势头，使冒顿“止干戈”，且“边无大寇”，客观上也使得西汉初期休 养生 息的政策得以平稳实施。 但和亲并没有达到像西汉王朝所预期的那样“子婿不攻翁父，外孙不攻大父，和顺如一家，最终匈奴归顺称臣”的理想效果 。
对匈奴的统治者来讲，他们并不注重西汉政府送出的是宗室女还是真正的公主，他们更看重的是能从和亲中获得多少经济和政治的利益。和亲已经成为匈奴从西汉王朝获取财富的一种手段和实现与汉朝通关贸易目的的一种途径。所以，和亲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来自匈奴的威胁，改变匈奴南侵的态势，更不能阻挡匈奴马蹄的南进。 事实上也是如此，自与汉结“和亲”以来，不管是冒顿单于还是后继任的老上单于，或是 军臣 单于，他们从未停止过对西汉王朝的侵扰。
汉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匈奴连犯狄道；汉文帝时，匈奴不断侵犯边塞；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入河南地，侵犯上郡，杀略吏民”；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率14万大军进犯朝那、萧关，掳掠大量人口畜产，基至直接威胁到了长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杀掠基众，烽火直逼长安。同样，汉景帝在位时，匈奴又屡次入侵燕、上郡、雁门等地。
匈奴这样破坏和亲的军事行动其实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有莫大的关系。 “匈奴处北地，寒气早降” ，漠北地区经常发生干旱、严寒与暴风雨雪等自然灾害，给匈奴人的游牧生活和畜牧生产造成巨大的损害，为了生存和发展，匈奴人不断地四处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与获取财富的途径。富饶的漠南及中原广大地区，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匈奴攻击的对象。即使是在和亲期间，匈奴也没有完全停止过南侵，以致于汉朝 “西边北边之郡，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
针对匈奴的屡次背信弃义和频繁南下侵犯，汉文帝时期的贾谊反对再与匈奴和亲。他认为和亲是向匈奴纳贡，以皇帝的九五之尊而“为戎人诸侯”，“是臣下之礼也。”而且以汉王朝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的匈奴，“甚为执事者羞之。”虽然并没有取消和亲政策，文景时期西汉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防御措施。
首先，采取徙民实边的措施。西汉政府迁徙百姓于边疆屯田戍边，同时采取了一些鼓励政策吸引更多的人迁移到边塞定居，屯田筑城。对他们进行训练， 建立起一套兵民合一的戍边防御体系。
其次，采取入粟于边的政策。西汉政府将内地的粮食大批地运往边塞，供应新安置的边民和守边的将士。为保证边塞地区有充足的粮食，政府还规定“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这充分调动了人们交纳和转运粮食的积极性。
此外，西汉政府大力提倡和鼓励民间养马，在西北边郡设立了三十多个马苑专门进行养马， 充足的马匹满足军队的需要，也为汉朝骑兵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这些边防措施的实行，虽然耗去了汉王朝大量的人力、财力，但是却大大增强了北方边塞的防御能力。
可以说文景时期的一系列措施极大地巩固了西汉王朝的统治，正是这一时期对匈奴防御政策的加强，才使得匈奴只敢“小入盗边”，终景帝一朝，汉朝边境从“无大寇”，这也为之后汉武帝反击匈奴开创强极一时的大汉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