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归隐的诗人有哪些

中国历代隐士，大抵可分为十种： 　　
其一，真隐、全隐。 　　
如晋宋间的宋炳，元代的吴镇等，从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也不和官方打交道。 　　
其二，先官后隐。 　　
这种一般都是社会太黑暗，官场太腐败，士人不堪，辞官隐居，如陶渊明，《晋书》、《宋书》、《南史》三史中均称之为“隐逸”。明代的文徵明，只在京城当了一年翰林，便安心隐居至死。 　　
其三，半官半隐。 　　
如王维，开始做官，后来害怕了，但如果辞官隐居又没有薪水，生活没有保障，于是虽做官，却不问政事，实际上过着隐居生活。这类人从名义上不能算做隐士，但却大有隐逸思想。 　　
其四，忽官忽隐。 　　
如元末明初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朝廷征召，或形式有利，又出来做官，做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　
其五，假隐。 　　
如明代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家”。 　　
其六，名隐实官，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
这种人身为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　
其七，以隐求官。 　　
如唐代卢藏用。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记载，卢藏用考中进士，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果然以高官被聘，授官左拾遗。后来，另一隐士司马承祯亦被征召而坚持不仕，欲归山。卢藏用送之，指终南山云：“此中大有嘉处。”这就是后来的“终南捷径”。
用这种隐居手段已求高官者，实非真正的隐士。 　　
其八，无奈而隐。 　　
此类人实际上最热心于时局，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他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 　　
其九，真隐而仕。 　　
此类隐士在隐居时基本上都是真隐，但当时机来临时就出山，没有时机就隐下去。如殷商时的伊尹，商周时的姜尚，元末的刘基，名气最大的当属诸葛亮。 　　
其十，所谓“隐于朝”。 　　
这种人身为官但思想已隐，做官不问政事，“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实际上对国家危害最大。名为“大隐”，实为大患。 　　
中国士人隐居，多是因为社会的黑暗动乱，如魏晋之际出现了“竹林七贤”、“浔阳三隐”，均是因为当时官场的黑暗。他们的个人才能得不到统治阶级的认可，遭受排挤，个人的社会价值无法实现，便愤然远离世俗，归隐山林。但却因此成就了中国隐士文化，使中国历史更具韵味。 　因躲避动乱、因求取安全、因官场失意、因不满现状等原因而归隐的，实际上是对社会放弃责任，寻求自我安逸的人生态度，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老子、庄子、鬼谷子、陈抟这样的人，是真真正正的隐士，普通的失意文人隐士们，都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大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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