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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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学的产生

我国的秘书工作源远流长，欲寻溯其源头，必须先明辨秘书工作赖以产生的条件是什么？产生秘书工作的标志是什么？
文书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文字材料，它只有在文字出现后才得以产生。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制出楔型文字后，才产生了泥版文书，尼罗河畔的古代埃及人创制出图形文字后，才产生了纸草文书。各文明古国的进化史都证实了这一点。
领导部门是人类结成了社会组织，有了管理、指挥它的人员后形成的。社会组织的领导部门为了颁布命令、制订规章制度、记录事件，以实施管理，需要制作文书！由此产生了公务文书。公务文书需要有人拟制、处理、保管，由此产生了秘书人员和秘书工作。所以，秘书工作的产生必须具有两个条件：文字和有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
人类早期的社会组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的产生而演进为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统治者为了发号施令，管理国家，必须使用文书，这就产生了国家公务文书（我们称它为官方文书）。由于管理国家比管理人类早期的社会组织要复杂得多，因此，秘书人员出现了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分工，进而设置了秘书工作机构，并逐步形成了秘书工作制度。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说：“生产的继续发展，阶级的出现，文字的出现，国家的产生，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这就是说，国家公务文书和国家秘书工作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有了文字，出现了国家。
弄清了上述两个条件后，秘书工作产生的标志也就不言而喻了--公务文书和秘书人员，由于公务文书必定由秘书人员拟制、处理、保管，所以，只要具备了其中之一，就可视作秘书工作起始的标志。因此，探寻秘书工作的起源，必须从追溯文字的出现和有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及国家的出现入手，在这两个条件都具备的时期，一旦发现有公务文书或秘书人员，就能判定这是秘书工作的启端。
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成熟的文字是距今约三千年的殷商甲骨文。但是，它并非我国文字的源头。而且，已发现的甲骨文字有五千多个，如此成熟的文字，势必是经过长期演化而成的。
我国文字的源头当是距今约六千年的仰韶文化中的原始陶文，在此后的三千年间，经历了萌芽、创制、演进、发展为殷商甲骨文的漫长过程，伏羲造字、仓颉造字、大汶口文化的陶文、谷封王城岗遗址中的陶文，分别标志着原始文字进化过程中的一个个跃进阶段。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先民已经使用这些原始文字，制作简陋的文书了。
从对文字发端和演进的考察中，可以知道，早在殷商甲骨文产生以前的三干年间，我国秘书工作赖以产生的一个条件--文字，已经具备。
以下让我们再来考察另一个条件--有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的出现。
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是原始人群。但是，原始人群的组织结构极其简单，其成员只是共同劳动、共同享用劳动成果以谋生存，尚无发号施令的领导者，也无文字，不具备秘书工作产生的条件。
原始人群经过几十万年漫长岁月的发展，形成了以血统关系组成的比较稳定的社会组织，即氏族公社。马克思说：一切“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管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6页）。
氏族为了保证其社会劳动和生活的正常进行，需要建立一定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是通过推选出来的首领实施管理而形成的。 氏族结成部落，部落又联合成部落联盟。我国部落联盟的昌盛阶段起始于距今约四千五百年的黄帝时代。当时生产发展门类增多，公共管理事务趋于复杂。为了适应管理的需要，黄帝设置了官职，即“六相”，分管各方面工作，由此形成了部落联盟的领导部门，黄帝成为此领导部门中的核心人物。随着部落联盟活动区域的扩大、人口的增加、事务的增多，首领仅靠语言已难以实施管理。因为，以语言所发出的信息难以准确、及时地传遍整个部落联盟；一些重要的约定、经验、大事也难以依靠语言而准确、长久留存下去，语言在空间上不能“传于异地”、在时间上不能“传于异时”的局限性影响了管理，必须运用文字，借助书面材料以代替语言，才能实施管理。这样，公务文书就应运而生，秘书工作也随之启端。
从对上古社会组织进化的考察中，可知在部落联盟昌盛时期，两个条件均已具备，因此，从理论上而言，这一时期是我国秘书工作的起源阶段。以下，让我们从古籍记载和考古发现来寻觅有否秘书工作产生的标志出现。
我国部落联盟的昌盛阶段约自黄帝起，至夏朝建立迄，经历了数百年之久。
黄帝时期相当于距今约四千五百年至四千四百年间的龙山文化晚期，这一时期已出现不少陶文，如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与此年代相近的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杭州良渚遗址等都发现有陶文，这些陶文已经是有形可识，有义可辨，能被释读。先秦诸子著作中说仓颉“作书”、“好书”。《苟子·解蔽篇》还说，当时，“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说明在迫切需要以文字代替语言的形势下，黄帝时期，仓颉等不少人对各部落的原始文字再一次搜集、整理、划一，使之有了重大改进，并作为全部落联盟的通用文字，有可能运用它来创制公务文书了。上述陶文可能就是这类通用文字。
古籍记载，黄帝除了设立六相以外，还设置有史官，陪侍于黄帝身边，掌记录言行，拟制文书，汇编成册，以备忘、信守。“史官”这一名称始见于商，黄帝设史官，可能是后人将当时的官职套用于黄帝时期，但这类人员的出现，标志着秘书人员的诞生。黄帝的史官有仓颉、沮诵、孔甲等多人。
仓颉，又称苍颉，他在整理、改进原始文字上作出了重要贡献，遂被后人尊为文字始祖而流芳百世。到了汉朝，司马迁、班固在《史记》、《汉书·古今人表》中说他是黄帝的史官，执掌记录言行。后人又有将他说成是左史，按《礼记·玉藻》：“左史记动，右史记言”的解释，说他偏重于记事。沮诵是黄帝的右史，《书史会要》说他与仓颉一起创制书契，并“纪纲万事，垂法主制”。《汉书·田蚣列传》》载，孔甲是黄帝史官，《归言集》说他“主书史之流”、“执青纂记”。
这些史官是如何选拔出来的呢？《礼记·大同》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部落联盟的昌盛时期，尚未产生阶级和阶级压迫，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因而，选用公务人员的标准是唯贤是举、唯才是举。“贤”即肯热心为大众办事、正直公道；“才”即能读写原始文字，具有社会、宗教、天文、历法、记时等知识，是当时最高的文化程度，史官就是从这类德才兼备者中选拔出来的。他们作为首领的助手，除从事文字工作外，还起咨询作用，而这种咨询作用是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的。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许多自然、社会现象无法解释，认为一切活动都由天在操纵。史官由于掌握了当时最高的文化知识，又陪侍于首领身边，遂成为天意的解释者，被视为是天和人交往的使者。史官的出现，就是秘书工作起源的一个标志。
传说黄帝时期及其前后已有不少文书，并被汇编成籍。据前所述，黄帝以前首领以语言发布指令，故产生文书的可能性不大。《后汉书·祭扫志》载“自五帝始有书契”，司马迁云：“百家言黄帝”，因此，黄帝时期出现公务文书有可信之处。《周礼·春官》中有属臣外史，专掌保管三皇五帝之书，可能至周时尚有黄帝时期的文书传世。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典籍有：“三坟、五典、人索、九丘”，简称坟典，是传说中我国最古的典籍。“三坟”为三是所作，“五典”为五帝所作、据说后世不少人读过这些书。《左传·昭公十二年条》载，春秋时楚国史官倚相就能读懂这些书，为此深得楚灵王赞赏，誉其为“良史”。宋人所制《三坟书》，将其中的《乾坤篇》作为黄帝时的典籍。
此外，传说黄帝命大挠作甲子以记时日，命容成制历法以定农时，命隶首作算数。黄帝时祖国医学已有初步成就，黄帝就医术咨询于歧伯，一问一答，有人将之记录下来，成为最早的医学著作，称《黄帝内经》。这些都是先民对自然科学成果的总结，是传说中最早的科技档案，古时候的历法是安排农时的依据，其实是一年中日常工作的计划，具有文书性质。
这样，秘书工作产生的又一标志--文书也出现了。
综上所述，黄帝时期文字有了重要改进，并被使用，文书和秘书人员这两个标志已出现，所以，它可被视作我国秘书工作的启端。
我国的国家秘书工作启端于何时呢？
关于我国国家形成的时间，众说纷坛，概括起来，有以下六说：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尧舜时期、夏、商和西周。多数学者认为距今约二干一百年建立的夏朝是我国国家的起始，也很有可能在夏以前。
从考古成果来看，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陶文，就其形体结构而言，已较大汶口发现的陶文前进了一大步，它已经是真正的文字，它上承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陶文，下启殷商甲骨文，其产生时间正处于夏代，因此，可以推断，夏代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字。
从古籍记载来看，夏王成为最高统治者，划统治区域为九州，分官设治，王以下有六卿分掌各方面事务，称“六事之人”，还有牧正、庖正、车正等官，并设立了贡赋制，又设置了军队，制定了刑法（即“禹刑”）、修造了监狱，即“夏台”，也称“钧台”，对奴隶和平民实行专政。这样，部落联盟时期管理公共事务的领导部门就转变为实行阶级压迫的、简单的国家机器。
因此，夏代，国家秘书工作产生的两个条件已经具备。
唐张怀《书断》云：“大道衰而有书，利害萌而有契。”随着阶级压迫的产生，国家公务文书在夏代出现了。由于夏是废除禅让制而建立的，面临着各种反抗，战争频繁，因此。夏代的公务文书都是讨伐敌人的军事动员令。
《尚书》中的《甘誓》，是夏开国国王启讨伐有扈氏时发布的檄文。《史记·夏本纪》云：“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启之子钟康在位时，掌管天时历象的官员羲和沉徊于酒乐，荒废职守，仲康命胤侯带兵征讨，行前作《胤征》，宣布羲和罪状，《胤征》也收录于《尚书》。这些以夏王名义发布的命令，都有相同的格式，都是先谴责敌方违逆天命，己方秉承天意予以剿灭，将讨伐神圣化、合法化，最后激励将土奋勇作战，用命者赏，违命而贪生怕死者严惩。它们既有公文名称“誓”、“征”，又完整地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图，已经是一种比较规范的公文文体。
《论语·八*》中孔子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把为附属小国，文献不足，孔子无法修其史，而夏礼他能“言之”，能顺利修其史。说明孔子时有关夏朝或直接属夏朝的文件档案不少，这些当是夏朝的官方文书。
这些文书当由史官拟制，蒋伯潜在《十三经概论·尚书概论》中就认为，《尧典》“为夏代作史者所追记。”《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夏桀荒淫昏暴，国危在即，太史令终古取出宫藏“图法”展示于桀，对桀哭谏。“图法”当是国家的重要典志、档案，太史令终古则是收藏、保管和利用这些典志、档案的秘书官员。桀执迷不悟，终古携图法投奔商汤。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文书档案关系到国家的存亡，秘书工作地位重要。也说明进入奴隶社会后，我国秘书工作者的鼻祖--史官，已开始将文书、档案工作作为重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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